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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8-10-20 05:01 PM | 只看該作者

何清涟：《中国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

中国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
――中国统治手段非正当化趋势研究目录
公仔箱論壇1 T; G+ A  O. u$ G! G* w
前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政治的黑社会化公仔箱論壇! i* M  C! x, I: ~  L! E
公仔箱論壇$ q0 O+ J# o2 \* Z( e9 b
第一章中国黑社会组织概况
      一、中国黑社会兴起概述
      二、黑社会组织类型tvb now,tvbnow,bttvb5 a! g, N" n' l# X3 B# Y
      三、中国黑社会组织的分布状态与组织特点
      四、黑社会势力向中国政治领域的渗透 tvb now,tvbnow,bttvb5 t% y: ~% }. Z" s" E
; r* ~0 ]! }5 B+ o
第二章中国政治黑社会化的制度环境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9 o* }. _' c+ Q9 ?/ }$ _! h
      一、黑社会组织大量产生的温床：中国的社会结构紧张公仔箱論壇& I7 b* q9 q/ ?3 X
      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流动为黑社会滋生创造了条件tvb now,tvbnow,bttvb* s+ p0 l: A: e* E$ ?' |
      三、中国政治黑社会化的原因――保护主义政治
      四、警界成为黑社会组织保护伞集中之地tvb now,tvbnow,bttvb# m# F$ O8 H" Q; N2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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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政府行为黑社会化9 P0 `6 s  z0 A( K( D# O
      一、黑社会势力渗透政府部门" r6 I5 R% C% A* p" V7 V6 b0 {4 T+ p
      二、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官场% B; z" `6 o, p: T
      三、政府官员在黑色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 |) g8 H  X" i5 T
      四、政治保护：中国黑社会组织介入经济活动的通道

第四章黑社会组织如何介入经济活动9 D# A7 J) M, r
      一、黑社会组织的经济特征：依仗权力与暴力垄断市场
      二、垄断赌博、娱乐、走私等非法产业
      三、依靠政治保护关系，非法经营“合法产业”
      四、零资本起家& C5 Y/ o( E7 J% i& a) s7 t- q

第五章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对中国人权的严重侵犯6 U) M) y+ x' M% O& ]
      一、九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人权受侵害的核心：土地与住房权利9 e( b  W0 z, q" x+ A$ O; T3 ]
      二、旧城拆迁：城市拆迁户的噩梦tvb now,tvbnow,bttvb* ?9 v, @; o% f
      三、被褫夺土地与家园的农民tvb now,tvbnow,bttvb& _) K# b- E2 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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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政府行为黑社会化与社会结构的非正义性

作者说明：
本研究报告现在正在译成英文，第五章的中文与结语获中国人权授权由《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秋季号〗先行刊发），本处只能先发布前言与目录。

（备注）本书内容来自何清涟的个人网站，版权归著者所有，本书只供网友学习交流之用，本书第一章文字无法找到故付阙如，第二三四章并为“当代中国“官”“黑”之间的政治保护关系”一文，第五章与结语并为“国家角色的嬗变：政府作为的非正当化趋势分析”一文，合并之文乃作者自行编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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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8-10-20 05:02 PM | 只看該作者

前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政治的黑社会化

从2004年以来，国际社会已经观察到中国政治的一大嬗变：在对各种维权活动与维权人士的镇压当中，中国政府不仅使用严厉的政治暴力，还大量借助黑社会组织与使用黑社会暴力手段。面对如此堕落的政府行为，国际社会除了表示抗议之外，还来不及做出更深刻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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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政治嬗变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笔者曾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夏季号）一文中指出，早在90年代末期，中国政治已经出现了三大同步发生的变化，即公共权力的私人化、政治暴力的合法化与普遍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

那么，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与中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又有什么关系？对这一点，至今还缺乏与之相关的系统研究。要理清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一政治嬗变的脉络，还得回到中国黑社会组织这一研究上来，只有理解了黑社会组织对中国政治的日渐渗透，才能理解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一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z4 L  F7 S) t- y

有关中国存在黑社会组织，以及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点，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曾涉及过，《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出版）的第10章就专门讨论黑社会组织的兴起及其社会影响。现在中国已经出版了不少研究黑社会组织的专著，也有不少专门研究中国黑社会组织的专家。但由于中国并无真正的的学术自由，这些有关黑社会的研究严重滞后于中国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发展，甚至远远落后于媒体报道。比如媒体已经大量揭露黑社会组织对中国经济与政治领域的严重渗透，中国的学术界还在探讨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组织。而学术界做这种“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组织”的探讨，[1]仅仅是因为中国政府至今只肯承认中国出现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2]决不愿意承认中国有“黑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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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国际犯罪研究专家对现代黑社会组织的特点已经形成了共识，以此来衡量中国的黑社会犯罪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五大特点如下：一是有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庞大的犯罪组织与经费来源；二是集团内部有独特的行为、生活方式与准则，整个黑社会可视为一个亚文化群；三是集团的活动一般处于秘密状态之中，但在一定条件下有时能公开；四是集团之间犯罪活动有行业与地域的区别；五是集团行为与活动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寄生性和反社会性。以这个标准来观照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应该说，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已经出现了黑社会组织，而90年代则是黑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时期。

随着黑社会势力与地方政府官员的结盟，中国政治已出现了严重的黑社会化趋势，这一趋势在基层政权的行政作为中尤其明显。在不少地区，由政府官员庇护的黑社会组织不仅代行部分政府职能，还垄断了当地的一些重要经济行业，其权势之大，被当地人称之为“第二政府”。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对付失地农民及城市拆迁户的反抗，更是有意利用黑社会组织充当打手，将这些民众置于绝望境地。有的地方政府，更是与黑社会组织唱双簧，压制民众反抗，如河北定州市政府在绳油村征地事件中，广东省番禺地方政府在太石村村民罢免村官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很能说明地方政府黑社会化的趋势。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各地地方政府借助黑社会组织强拆民居，以及在农村强行圈占农民耕地，更是黑社会组织特具的掠夺性、寄生性与反社会性的集中表现。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O$ C% I2 F9 g- P1 C
1 `- T; O9 q' S+ S
为了让人们了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主要危险，本研究报告主要研究黑社会组织如何在官员的庇护下垄断经济行业，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以及中国政府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而政府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在中国的主要表征就是：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暴力合法化与普遍化。这种政治嬗变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当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神话破产之后，依靠枪杆子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后只能借助暴力维持政权。tvb now,tvbnow,bttvb# w0 U6 a- ]* U' Z, I8 q
# H  f5 S9 l- I; p- f
中国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为政治学与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研究课题。其他国家的黑社会组织与政府官员的勾结主要限于警察与司法部门，其活动范围也主要限于黑社会组织从事的特殊经济活动；而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与政府官员的勾结几乎遍及党务、政务、金融、司法、土地管理、工商、税务等一切部门，其经济活动范围也较其它国家宽广得多。而黑社会价值观念对官场文化的渗透，更成为中国政府统治手段非正当化的理念支撑――这是一种潜价值观，即从来不公开宣扬，但私下里却支配着许多人行为的价值理念。/ ?# ]0 Z$ N/ F! e9 o1 |' l! D

只有理解了以政府行为黑社会化为特征的统治手段非正当化，才能理解现阶段在非正义的制度压迫下，中国民众的人权状态处于何种无望状态：政治上，中国老百姓处于彻底的无权状态，面对层层官吏的压迫而无力抗争；在社会生活中，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使得法律规定的社会秩序流于虚文，人民面对黑社会的暴力肆虐唯有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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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邱格屏：“‘黑社会组织’的性质界定与辨析”，《当代中国研究》【美】2005年春季号；郭自力，“论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和特征”，《中外法学》, 1998 年第2期；高一飞，“有组织犯罪问题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出版。 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x$ q/ Z  c2 L4 n+ J2 L; e
[2] 根据中国最高法院2000年12月5日发布的《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四个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比较严格的组织纪律；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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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8-10-20 05:02 PM | 只看該作者

当代中国“官”“黑”之间的政治保护关系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为“中国人权”（纽约）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中国统治手段非正当化趋势研究》的第二、三、四章，经“中国人权”授权本刊首发。作者根据研究报告原稿作了篇幅调整。公仔箱論壇( w( H! n0 q9 ?- t
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1 u9 @+ Q# C; E3 P- U+ l; l
近20年多年来，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从无到有并逐渐兴盛，得益于它们与政府官员之间形成的“保护主义”政治关系。黑社会组织除了与警界及司法界建立关系网之外，不少政府官员（工商、税收等部门）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这些官员们在政府内部也因为共同利害关系而互相支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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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会成为黑社会产生的沃土？研究者通常所持的解释主要是两点，其一是中国长期以来就有秘密会社（即黑社会）的传统；其二是因为中国底层社会成员过于庞大。这两点能够解释当代中国黑社会组织兴盛的历史文化与现实背景，却未能解释中国黑社会渴慕政治权力的特点，以及黑社会势力为何能得到政府官员的大力庇护。与其他国家的黑社会相比，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与官员结盟所涉及的领域要宽广得多，而且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并不满足于依靠官员的庇护获得金钱，它们更喜欢在民间使用权力并炫耀权力，一些黑社会头目除了拥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荣誉性政治衔头之外，还为自己谋求官职，以至不少黑社会组织在当地被称为“第二政府”。 5.39.217.76, n9 h& {  p9 v: I& l) Z& @3 F
5.39.217.764 ^2 X0 T# ]' n. _7 L' @# H$ N
笔者认为，以往的研究者未曾触及两个原因：其一，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近20年来突然兴盛起来，与中国的社会结构特点有直接关系。中国社会在现代以前是个“倒T字型”结构。经历过20多年“改革开放”现代化历程之后，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这一社会结构并未改变，在城市社会中则出现了“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及少量中产阶级。从城乡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社会结构仍然是一种“倒T字形”结构，非常容易产生“结构性紧张”（Structural Strain）。中国之所以易于成为黑社会组织滋生的沃土，可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中得到解释。其二，中国特色的“保护主义”政治关系有助于黑社会组织与政府官员形成利益结合。这种非制度化的保护主义政治关系既存在于政府的科层组织之中，也存在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之中。从实际情形来看，在中国政治运作过程中，正式的制度往往流于形式，真正起作用的反而是这种盘根错节的“保护主义”政治关系。公仔箱論壇4 a- U7 a* |+ X3 `
6 e' }' K8 v2 M) ?" ?5 l* t; G  Y
一、黑社会组织产生的温床：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紧张”  5.39.217.769 e9 z9 H7 r3 h5 @3 P

1. 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反社会行为滋生的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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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初，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者李强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他分析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之后，发现目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呈“倒丁字型”，这种社会结构造成了持续的“社会结构紧张”（李强，2005）。李强发现的这个现实不仅否定了许多试图把改革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理想化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他引进了西方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紧张”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出现大量异常现象的原因。可惜的是，这篇文章的重要内涵并未引起国内和西方社会学界中国研究圈应有的重视。本文中，笔者用“倒T字形”来代替他的“倒丁字型”，可能更接近他所描绘的图形。 tvb now,tvbnow,bttvb0 ^7 O; U/ u. ^2 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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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紧张”是社会学解释社会运动生成和集体行为的一种理论。1938年，美国社会学家默顿（Merton）在分析社会的反常状态（Anomie）时提出了“结构性紧张”的概念（Merton，1938）。他认为，社会上出现沉沦或个人颓废等反常状态，是源于“社会结构性紧张”（strains in social structure）。这种结构性紧张的产生与两个因素有关：社会上多数成员普遍存在着一种渴求致富的欲望，但现行体制许可的获得成功的手段却非常有限，且许多社会群体无法利用这些手段。默顿的这一分析恰巧与中国改革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特征十分近似。一方面，随着中共灌输多年的革命价值观的解体，“发财致富”成了社会上下普遍通行的主流价值观，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在暴富阶层行为的激励示范之下加倍膨胀；另一方面，致富的机会绝大多数被权贵集团所掌握与垄断，尤其是自90年代以来，普通民众连维持生计都十分艰难。正是这种普遍受到激励的“渴望”和现行体制只为权贵集团提供致富机会的现实，产生了“社会结构的紧张”，由此挤压或诱发出一系列反社会行为，而黑社会组织的兴起就是其中的典型现象。这是社会底层成员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中上层社会后所选择的另一种反常的谋生之道。 tvb now,tvbnow,bttvb! G# z6 G/ \+ I" h

2. 庞大的底层社会以及黑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
5.39.217.76+ b+ ~4 u# M* B% z9 U
溯源中国历史，秘密会社最为兴盛的明清两代的社会结构就呈现为“倒T字型”。一位美国学者研究明清历史后发现，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缺少中产阶层的社会，除了庞大的社会底层之外，社会上层按等级构成一根“立柱”，社会阶层的流动只能通过一条异常狭窄的通道──科举制。这位学者关于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状况。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但考诸史实，升官与发财之间其实是有区别的：做官与发财往往联系在一起，而商人虽能致富，但在有抑商传统的中国其法律地位却比较低下。直至清代，当时朝廷为了缓解财政困难，特开捐官一途，让有钱人能出资买官做。由于这条向上流通的通道异常狭窄，许多人根本挤不过去，只能无望地留在社会底层。到了清代乾隆初年，中国人口超过一亿，乾隆中后期就迅速突破三亿大关，人口严重过剩，形成了庞大的流民阶层。由于人口过多与工作机会稀缺，许多社会底层成员迫于生存压力就结成秘密会社（又称江湖帮会，类于现代的黑社会组织），依靠江湖帮会维持生存并藉此获得社会尊重。清代执掌大运河运输的“漕帮”就是这类组织。[1] 这种社会结构历经几百年至今，即使是社会改造实施得最彻底的中共政府，也都未能改变这一“倒T字形”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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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是这种“倒T字形”社会结构，同样存在数量相当庞大的社会底层，为何在毛时代当局能消灭原有的黑社会组织，而且遏止了新的黑社会组织的产生？其原因在于，“倒T字型”社会结构虽然是黑社会组织产生的一个充分条件，但黑社会组织的大量产生还需要一个必要条件，即政府统治无法达到社会边缘与社会夹缝。中国历代王朝虽然也属于专制统治，但政府统治均无法控制社会夹缝，也无法延伸到社会边缘，俗谓“天高皇帝远”即指这种情况。然而，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共建立了控制一切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实行了严格的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度；与此同时，居民外出住宿旅馆必须持有所属单位的介绍信（城市居民出示工作单位介绍信、农民出示生产大队的介绍信）；城乡各地餐饮零售业实行凭粮票才能购买食物的制度（农村居民很难获得粮票，城市居民如未获准兑换全国粮票，则无法用本省粮票到外省购买食品或粮食）。当局通过这些手段实现了对人口流动的严格管制。95％以上的社会成员往往从出生到死亡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不能迁往其它地区。再加上那时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与城市的居委会制度将当局对民众的监控延伸到社会的所有神经末梢，当局又极力鼓励人民（包括亲人）互相监督、检举揭发，时刻留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人们即便外出投奔亲友，都无法定居。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任何外来人进入城市或农村社区，不可能不受注意与监督。在这种严密的监督之下，社会夹缝几乎完全消灭，任何黑社会势力都不可能生存与发展。当时只在中国的云南及边境地区存在着极小部分游离于社会边缘之人。这些人当中，有由于政治原因不见容于原居住地社会的人士；也有因经济原因被迫逃离原居住地的人。他们被迫离开家乡，到边境从事“走私”，包括倒卖当时购买粮食布匹所需要的票证（布票、粮票）等地下经济活动，被官方称为“投机倒把”。他们一旦被抓住，往往被栽上“社会渣滓”（好听一点则为“社会闲散人员”）这一名称，并判刑拘押。在这种异常严密的极权统治下，黑社会组织自然丧失了一切生存条件──这就是毛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结构虽然也呈“倒T字型”结构却无黑社会组织存在的原因。公仔箱論壇! S$ e/ P. f& Y4 f2 o4 _$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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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向上流通管道的梗阻和“结构性紧张”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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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有两个特点。其一是鼓励人们发财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官方宣传鼓励的政策性口号很快就将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引导到以追求财富为人生最高目标的道路上来。其二是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城市居民的流动始于居委会功能的弱化。90年代中国政府曾一度想恢复居委会的功能，但却因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就业制度的松动，使居委会控制辖区内人口的功能大大减弱，因此这一目标未能完全实现。而农村人口的流动始于农民的“离土不离乡”和外出务工。从1982年开始，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在中国每个大中城市的边缘区域都生活着大批既不属于城市社会，也不再属于农村社会的边缘化人口。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社会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从总量上来说，底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但未减少，反而迅速增加。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的向上流通管道曾出现过一段短暂的畅通期。在此期间，因“文革”造成专业人才奇缺，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又急切需要各种专业人才，底层社会成员只要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就可以得到向上流动与升迁的机会。可惜这一生机勃勃的时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到了90年代末期，中国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大学生与研究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逐年增加，底层社会通过读大学而向上流动的机会日见稀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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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的社会结构逐渐成形。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在城市人口中出现了中产阶层，其主体包括在党政事业机关工作的人，还有为数不少的专业技术人员与私营企业主。不少研究者曾把这个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视为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现在看来，他们似乎高估了中国中产阶层扩大的可能性。从20世纪末开始，整个社会向上流通的渠道变得比毛泽东时代更为狭窄──毛时代提供了参军与上大学两条向上升迁的管道，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向上流通的管道只剩下升大学这一条了，何况这条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因大学毕业后就业困难而发生梗阻。与此同时，由于农村人口增加、耕地减少，以及受教育机会的稀缺，底层人口仍然非常庞大。

1994年笔者在发表于《东方》杂志的“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一文里使用了“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一词，此文经修改后成为《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第五章。当时，我用“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描述那种顶层呈尖端状，上层阶级人数很少，中间阶层呈过渡状，而下层阶级数量庞大的社会结构。到了2000年，笔者再次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中使用这个词，将中国城乡人口合计统计，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居于金字塔底层的人口高达社会总人口的83％，中产阶层11％多一点，中上层占4％多，而上层只有1％左右。[3]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将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定义为“金字塔结构”，即城市底层占55%，中层共占27%，高地位群体组占18%（他对城市社会结构的分析未包括庞大的失业下岗人口，如果将这部分人口计算在内，则城市底层的比例将进一步扩大，而中层、上层的比例会相应缩小）；他认为，农村呈“倒丁字形”（倒T字型）社会结构，因为农村社会成员的97%处于底层，即倒T字的那一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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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底层人口如此庞大的现状意味着，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有大量希望向上流动而苦无出路的人存在，大多数受教育程度严重不足的社会底层成员的生存之路极其艰难，他们依靠个人正当努力几乎无法获得往上流动的机会。与此同时，主流文化鼓吹的机会主义价值观念，以及许多“成功人士”那来路不明的“第一桶金”的示范效应，也构成了产生社会“结构性紧张”的动因。对许多急于摆脱生存困境的底层社会成员来说，拉帮结派、互相扶持，通过“走黑道”摆脱生存困境，就成为一种生存选择。而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放松，以及大量游离于社会边缘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就使得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滋生成为可能，而庞大的底层人口则为黑社会组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1 s6 M  r. n: u1 V% G7 x; F4 N$ L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黑社会（有组织犯罪）迅速上升，自1983年开始“严打”，每年全国都要摧毁各种犯罪组织数万个，甚至十多万个。[5] 但是，有组织犯罪并未因此减少，旧的还未消失，新的犯罪组织又滋生并发展起来。从已有案例分析，许多黑社会组织中的一般成员在该组织中从事的都是危险性极大、生命风险很高但报酬偏低的活动。从其动机来说，这些普通成员参与加黑社会组织，更多地带有就业目的。与正常就业不同的是，这种“就业”要求成员付出“血酬”。如吉林省著名的黑帮头子梁旭东（梁本人是警察），其帮内骨干成员均被安排在他属下的各公司任职，每月领取800元至3,000元的工资。与当时劳动力的平均报酬相比，这些黑社会组织成员的薪酬并不算高，然而他们取得薪酬的附加条件却极为严苛，如其成员违反了该帮会的严厉“家规”──即组织的一切活动均需向梁旭东请示汇报豆即剁掉手指或打断双腿。1996年6月，一名成员因违反帮规，被砍掉左手无名指。1997年，一名成员又因违反“家规”被打断双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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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8-10-20 05:04 PM | 只看該作者

二、“中国特色”的保护主义政治与黑社会兴起的关系

上面分析了当代中国黑社会组织滋生的社会背景，本节将专门探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社会现象──“保护主义政治”。本文涉及的“保护主义”（clientelism）主要是指中国的政府官员与黑社会组织之间在“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利益交换关系网内将公共权力私人化，即将权力用于牟取私利。由于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已经深入渗透经济领域，这种公共权力私人化往往能够帮助黑社会组织控制当地的主要经济领域。而这些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与正常企业不同，其经济活动凭借权力与暴力的双重保护，往往带有掠夺与强迫性质，对当地的经济不仅未起促进作用，反而产生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y4 `1 \1 j! ~& m7 c8 Z

1. “保护主义政治”与国家资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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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学研究中，西方学者经常使用“保护主义”这一术语来解释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一些特有的政治现象。这种保护主义关系指在地位、财富和势力上不平等的个人或团体之间为了利益交换而形成的非正式联盟关系，主要存在于规模较小的社群或者地域中。在这一社群或区域里，地位较高的人（即“保护人”）利用其权势及其掌握的资源保护并且施惠于地位较低的人（即“被保护人”），而后者以追随、服务或者上贡作为回报。[7]

在中国，“保护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一直与正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存，二者功能的互补充分体现出华夏大地上现代政治经济制度（无论是极权制度还是威权主义，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化改革）的“中国特色”。美国的社会学者沃德（Andrew Walder）在他1986年出版的著名的《共产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曾分析过改革以前中国国有企业内上下级之间的“保护主义”关系（Walder 1986）。其实，沃德对国有企业内“保护主义”社会关系网络的剖析完全可以应用到对官场以及改革以来官商关系的分析。 5.39.217.763 }' m3 X2 S' b: n; q& V# o+ K7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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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状表明，“保护主义”政治关系不仅仅与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有关，而且与现存的政治制度有关。（谢岳，2005）它奠基于党政部门及其官员掌握权力、而本属于“天赋人权”范围的公民的许多基本政治经济权利被压制的制度环境里。在这样的环境里，民众不仅无法通过制度化管道得到与资源分配相关的机会，而且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遭到官员权力的侵犯。为了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与发展，许多人不得建立和发展“保护主义”的社会关系，从而通过正常制度外的管道得到别人无法获得的机会与资源。 , Z9 X! H1 f T" @8 s

自从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启了“权贵私有化”这条化公共财为私有财的通道以来，中国官场的“保护主义”关系网络不仅服务于“红色贵族”利益集团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易，而且也延伸到商界（包括具有黑社会背景的商界人士）和其他社会群体（包括黑社会组织）之中，成为“红色贵族”通过官商勾结（包括“官黑”勾结）致富的关键纽带。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保护主义政治”沿着两个方向伸展，其一是保护主义政治关系几乎全面覆盖了党政部门，其二是官商关系日益“保护主义”化。沿着这两个方向伸展的保护主义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互相影响。尤其是在近年基层政权黑社会化过程中，这种互相影响非常明显：在邓小平时代，官商（包括官黑）勾结的利益集团还刚开始成形；到了江泽民时代，这些利益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坐大，在党政部门内已形成一层又一层盘根错节的利益保护关系，凡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执行起来非常通畅，而任何不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则形同虚设。这种利益集团影响国家政策的情况可以被概括为利益集团“俘获国家”（Capture State）。 - Y3 {) ?. ?0 I+ r/ {! u4 H- X$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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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政府掌握了一切国家资源，包括土地、矿产、金融、重要战略物质、投资某些行业的审批权，具体掌管这些权力的官员们便成了国家资源的施舍者。于是，在代表国家管理这些资源的政府部门和需要使用这些资源的商界之间，就出现了一种受制度保障的特殊供需关系。拥有分配资源权力的官员不仅是资源的“供方”，还掌握着分配资源和为这些资源定价的权力（在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定价是由市场决定的）。商界作为“需方”，对国家资源的再分配权力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其业务能否发展取决于它们与官场关系的密切程度。与政府部门做生意，从制度转轨过程中赚取部分垄断租金，就成了商人们最佳的经营策略。在这种环境里，企业的赢利主要是国家权力庇护和施舍的结果。“需方”和“供方”之间的寻租活动就形成了官员与企业界的“施惠─受惠”的利益关系网络。 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6 d7 ]! {2 w; O8 O+ D0 D3 g+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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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员与商人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市场准入等制度性障碍是政府官员从事“寻租”活动的便利条件。在中国，许多有稳定赢利的行业至今仍由国家垄断，只有市场竞争极强的行业才对私人经济开放；在可以竞争的行业里，只要有赢利机会，立刻就会出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过度竞争现象。这种过度竞争使得商人之间不得不为获得机会而贿赂官员，而掌握某些行业准入资格审批权的政府官员便有了寻租的机会与空间。对于官员们来说，许多资源（比如审批某行业的市场准入资格）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表现，而是需要通过经营才能变成金钱。例如，煤矿等各种矿产的开采权、土地的开发权、娱乐行业的准入资格等资源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方可获得，而经营者拥有特许的经营权之后方能拥有“下金蛋的母鸡”。这就使官员与商人的结合有了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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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这般的“市场化”过程中，商界人士的致富往往不是通过真正的市场竞争，而是依赖政府（官员）的“施惠”。一旦官员与商界人士建立了比较稳定长远的“施惠─受惠”利益关系，这种关系就开始具有“保护主义”的性质，是“中国特色”的“保护主义”政治从官场向社会内部的延伸，这种延伸链条的一部分就是“官─黑”勾结的“保护主义”关系网。 3 [0 g8 D3 C8 j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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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保护”：中国黑社会组织公司化经营的必要条件

按照犯罪社会学的概念，“黑社会”或“有组织的犯罪活动（Organized Crime）”具有几个特点：其一，涉及非法的服务业或商业活动；其二，为保护自己的活动而收买执法官员；其三，在其活动中采用暴力手段或以暴力手段为掩护。（McCaghy 1976）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也不例外，它们以获得金钱与权力为目标，不少高级形态的黑社会组织目前已经公司化，运用非法手段经营合法生意，甚至垄断一地区的某些行业。在黑社会组织迅速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各地腐败的官员作为黑社会势力的政治“保护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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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黑社会组织当中，低级形态的黑社会组织大多存续时间短，缺少扎实的经济基础，因此也没有足够的资源与当地政府官员建立起政治保护关系，其生命力比较脆弱，往往在政府开展“严厉打击犯罪活动”运动时归于覆亡。但还有一些黑社会组织成功地利用各种非法活动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与当地政府官员建立了政治保护关系，它们往往凭藉权力与暴力二者兼用的手法，控制与垄断某地某行业的经济活动。就在私人企业寻找权力的庇护与施舍，而官员寻找攫取财富的代理人这一过程中，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且能力较强又能控制局面的企业实体的头目──这些”企业”往往就是黑社会组织，中国官方将其称为“带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成为一些大胆的政府官员选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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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一般都依靠一张相当庞大的关系网的保护。例如，福建陈凯的关系网共有113名包括市长、市委书记在内的政府官员，即使并不太出名的哈尔滨宋永佳黑社会集团，也织就一张牵涉近百名干部的政治保护网，其中处级干部20余名，科级干部30余名。[8]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保护”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黑社会组织通过公司化规模经营，完成了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转化这一过程。黑社会组织开办的企业联合体在其发迹之地，俨然有如一个个享有垄断之利的经济王国。

福建厦门的赖昌星走私集团就是一种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赖昌星的特点是利用合法的企业（“远华公司”）经营非法的走私生意，走私的物品包括汽车、电器、原油以及枪支弹药等，走私金额高达30亿人民币（也有人说达数百亿），涉案人员159人。他为自己构建了一个金字塔型的保护关系群，从中央到省、地、市，各级官员都与赖有利益交往；从部门来看，党、政、军、警、海关、银行均囊括于内。据中共中央“420专案组”（于1999年4月20日成立，故得此名）声称，经过该专案组9个多月的努力才揭开该案黑幕之一角。“远华公司”走私多年，背后有官方势力的大力支持，此集团的运作是私人企业、政府、军方及海关相互配合的结果，北京军方高层的某些人更是充当了“远华走私案”的“保驾护航”者。由此可见，赖昌星寄身其中的政治保护关系网本身异常错综复杂，正是在政治保护关系的庇护下，厦门才沦为一座“官僚黑帮控制的城市”。[9] 由于黑社会组织普遍在政府内部寻求“保护伞”，每一个稍大规模的涉黑案件后面都会牵涉出官场黑幕。

在官员的庇护下，企业主与商人几乎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比如，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矿难最严重的国家，这与煤矿经营中普遍的“官黑结合”密切相关。从2001年到2005年10月底，全国煤矿总共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188起，平均7.4天一起；其中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有28起，平均50天一起。[10] 漠视矿工生命的煤矿之所以未被查禁，就是因为严重的“官煤勾结”[11]；不少煤窑老板为了逼迫矿工卖命，借助黑社会势力撑腰。这种“官煤结合”构成的保护屏障使来自中央政府的清查流于形式：2006年9月份，中国国家安全监督局与中纪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布消息，宣称清查“官煤”勾结已初见成效。但事实表明，中国仍然处在矿难高发状态，该年10月至11月份全国共发生矿难22起，总计322人死亡。[12]

与西方黑社会组织的类似手法相比，中国的“黑白合流”有一个特点，即黑社会组织除了与警界及司法界建立关系网之外，还在党政机关及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建立了有力的靠山，这些机构的干部们则因共同利害关系而互相支持保护。 $ j% Q9 @0 v! F) }+ z

只有理解了上述几点，才可能理解中国当前“官黑”结合、政府行为黑社会化的社会背景。在各地政府官员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黑社会组织得以在中国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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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8-10-20 05:05 PM | 只看該作者

三、政治保护下黑社会组织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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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社会公司：非法业务和暴力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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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黑社会组织背景的公司主要从事非法经营和垄断经营。这两类公司在经营中往往违反法律、商业规则与社会公德，对外只能依靠与政府官员建立的政治保护关系使公司免于压力，对内则根据黑道规矩来“摆平”。仅从公司组织机构的名称来看，这些黑社会组织开办的公司其职能系统与正规合法的公司没什么区别，也照设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经理、业务员、会计、出纳等职位。但与正规公司相比，这些黑社会背景的公司在以下两方面与正规公司有很大区别。

首先，正规公司因事设职，而这类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往往因人定岗，公司内职位的职权与该成员在黑社会组织中的身份地位相对应，一般由“老大”掌握绝对权力，决定下属的生死荣辱。这些公司的“经营业务”和“利润”分配也与正规公司有很大差别。比如，云南省昆明铁路局公安分局东站派出所警察杨天勇的黑社会组织将杀人、抢车等统统称为“经营活动”，每次“活动”所得扣出20％作为“活动成本”，其余数额按两个档次分配。[13] 其次，这类公司尽管有企业组织的的合法外衣，但却不象正规企业那样通过市场竞争、依靠产品或服务质量获得市场份额而赢利。这类黑社会企业即使涉足合法行业，往往也依赖有组织暴力作后盾获取市场份额或垄断该地区的某些行业。河南省郑州市的“黑道教父”宋留根在鼎盛时期曾垄断号称“中原商都”的郑州大大小小数百个商品批发市场，他的主要手段不是正当竞争，而是制造无数血腥暴力事件，将竞争对手杀死或重伤致残。[14] 正当商家因无法与这些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竞争，最终往往只能在暴力胁迫下退出市场。 tvb now,tvbnow,bttvb' c9 t( M; R' w: x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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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具黑社会组织背景的公司有各种合法经营作掩护，但利润来源主要依赖非法经营，涉足娱乐业几乎是黑社会组织的共同特点。更兼中国是个穷人远多于富人的社会，市场需求疲软，销售竞争极为激烈，商家仅靠正常经营极难获利，使用黑社会手段获利便成为这种经济环境下的捷径。黑社会只畏惧政府权力，因此它们寻求政治权力来庇护其“生意”就成为运作成功的前提。尤其是某些特殊行业如赌博业、陪侍服务等，按中国的现行法律本身即属违法，若没有地方警察部门与文化缉查部门做后台，一天都难以生存。所以中国的黄色产业有个特点，即由“黑”“白”两道共同控制，所谓“白道”即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为经营黄色产业的黑社会组织提供保护，政治权力即他们入股的资本；而他们对黄色产业的控制与分利，则基本上是通过“黑道”实现。2000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公布的专门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卖淫嫖娼相当猖獗，陪侍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庞大而特殊的社会群体，无论是在海南还是在甘肃，无论是在省会城市还是在穷困县，只要有歌舞娱乐场所，就会看到“陪侍小姐”（即妓女）。这些色情场所的背后都有公安机关及其他政府部门官员为不法经营者充当“保护伞”，被称为“白道”。该报告还透露了一些特别能够说明问题的细节：“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经营者和陪侍人员都曾表示，‘我们这里绝对安全，如果有检查的，有人会先通知我们’；当询问到是否知道当晚有检查时，大部分‘陪侍小姐’都可以讲出检查组的派出单位。”[15] 由此可见娱乐行业的对官场的政治保护依赖之深。

2. 操纵经营合法产业 $ f3 Z# \- w*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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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经营娱乐业（含黄色产业与赌博业）的黑社会组织主要依靠与警察建立政治保护关系，那么在其他领域从事经济活动的黑社会组织则必须与政府部门建立更广泛的政治保护关系。尽管中国各地黑社会涉入的合法行业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一个地方的什么行业、产业获利相对丰厚，黑社会组织就会成立相应的公司把持垄断这些行业与产业。这些名为企业、实为黑社会组织的公司，其成立与发展壮大，完全依赖所在地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们之扶持。

广西省岑溪市有三大“支柱产业”：石材、木材、液化气，90年代初期这三大行业由县委书记女婿欧杰雄的“共发实业有限公司”把持，这位县委书记退位后，该产业便由黑社会组织头目程学满、程学德两兄弟把持垄断。[16] “二程”兄弟之所以能垄断这三大产业，完全依赖县长程柱德、市委副书记莫以海等13名政府官员的保护。[17] 在福州“凯旋集团”董事长陈凯的黑社会组织犯罪案件中，涉案的政府官员共有113名，福州市委、公安局、法院、省安全厅、反贪局、税务局、银行，以及主管娱乐行业审批的文化局等党务官、政务官以及事务官全在其关系网内，成为陈凯得力的政治保护伞[18]；其中，主管文化娱乐行业审批与管辖的福建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该处专管公众娱乐场所，如游戏机厅、夜总会、歌厅等）副处长钱香进、福州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兼文化局长吕赣明等人对陈凯的发迹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公安局副局长、治安巡警总队政委及文化局的文化稽查队队长则扮演着陈凯“自己人”的角色。[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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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黑社会组织都使用非法手段经营合法产业。2003年初，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张执文黑社会组织的宇龙公司在招标竞争中未能获胜，张执文遂动用黑社会手段绑架和威胁招标中获胜公司的销售人员，迫使对方让出代理权。[20] & d7 |, B# y  K9 Y, o1 z, |9 ]

3. 零资本起家

从已经公布的案例看，公司化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多出身寒微，并无起家资本。许多这样的公司之资本积累主要依靠在银行违规借贷，如福州的陈凯即是如此。陈凯之所以能从银行屡屡借得巨款，是因为其关系网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银行官员──中国银行福州分行原行长陈秀竹。正是陈秀竹从资金上帮助陈凯，才使得陈凯的娱乐王国迅速扩张。陈凯案发后，在清理中国银行福州分行不良债务时发现，陈凯从陈秀竹手上获得的借贷资金多达两亿元，几乎都属于违规借贷，或没有具经济实力的企业担保，或根本没有抵押物。这些贷款不仅逾期不还，仅利息拖欠就超过3千多万元。[21] 浙江温岭黑社会组织头目张畏的13家企业多是“皮包公司”，他获得资金的主要来源也是从银行骗贷，至案发时尚有8,420多万元贷款、56万多元利息无法归还。配合张畏从银行骗取贷款的是10位在金融系统工作的银行内部人员。[22] 2 i( x5 A( H7 I0 @! t9 E

除了从银行骗贷之外，黑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联手吞并其它公司数亿巨额资产的事情也时有发生。2004年3月香港美邦集团老板、黑社会头目国洪起被江苏省公安厅逮捕后，他与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官员联手侵吞香港嘉利来数亿资金的案件（即中国传媒习称的“北京门事件”）曝光。国洪起还是涉及北京、山东、江苏、广东等地、金额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的系列金融诈骗大案的主谋。据已披露的有限信息，国洪起长期在证券和投融资领域活动，并且编织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被捕前在香港和内地拥有数十家公司，所掌控的资产在80亿元以上，其中不少资产是他与一些政府官员联手，巧取豪夺而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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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证券业的发展，黑社会的触角已延伸到证券市场。2001年披露的兰州黑帮操纵证券黑市、洗劫股民数亿元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据调查，几个证券黑市幕后操纵者掠夺了股民的钱财后，将资金投入合法行业（主要是房地产）。他们的关系网盘根错节地伸展到政界各个角落。案发后工商局以涉嫌诈骗罪将此案移交公安局，而当地公安局却以证据不足为由拖着不办，任其继续诈骗。直到全国舆论群起指责，作案人才遭到惩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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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警界：黑社会组织保护伞集中之地  tvb now,tvbnow,bttvb) |7 r9 F" o0 T! n) G)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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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下旬，中国公安部宣布了从3月以来3个月内“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绩单：正在侦办的涉黑涉恶案件逾1千起，移送起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达28个。全国“打黑办”副主任杜航伟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出现了“企业化”、“公司化”的新趋势，境外黑社会组织也在向国内渗透；今后要将打黑恶势力的重点放在摧毁其经济依托，铲除其“保护伞”方面。[25] 这段讲话提供的其实是“迟到”的信息，因为黑社会组织的“公司化”、“企业化”趋势早在世纪之交就已经出现；只是中国的官方文件至今只肯使用“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恶势力”，不肯承认中国存在着“黑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是，这位“打黑办”负责人没有言明一个事实：黑社会的大部分“保护伞”其实就在公安系统内。 3 E0 v+ e; G: 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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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界为黑社会组织撑开“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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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曝光的许多案例表明，中国黑社会组织的快速扩张与政府官员、尤其是公安部门的警察之扶持有直接关系。任何一个地区，只要一个黑社会组织长期存在，其背后就一定存在“保护伞”；黑社会组织存在的时间越长，它的“保护网路”就编织得越严密，公、检、法系统则是黑社会组织渗透的重点[26]。从已有案例看，黑社会组织在初起时期往往需要所在地警察的庇护；一旦警察与黑社会结成互惠关系，黑社会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就迅速膨胀。2004年审判的辽宁盘锦刘晓军黑社会组织在当地活动数年，通过走私、盗窃、赌博、强迫交易等手段疯狂掠夺财富，从1993年至2000年聚敛财富3,894万元人民币，他之所以如此猖狂并无人敢于管束，就因为他背后有盘锦市双台子区公安分局建设派出所所长刘晓明等三名警察做其保护伞。[27]

近年来到底有多少警察沦为黑社会组织的“保护伞”？中国政府从未系统地公布过这类数据，只在列举其“打黑”或“廉政”成就时偶而透露一些。据中国最高法院每年3月发布的工作报告，法院干警（干指干部，即官员）违纪违法犯罪数量逐年上升，从1994年以来，每年都在上千名左右，1998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高达221名，受其他处分的高达2,291人。[28] 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民警违法违纪案件5,526起，涉及民警7,716名。[29] 而来自公安部的另一组数据则称，自1997年公安部推行警务督察机制至2006年，全国共有10,034名违纪民警被停止执行职务，5,856名民警被关禁闭。[30] 这些违法警察与法官中许多人均与黑社会组织有关系。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004年1月公布的资料，从2001年4月以来，检察机关查办557名黑恶势力“保护伞”，其中包括江西省萍乡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其豪、周新耕等充当陈述国为首的24人黑社会组织“保护伞”等一批案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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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省份相比，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黑社会组织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崇拜权力，畏惧暴力，而1949年以前遍地土匪的东北更是养成一种对力量的崇拜与惧怕。而所谓“力量”，既可以是权力，也可以是任何类型的暴力。一些熟悉东北地域文化的人士总结说，“东北人对权力的崇拜是难以想像的，无论多么蛮横霸道的人，在权力面前，都异常乖顺”，而对权力的服从也表现为对暴力的服从。权力在任何社会都是稀缺之物，但暴力只需要大胆妄为即可。所以，东北地区形成了这样的风气，如果一家有几兄弟且均为亡命之徒，即可成为地方一霸；而要想长久维持地方一霸的地位，就必须与当地政府官员尤其是警察勾结。在全国的黑社会组织中，东北地区的黑社会组织与权力的结合最早。一些基层政府机构行政不力，便动用黑帮成员介入收费、征粮、拆迁等棘手事务，替代正常的行政执法。时间一长，不仅黑社会组织坐大，更为特殊的是，一些应该由基层政权所掌握的社会管理职能为黑社会组织所取代。在东北地区，民间盛传“找政府不如找黑社会管用”之说，许多黑社会组织因为用暴力介入公共事务，往往被称为“第二政府”。近十多年来，东北地区涉及黑社会组织的大要案层出不穷，轰动全国。一些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本身就在政府部门任职。比如2000年长春梁旭东案，梁本人是警察；2001年沈阳刘涌案的主角刘涌是沈阳市人大代表。2003年哈尔滨“姜氏家族”、辽宁盘锦刘晓军黑社会组织、吉林“三于”家族式黑社会组织案、吉林通化田波黑社会组织，2004年齐齐哈尔“张氏兄弟”黑社会组织以及号称“中国黑社会第一女老大”的李淑珍，其头目都与当地政府官员结成了盘根错节的“保护主义”关系。[32] 中国官方曾公布一份“2003年部分省市政府官员职务犯罪一览表”，该表显示，辽宁省官员的职务犯罪案件高达8,486宗，涉及金额至少4.8亿元，在各省市中位列第一；黑龙江官员的职务犯罪案件则高达2,327件，位列第二，涉及金额1.7亿元。[33] 由此可见东北地区黑社会组织的兴盛与官场腐败有直接关系。辽宁省近几年破获的涉黑案件中，有民警为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还有民警出借枪支。该省前两年侦办辽阳等地系列涉黑大案时，涉案的64名党政机关人员中有32名公安干警，其中有市公安局局长、刑警、巡警、派出所民警、看守所民警等。[34] 2006年6月，沈阳市又曝出惊天新闻：上百警察涉入黑社会组织贩毒案，被指涉案的有沈阳市禁毒支队队长陈鑫、沈河分局前任局长曲月福、现任局长张保华等。[35] 公仔箱論壇+ h- z4 a1 L9 _1 v) O) D#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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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黑社会组织为祸甚烈。该省共有181个市、州、县，2006年3月，四川省委副书记李崇禧公开表示，全省目前仅2个市、州和很少几个县没有黑社会组织。[36] 该省黑社会组织之猖獗与警界人士暗中充当“保护伞”有直接关系。从2001年到2003年6月，四川省共查处33件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涉案35人，其中有绵阳市中级法院刑事一庭庭长李林富、绵阳市看守所副所长刘松荣，江油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黄正明、特管中队队长杨仁君、副队长何欣，井研县公安局治安科科长童加林，双流县公安局治安科科长李正行等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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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的警察败类也时常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2001年该省高平市宋魁详黑社会组织除拉拢市委书记张喜来之外，还有高平市公安局副政委兼城镇中心派出所所长靳某等警官充当保护伞。[38] 2005年被称为“三晋涉黑第一案”的李满林黑社会组织案，牵涉到政府官员与警官多人，不仅有山西省委常务副书记侯伍杰，还有临汾市公安局局长邵建伟、太原市公安局治安处处长范栋升、太原市杏花岭公安分局副局长牛藩等多人。正是在他们的庇护下，李满林黑帮才在太原市横行十余年。[39] 5.39.217.76# }5 c' C  n; O. f2 m8 w'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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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三亚市林洲黑社会组织2001年被列为“公安部督办”大案，但奉命审理此案的该市公安局“严打”工作组长吴仁超却正好是林洲的“保护伞”。在其保护下，此案尽管罪证确凿，但在长达一年半的“公安部督办”期内未取得任何进展。[40] tvb now,tvbnow,bttvb2 `1 P1 e3 B2 M+ `+ @/ W+ g

这类现象可以开列一张长长的清单。 4 ]/ f% \- c8 ~: o. A) v3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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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组织成员入狱后可能照样得到狱警的管照，这类犯人不仅在监狱里呼风唤雨，还常常在狱内宴客召妓。这相当于在看守所或监狱内形成了一套与法律完全相悖的价值和秩序，从而使监狱在司法系内臭名昭著，国家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不得不下文件，声称要“打掉狱中黑社会”。[41]

2. 警察自组黑社会组织

有的警察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从黑社会组织手中分得一杯羹，于是干脆自己出马组织黑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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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刑警队侦查员梁旭东掌控着当时长春最大的黑社会组织，他扬言自己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我是警察，谁敢不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会，谁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关系网，上面有人罩着我，谁能把我咋样？”[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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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沧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韩洪润与其三位弟弟韩洪生等，从1998年开始先后办起了11家企业，并以此为依托，大肆盗窃石油原油，并从事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等犯罪活动。为其提供保护的有沧县公安局局长王世兰、沧县公安局政委袁永兴等9位警察。[43]

2004年2月25日，广东四会公安局经侦大队警察龙杰锋当街被杀，经调查发现，龙杰锋是一个在当地横行5年的黑社会组织“龙兴社”的“老大”，其叔叔则是广东省肇庆市一名区委书记。死时年为28岁的龙杰锋1997年进入广东省警校就读，1999年毕业后到公安系统工作后，迅速组织起以他为首的“龙兴社”，暗中招募150多人，制定了行动纲领，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内部有明确分工。自2000年起，“龙兴社”在四会的市区和乡镇开办赌庄、放高利贷，称霸鱼市，向四会市区多家娱乐场所、酒吧收取保护费。该黑社会组织横行四会的五年当中，犯下累累血案，致5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人对其非常惧怕。2004年2月24日晚龙杰锋被人刺杀身死，警方部署缉拿凶手却隐瞒龙的警察身份；与此同时，警察龙杰锋被刺身死的消息在四会不胫而走，“大街小巷顿时鞭炮齐鸣，红透了半边天”，那一夜，四会几乎彻夜狂欢，许多酒吧全免或半免对外开放。[44] 由此可见，这些由警察充当头目的黑社会组织害民残民之深。公仔箱論壇3 {! K3 C& z/ Q- ?% |

湖南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王石宾本人就是当地一个庞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后台，该组织专门聚赌、放高利贷，私藏枪枝、贩卖毒品，并经常挟持人赌博。当地人评价说，“通过王石宾的整合，永州的黑、白两道真正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只不过黑、白两道都是为他自己牟利罢了。”[45]

3. “劣币驱逐良币”：警界的逆淘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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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警察当中当然也有一些良知未泯者，但他们若坚持良知，往往会遭遇许多坎坷，河南省驻马店平舆县公安局副政委董留民就是一个例子。董留民2002年2月接手查办一起由河南省公安厅督办的涉黑案件。案件涉及的黑势力头目叫刘明理，发迹前是平舆县金由村农民，靠经营伪劣产品、敲诈勒索等手段巧取豪夺而致富，并拥有平舆县工商联副主席、县政协常委、驻马店市政协委员等一系列头衔，在当地是个惹不起的人物。接办案件后董留民遭到黑社会组织及其“保护伞”的疯狂报复，从最初的诬陷一直到人身威胁，当面临牢狱之灾的威胁时，董被迫离乡背井，将家人转移外地，以逃避打击。在外流浪两年后，董留民通过上访获得上级政府官员的支持，另派员重新查办此案，董留民的冤情才得以洗清，但因为黑社会的“保护伞”并未全部查办，董遭受的迫害还在延续。[46] 相比之下，董留民似乎还算幸运的，因为还有人连命都丢掉，死后沉冤莫白。

4. 一位公安局长的总结：“黑社会是警察养大的” 公仔箱論壇& y- O7 X& v0 R5 t8 F( q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个过程相当迅速。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养大了中国的黑社会？其实，湖北省松滋市公安局长邓年炯早就明确回答过这个问题。邓在2001年曾亲手查办过一个黑社会组织，尽管近百件罪行证据确凿，罪犯本人也供认不讳，但由于案件涉及一位副县长的儿子及几位派出所所长，办案过程相当困难。邓总结了办案过程中遇到的三类阻力：一是各种权势者为之说情；二是办案人员及其家属遇到各种威胁；三是造谣，比如说办案者与黑社会本来是一夥的，有大量贪污受贿情形。有记者问邓年炯，“是谁将黑社会养大的”，邓年炯明确回答，“应该说是社会和一些警察把他们养大的”，如果没有警察庇护放纵，这些黑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均是不可能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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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黑社会势力渗透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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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呼风唤雨，除了“政治保护关系”之外，还因为黑社会头目们以各种方式渗透政府权力部门。这样的渗透主要采用以下方式：首先是在政权机关内寻找“保护伞”；其次是黑社会组织成员进入政府部门，直接获取政治权力；再次是通过捐助社会福利与教育事业来建立社会声誉，求取社会信任等。第一种形式最为普遍，而教育与慈善捐助则往往是获取政治资本的手段而已。笔者在《现代化的陷阱》2003年修订版（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中已多处提到这一问题，此节只撮要述之。 tvb now,tvbnow,bttvb" r" V; K9 k$ I( V% c

这种渗透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黑老大”往往通过金钱开路，谋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政府官员职位，从而戴上“红帽子”、将自己的身份“漂白”，在中国，这类政治荣衔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保护作用，有如投资营造“政治避风港”。辽宁省的刘涌[48]、浙江温岭的张畏[49]、齐齐哈尔市黑社会组织头目张执文[50]、辽宁省抚顺市曲全国[51]、深圳市的陈毅锋等[52]，就是典型事例。 5.39.217.768 k+ n: b1 f8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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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黑社会组织在政府部门安插政治代理人，指黑社会势力渗入县、市级政府，在政府内部选取“代理人”，甚至直接干预政府内部的人事任命，或参与安排地方政府、人大与政协的负责人。例如，陕西省潼关为中国第三产金大县，矿管局长是掌握黄金开采资源的重要位置。2001年4月，该县调整县直部门班子，当地黑社会组织“老大”李文军要求县委书记李纪计让赵某当矿管局局长，李纪计临时在县委常委会上动议，改变预定人选，将赵某列入干部人选名单并提交县委常委会任命。在该黑社会组织的干预下，从1997至2001年，潼关县判决的90起刑事案件中28％成为“错案”。在黑社会支持下，29名警察竟然动用3辆警车围堵县委机关，向县委讨要官衔待遇。[53] 类似的例证还有被称为“地下组织部长”的辽宁省辽阳市黑社会头目张宏东等。[54] 而山西中阳县的“燕子帮”政治渗透的方式最为深谋远虑，除了与公安局及法院官员勾结外，该组织还有计划地鼓励其帮内成员报考警察学校，俟其毕业后到公安、检察院与法院工作，为本组织提供政治庇护。在帮主冯晓春鼓励下，“燕子帮”成员中先后有15人考取了警校，并在就学期间得到该黑社会组织的经济资助。[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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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政府公务员自组黑社会组织，不少在政府部门或者其它权力部门任职者发现“以官护黑、以黑养官”这种方式最容易发财致富，于是利用自己在“白道”的身份作为保护身份与凝聚力，成立黑社会组织，成为独霸一方的垄断势力，黑白通吃。例如，辽宁省辽阳市佟二堡经济特区管委会副主任曹杰身兼特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集省、市、县、镇四级人大代表于一身，他掌管了该特区的工商、税务等政治、经济大权，又组织了全国罕见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第二政府”。通过这样的策略，他在短短几年里狂敛了2亿元资产，使佟二堡这个“中国第一皮装市场”陷入绝境。[56] 类似的例证还有吉林省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违法稽查分局局长展文波[57]、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生米镇原副镇长李本红[58]、湖南省涟源市农村信用联社副主任谭和平等[59]。 5.39.217.76/ g8 N* I: M- a$ L) n& ^" w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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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政府部门雇佣黑社会组织成员执法，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一些地方行政能力弱化，与此同时，黑社会势力却迅速发展，于是政府官员便依赖黑恶势力处理政务，而黑社会组织也借机插手、帮助政府“摆平”种种“难题”。东北农村有的乡镇雇请黑社会组织成员到农户家落实“退耕还林”政策，或收取卫生费、电费。在城市里，黑社会组织“帮助”政府部门执法，“协助”工商局、税务局公务员执法等情形亦属常见。90年代后期至今，在城市拆迁与农村征地中，地方政府更是大量借助黑社会组织力量出面，欺压凌辱民众。在有些地区，黑社会组织成员甚至身穿政府部门的制服，拿上政府的“红头文件”直接执法。如陕西长安县郑卫国为首的黑社会组织为了垄断当地的土方工程，与县土地局达成协议，每年缴纳3万元管理费，取得了长安县韦曲境内的土地开挖、销售的独家经营权和用地取土的土地监察权，并经土地局批准购买了数套土地监察部门的制服。该公司成员可以身穿土地监察的制服，随意拦挡、检查运土车辆，或到基建工地及取土点阻拦和检查，还与土地局一同上街宣传《土地法》。郑卫国的私人轿车甚至挂有“中国土地监察”的牌子，在该县招摇过市。他们打出“土地监察”的旗号，目的是收取管理费、工程款，敲诈其他工程队，强迫交易。[60]

其五，黑社会手法在官场蔓延，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借助黑社会势力介入权力之争，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官杀官”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比较有名的案件有，山东省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程震于1994年10月21日雇凶杀害王家斌夫妇（案情真相到2002年才暴露）[61]；山西省洪洞县原城建局局长薛文勋买凶杀死其继任者朱其林（2000年）[62]；1995年江西安义县长陈锦云买凶杀该县县委书记胡次干、副书记万先勇[63]；1997年3月广东省阳春市委书记严文耀、副市长杨启周、财办副主任林启菊等密谋杀害原阳春市长等人[64]；1999年6月28日河南省原舞钢市委书记李长河买凶杀害该市八台镇镇长吕净一夫妻[65]；2000年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土地管理局原局长徐建设雇凶杀害市规划局长李文忠[66]。这些案件都是政府官员借助黑社会手段买凶杀人，凶手多是有犯罪前科者或黑社会组织成员。到了21世纪初，官场雇凶杀人的事情发生得更加频繁，而且覆盖面也更广，从最基层的村委会选举到县市一级政府，时常发生为争夺官位或因其他争执而买凶杀人之事。例如，2003年8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廷坪乡黄埔村原村委会主任肖书浙为了保住村委会主任职务，雇凶杀害另一个候选人肖书建[67]；2004年陕西延安黄龙县乡党委书记王某雇凶手杀死乡长魏某[68]。乡镇是中国最低一级的政府机构所在地，而村委会主任不过是村民自治机构的负责人，根本不算国家干部，为了争夺这些微末权位而频频发生买凶杀人事件，除了证明中国是个极端崇拜权力的国度之外，更重要的是说明黑社会价值观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渗透是何等普遍。中国的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干部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而是依靠其他手段，现在黑社会手段的引入造成了中国政治的进一步恶化。不仅如此，黑社会手法的滥用还扩散到其他公共生活领域，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基层政府唆使利用黑社会组织成员殴打维权人士之情形，就是中国政治黑社会化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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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中国目前“黑色经济活动”猖獗，与政府官员的暗中支持甚至直接参予有密切关系。那些以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为掠夺对象的“黑色经济活动”基本上是腐败分子所为，而走私、黄色等经济活动也往往有政府官员支持。这种状况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笔者曾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曾列举广东省走私与政府官员护私之间的关系，如湛江市遂溪县委副书记、县长刘强辉、县打击走私办公室、工商局、公安局、农业银行遂溪支行负责人等6人，不仅与走私犯罪者通谋，还为走私活动提供巨额资金（贷款）。[69] 自1998年中国开始打击走私活动以来，沿海地区海关关长的倒台象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广东茂名海关关长杨洪中、海南三亚海关关长黄贵兴、浙江舟山关长陈立钧、杭州海关关长耿永祥、深圳海关关长赵玉存等人贪污受贿的案件接连曝光，表明许多海关官员早已成了走私活动的保驾者。[70] 仅仅在2001年这一年里，全国海关系统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就达140起，303位官员因涉贪污腐败受到处分。[71] 发生于1999年的“湛江特大走私案”最生动地说明了政府官员在地下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时，湛江市委、市政府、海关、公安边防、海警、船务代理、商检、港务等政府管理部门均参与了这一大案，涉案官员竟多达259人。[72] 在厦门“远华”走私案中，被牵扯进去的官员职务更高，人数更多，包括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厦门市委、市政府、市政法委、厦门海关、厦门国税局、厦门海事局、厦门商检局、福建边防总队、银行等金融部门的干部共达346人，其中厅级以上高官20多人。连中共政府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之大，人员之多，案情之复杂，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之严重，触目惊心。”[73] 号称“共和国第一税案”的广东省汕头、普宁等地共伪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万份，虚开金额共约323亿元。此案也是在地方政府官员直接参与及指挥下发生的。一些基层政府负责人直接指挥财政所长、税务所长为假企业虚报增值税；有的税务干部自己开办多家假公司，骗税数千万元；在犯罪分子的笔记本上就记录着向海关人员送出的巨额现金数目。中纪委“807”工作组前后检查的1,142户企业中，827户是假企业，有虚开和偷骗税问题的占98.33％。[74] 可以说，自80年代以来，“黑色经济活动”在中国政府的打击中不断成长壮大，其原因就是各级政府官员成了“黑色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与庇护者。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败只是运动式的，寻租活动空间极大，而腐败官员受惩率不到六分之一，政府官员参与腐败活动支付的“机会成本”极低，因此发腐败行动收效甚微。这再次证明了中国的高度“软政权化”：官员们为了获取利益而破坏法律与公务员的职业道德。 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8 t, @8 T6 A% W: q/ [- f"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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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官黑”之间的政治保护关系：认识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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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使用的资料均见诸于中国媒体的报导，是已经受到法律惩治的黑社会组织案例。这些黑社会组织受到惩罚，丝毫不意味着黑社会就从中国土地上绝迹了。可以说，只要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紧张”继续下去，黑社会组织滋生的土壤就始终存在。只要研究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中叶以来秘密会社的历史，就不会否认这一结论。当代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由于政治高度腐败，官员与黑社会之间存在的政治保护关系使得中国现阶段黑社会组织的存在、发展及其社会影响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从2004年以来，国际社会已经观察到中国政治的一大嬗变：在对各种维权活动与维权人士的镇压当中，政府不仅使用政治暴力，还大量借助黑社会组织并使用黑社会暴力手段。面对如此堕落的政府行为，国际社会除了表示抗议之外，还来不及做出更深刻的反应。   s/ X! o- c6 l/ {, G- q. L

那么，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与中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又有什么关系？对这一点，至今还缺乏系统的研究。要理清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一政治嬗变的脉络，还得回到中国黑社会组织与政治的关系这一研究课题上来：只有理解了黑社会组织对中国政治的日渐渗透，才能理解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这也是笔者写作这个研究报告的目的。 # ]/ g/ v- k- a- M. }9 E; b/ j* C

有关中国存在黑社会组织以及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点，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曾有所涉猎，《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出版）的第10章就专门讨论黑社会组织的兴起及其社会影响。过去多年来中国出版了不少研究黑社会组织的专著，也有不少专门研究中国黑社会组织的专家，但由于中国并无学术自由，这些有关黑社会的研究严重滞后于中国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演变，甚至远远落后于媒体报导。比如，媒体已经大量揭露黑社会组织对经济与政治领域的严重渗透，中国的学术界还在探讨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组织。而学术界之所以不得不反复探讨“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组织”[75]，其实不过是因为中国政府至今只肯承认中国出现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76]，却不愿意承认中国有“黑社会组织”。

国际犯罪研究专家对现代黑社会组织的特点已有共识，以此来衡量中国的黑社会犯罪就可以得出结论。黑社会组织的五大特点是：一，有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庞大的犯罪组织与经费来源；二，集团内部有独特的行为、生活方式与准则，整个黑社会可视为一个亚文化群；三，集团的活动一般处于秘密状态之中，但在一定条件下有时能公开；四，集团之间犯罪活动有行业与地域的区别；五，集团行为与活动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寄生性和反社会性。以这个标准来观照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应该说，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即已出现黑社会组织，而90年代则是黑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时期。中国政府竭力限制民间社会的发育，最后却因政治腐败而导致最恶劣的民间社会之“替代品”──黑社会组织大量出现。

为了让人们了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主要危险，本研究报告主要研究黑社会组织如何在官员的庇护下垄断经济行业、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以及中国政府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政府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在中国的主要表征就是：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政治暴力的合法化与普遍化（见笔者“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夏季号）。这种政治嬗变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当“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神话破产之后，依靠枪杆子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后只能借助暴力维持政权。

中国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为政治学与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研究课题。其他国家的黑社会组织与政府官员的勾结主要限于警察与司法部门，其活动范围也主要限于黑社会组织从事的特殊经济活动；而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与政府官员的勾结几乎遍及党务、政务、金融、司法、土地管理、工商、税务等许多要害部门，其经济活动范围也较其它国家宽广得多。而黑社会价值观念对官场文化的渗透，更成为中国政府统治手段非正当化的理念支撑──这是一种潜价值观，即从来不公开宣扬，但私下里却支配着许多人行为的价值理念。 5.39.217.764 F, v& ^$ e4 e" r3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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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理解了以政府行为黑社会化为特征的统治手段非正当化，才能理解现阶段在非正义的制度压迫下，中国民众的人权状态处于何种无望状态：政治上，中国老百姓处于彻底的无权状态，面对层层官吏的压迫而无力抗争；在社会生活中，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使得法律规定的社会秩序流于虚文，人民面对黑社会的暴力肆虐唯有忍受。更重要的是，黑社会组织特具的掠夺性、寄生性与反社会性，在中国因得到权力的庇护而更加恶劣。如果任由这类组织占领民间社会，中国清末民初的历史将会以另一种更恶劣的形式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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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5.39.217.760 K" Z$ o8 a  H( M+ u# ~/ h6 U$ O
Charles H. McCaghy, 1976, Deviant Behavior: Crime, Conflict, and Interest Groups. NY: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Robert K. Merton, 1938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 pp.672-682. For a revised discussion see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ised and enlarged ed.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7), pp.131-194.
Andrew G. Walder,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39.217.76* ]# _$ O/ X/ e$ P7 I" |! u
李强，2005，“‘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 d+ x9 W( a. y
谢岳，2005，“中国乡村的‘保护主义政治’极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4至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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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吴雨、梁立成、王道智，《民国黑社会》，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 2 Z8 l0 ~5 c$ n2 t
[2] 何清涟，“中国的发展瓶颈──扭曲的教育资源配置”，《Taiwan News财经文化周刊》，2004年6月9日。 ' A7 k8 g* i7 B. v3 ?1 S/ L
[3] 何清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杂志，2000年3月号。 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f+ A/ u7 b7 O& Q( k
[4]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5] 何秉松，《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中国法律年鉴》，1988年－2003年。
[6] “‘打黑除恶’特别报告”，人民网，2001年1月10日。
[7] 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保护主义”辞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131页。 5.39.217.76/ O7 G# Z3 ^% P9 X" ?1 r) g
[8] 近年来破获的高级黑社会组织均有庞大的政治关系网。比如，福建陈凯案涉案官员共113位，包括原福州市委副书记宋立诚，原福州市委秘书长、鼓楼区委书记、区长方长明，原福清市委书记朱健，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副处长钱香进，原福州市文化局长吕赣明，福建省反贪局长王小青，公安局长徐聪荣（陈的义父，陈凯重要生意合伙人徐力之父），公安局副局长吴玉霖，中国银行福州分行原行长陈秀竹，原福建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智渡江，原省地税局副局长李康振，原省公安厅治安巡警总队政委周刚，原鼓楼区副区长徐自才，原福州市公安局行动大队长冯怀明，原连江县公安局长陈伯炯，原福州鼓楼区法院院长刘瑞广，原福州中院副院长王余汉，原省警察官学校政委葛坚，原福州台江公安分局副局长颜景秀，福州中院民庭庭长陈时堪，原福州纪委一室主任林尔铭，原福州鼓楼区地税局办公室主任陈旋，原福州市文化局市场稽查队长梁晨光，原福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于锋，原温泉派出所长王建国，后任温泉派出所长俞国平，原福州市城管执法局大队长邹义勇等人，原三明市副市长刘用昭，原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检察长陈峰，原鼓楼区法院副院长游礼杰，原鼓楼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游可为。资料摘自“福建黄赌毒王朝覆灭记：黑社会团伙的35顶保护伞”（www.sina.com.cn，原载2005年10月17日的《民主与法制时报》）和“福州首富陈凯案暴露官场黑洞”（《周末》（南京），2004年8月18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张执文、张执新两兄弟黑社会组织的关系网共有13位，即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瑞，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原队长汲忠义，该市公安局经济侦察支队原队长沈俊杰，该市公安局铁锋分局原局长孙柏荣，该市公安局龙沙分局原副局长侯建伟，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原副支队长戚兵，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重案一大队原队长宋占江，该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原政治处主任吴绍华，该市公安局龙沙分局刑警大队原民警石忠力，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原副庭长王金才，该市第一看守所原所长冯雷。见“黑龙江最大涉黑案开庭，黑老大曾经当上政协常委”，载《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19日。有关宋永佳集团的资料见“中国黑社会公司化全透视”，《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8月14日。
[9] 伊铭，“厦门远华走私案黑幕重重”（http://asiademo.org/gb/2000/01/20000123b.htm）。
[10] “中国4年间共发生死亡10人以上煤矿事故188起”，新华网（北京），2005年11月11日电。
[11] 2005年11月2日，中国政府宣布，从今年8月22日开始的清查官员入股煤矿工作已有阶段性结果：全国共登记在煤矿投资入股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4,578人，其中政府官员3,002人。登记入股金额6.53亿元，已经撤资4.73亿元。见“4500余名干部撤资4.73亿，四部门严查弄虚作假”，《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11月2日，据新华社电。
[12] “2006年冬季矿难之怪与恨：官煤勾结依然存在”（http://news.tom.com，2006年12月04日05时30分。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 Q. v0 I3 T* t. e& B, o
[13] 甄信，“黑夜里的罪恶”，《南方周末》, 2000年10月26日。
[14] 刘志明，“黑道‘变脸’，走上公司化道路”，《中国新闻周刊》总144期，2003年8月21日。
[15] 冀文海，“非法娱乐场所背后有‘黑道’”，《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4月8日。
[16] 张周来、邓苏勇，“‘保护伞’下的‘第二政府’：广西岑溪二程黑社会组织”（www.qianlong.com，2004年4月9日），原载《南国早报》。
[17] 出处同上。 ! `9 S7 A7 _4 }! @" ~7 V- s  V
[18] “福州首富陈凯案暴露官场黑洞”，《周末》（南京），2004年8月18日。
[19] 陈凯案资料摘编，孟唤、石庆伟、曾华国，“福建黄赌毒王朝覆灭记：黑社会团伙的35顶保护伞”（www.sina.com.cn，2005年10月17日），原载于《民主与法制时报》；“福州首富陈凯案暴露官场黑洞”，《周末》（南京），2004年8月18日。公仔箱論壇3 D  B5 v; |3 i6 z* G) \' b' L
[20] 亓树新，“黑龙江最大涉黑案开庭，黑老大曾经当上政协常委”，《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19日；“黑龙江打掉建国以来最大黑社会性质组织，黑恶‘保护伞’10余人落网”，《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17日。
[21] 出处同注[19]。 % `; G3 g+ i7 [
[22] “浙江温岭特大黑帮案开审 67名国家干部涉案”，中新网，2000年12月19日；“温岭黑社会：一个标准黑社会样本的方方面面”（http://edu.sina.com.cn，2001年1月20日），原载《三联生活周刊》。公仔箱論壇/ B$ A$ T" D5 T: g" U, M( w
[23] 玛雅，“北京门事件──嘉利来案显露地方官员挑战中央权威”，香港《凤凰周刊》2005年第14期（总第183期）。 9 t& }. ?2 P* f' V/ N
[24] 赵民望，“兰州证券黑市为何猖獗”，《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2月16日；赵民望，“兰州证券黑市案将审，34名嫌疑人未逃法网”，《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12月17日。
[25] 中新社北京2006年5月25日电。
[26] “打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访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处负责人”，《南方周末》2004年9月2日。
[27] “辽宁盘锦8·29涉黑案庭审直击”，《辽沈晚报》，2004年2月10日。
[28] 见1994年至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人民网上可下载。
[29] 《亚洲时报》，2005年9月2日。 9 l& _. m% z% U0 i
[30] “9年内逾万违纪民警被处停职”，《新京报》2006年2月15日。
[31] 中国新闻网（以下简称“中新网”），2004年01月17日。
[32] 阿成、张立力，“黑社会第一女老大的覆灭”，《重庆晨报》，2004年6月6日。 tvb now,tvbnow,bttvb- |2 r! N& }! Q+ N" O
[33] “2003年部分省市政府官员职务犯罪一览”，新华网，2004年1月30日。
[34] 中新网，2006年1月21日。
[35] 中新网，2006年06月14日。
[36] 《天府早报》（成都）2006年3月3日。市县州数据来源于四川省政府网行政区划栏目（www.sc.gov.cn）。 8 z$ {0 G+ i+ D2 I4 Q2 F1 n
[37] 中新四川网，2003年7月27日消息。公仔箱論壇8 R& l( ?9 d3 X: F7 |0 z+ |% K
[38] “贪市委书记培植出山西最大黑社会团伙”，新华网，2001年7月22日。
[39] “三晋涉黑第一案的案中案，侯伍杰案的前世今生”，《财经》，2005年10月20日。
[40] “三亚开审琼南最大涉黑团伙，保护伞竟是‘严打’组长”，新华网，三亚2002年8月7日电。
[41] “首先要打掉狱中‘黑社会’”，《北京青年报》，2004年3月24日。 5.39.217.76' A; C+ g5 N6 u" g/ y) p
[42] “披着警服的黑社会老大”，《南方周末》，2000年9月28日。
[43] “担当黑团伙保护伞，原沧县公安局长等9民警获刑 ”，千龙网讯（www.qianlong.com/）。 - G. w: {& b! i8 z' k
[44] “广东一名警察组织黑社团横行5年被仇家枪杀”，金羊网-新快报，2005年9月1日。 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t! o" G8 o" M" A$ b- v
[45] “湖南永州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成‘地下银行行长’”，原载东方网，2006年7月22日16时11分（http://news.163.com/06/0722/16/2ML9OG6G0001124J_2.html）。
[46] 搜狐网（2005年7月6日）转载，“河南平舆公安局副政委遭黑势力报复背井离乡”，原文来自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2004年7月20日节目实录。
[47] “记者暗访湖北松滋市‘扫黑局长’”，《北京青年报》，2001年11月27日。 , R! x8 }& C5 |! V% j0 X
[48] “沈阳：豪赌市长与黑帮人大代表的发迹没落”，《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3月9日；孟唤、石庆伟、曾华国，“沈阳刘涌犯罪集团背后的黑幕：‘保护伞’送‘黑道霸主’进人大” ，新华社北京2001年4月25日电。
[49] 朱海兵、曾祥生、甬仲，“浙江温岭‘黑帮老大’张畏的最后自白”，中新网宁波2001年4月27日消息。 5.39.217.764 ~; Q; h6 o: M/ m5 e  w0 m; E
[50] 亓树新，“黑龙江最大涉黑案开庭，黑老大曾经当上政协常委”，《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19日。 0 F, ]& W& V+ f5 T5 x) o; B
[51] 段宇宏，“明星企业家的涉黑之路”，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8月14日。 & ]# i2 h6 [% @1 l9 W3 h8 m
[52] 马中原，黄日飞，“内地人数最多、手段最恶劣的黑恶组织终于栽了”，《人民日报》，2004年4月26日。
[53] “渭南市纪委关于原潼关县委书记李纪计、原潼关县长王元安问题的通报”，《渭南日报》，2004年8月13日。
[54] “许文有：和黑帮较量的人”，央视国际（www.cctv.com），2005年11月04日；“我国正处于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发期”，中新网，2006年1月20日电。 , Y) ~* \8 _4 V) t. q# Y
[55] 帅政、刘轶芳，“山西破获‘燕子帮’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纪实”，新华网，2004年6月4日。 7 O, S" g) }! y
[56] “‘第二政府’血腥垄断，3年赚1亿，黑社会终遭灭顶”，《法制日报》，2004年4月19日。 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p) r! L. w- c
[57] “工商局长竟是黑社会头目，敲诈勒索逼良为娼”，新华网，2004年7月19日。
[58] “林艳兴，“江西一在押‘黑老大’享受非常待遇，引起群众不安”，新华网南昌2003年7月15日电；林艳兴，“生米镇‘黑老大’案放倒三名县乡领导”，新华社，2003年9月29日。 5.39.217.767 ?* i+ b" p* ?; }/ W( D4 {0 A
[59] 曹陆军、陈澎，“湖南最大涉黑案一审宣判，57名被告受到严惩”，新华社，2003年4月2日。 $ K6 l+ n' p# S
[60] 江雪，“陕西长安县郑卫国黑恶团伙罪行录”，《华商报》，2001年7月21日。 ! P+ D2 F, m" I! ]9 i5 V9 j: b
[61] 郑燕峰，“山东破获8年悬案，已故省水产局长雇凶杀正厅高干”，《中国青年报》，2002年4月30日。
[62] 帅政、阎天星，“山西一前任局长买凶炸死新局长，一家三口被枪决”，新华网太原2003年8月22日电。
[63] 唐席平，“县委书记导演两起惊天杀官案”，《家庭》，1999年12期（总第225期）。
[64] 邹高翔，“八小时庭审广东巨贪严文耀”，《北京青年报》，1999年8月11日。公仔箱論壇' g" [5 k6 b( X4 c' V) |
[65] “平顶山市政法委原书记李长河今日伏法”，南方网，2001年12月5日。
[66] 尚剑、王中，“商丘雇凶谋杀案有新进展”，《检察日报》，2000年8月25日。
[67] “选举现场枪杀案（上）”，2003年9月15日，《新闻调查》节目，“央视国际”，2003年9月23日转载。
[68] 舒阳、楚河，“延安黄龙一乡政府大院发命案党委书记杀死乡长”，《华商报》，2004年12月26日。
[69] “中新社”湛江1996年9月10日电，见《深星时报》1996年9月11日。
[70] “近两年海关关长落马一览”，《羊城晚报》，2000年7月9日。 2 e1 n- n0 a/ y) N
[71] 张毅，“中国海关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产经新闻》（www.chinatradenews.com.cn/old/20020208/1.htm）。
[72] 杨菊英、徐振邦，“暴风雨过后的湛江海关”，《大地》（人民日报），2001年第15期。
[73] “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厦门特大走私案首批案件，有关涉案人员党纪政纪处理情况”，《人民日报》，2000年11月09日第1版。
[74] “虚开金额达323亿，共和国第一骗税案水落石出”，中新网北京2000年12月13日消息（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11213/10170293.html）。
[75] 邱格屏，“‘黑社会组织’的性质界定与辨析”，《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春季号；郭自力，“论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和特征”，《中外法学》，1998年第2期；高一飞，“有组织犯罪问题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出版。
[76] 根据中国最高法院2000年12月5日发布的“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四个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比较严格的组织纪律；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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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8-10-21 07:26 AM | 只看該作者

国家角色的嬗变：政府作为的非正当化趋势分析

【编者说明】本文是作者为“中国人权”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中国统治手段非正当化趋势研究》的第五章与结语。本刊由“中国人权”授权刊登，编辑部对文章的标题和结构作了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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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报告的版权归“中国人权”所有，其目录刊登在“中国人权”的网站（www.hrichina.org和www.zhongguorenquan.org），研究报告的全文将由“中国人权”公布。 tvb now,tvbnow,bttvb1 ^" D+ Z: W1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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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治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嬗变：一方面是黑社会势力逐步壮大并逐渐向政治领域渗透，另一方面是基层政权日益堕落为一个个自利集团。这两大嬗变先是导致了乡村政权的流氓化与黑社会化，继而导致中国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一过程与中国的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开化与普遍化同步发展，互为支撑。这个过程可以被概括为“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统治手段非正当化主要表现为政府日常行政已经越来越依赖于不正当的暴力。这一政治特点在农村征地与城市拆迁过程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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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曾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其中的第二次“圈地运动”就发生在1999年以后。这第二次“圈地运动”，在城市里表现为大规模的拆迁，在农村则表现为大量征用农民耕地。由于政府的高度腐败，拆迁与土地征用因而成为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的主要领域。* R2 t6 t* O.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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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征地和城市拆迁都以褫夺民众的生存权为特点。尽管中国人习惯于忍受不公平与压迫，但生存资源的被侵夺已经让被剥夺者无任何退让余地，因而引发的维权抗争特别激烈。这种反抗事件逐年上升，2003年为5万8千起[1]，2004年为7万4千起[2]，而2005年则高达8万7千多起[3]，其中大部分是因土地与住房被侵占而引发的反抗。面对失地农民与拆迁户的韧性反抗，地方政府或是有意借助黑社会势力介入，或是直接采用黑社会手段，以迫使反抗者沉默。

一、九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人权受侵害的核心：土地与住房权利5.39.217.765 R* W2 ?1 r+ a& T7 o* g9 E/ z! s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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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到2004年，中国的房地产业一直高居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榜首，2005年虽然退居第三名，但仍未从暴利行业中退出。[4]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全世界房地产业的利润一般都在5％左右，而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则高达15％以上。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的前500名富豪里只有30人左右是地产商；而中国的大富豪栖身的行业则集中在房地产领域。在中国福布斯2002年度公布的100名富豪中，竟然有40多人涉足地产业。此后虽然不断有从事房地业的富豪身陷囹圄，但在福布斯《2003年中国内地富豪榜》上，涉足房地产的仍然高达35名。与其他行业相比，房地产业的富豪之多，遥遥领先。仅此一端，足证中国房地产业“暴利”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中国的房地产业仿佛有点金术，在短短20多年内，以超乎常规的速度催生了太多的亿万富翁。其中很多富翁都是从“一穷二白”的状态起家，而且很多人的年龄与其亿万身家相比，过于年轻。所谓的“问题富豪”杨斌、周正毅等，都是通过房地产业经营积累了巨额财富。[5] 这就让人不由得产生疑问：中国房地产业何以能维持如此高额的利润？难道中国的房地产业真成了点金术？其答案无疑让有良知者沮丧，中国的房地产业暴利主要依靠地价的便宜，而地价的便宜则完全依赖掠夺，在农村是掠夺农民的土地权利，在城市里则是掠夺拆迁户的住房宅基地。而参与征地、拆迁这一掠夺过程的主角竟是各地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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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什么驱动地方政府成为农村征地与城市拆迁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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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之所以成为征地拆迁的主角，主要原因是土地出让金成了地方政府汲取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与其他国家的房地产业不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角除了房地产开发商与买主两方之外，还牵涉到土地的原所有者（失去土地的农民与城市拆迁中失去住房的人）与掠夺原所有者利益的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上级中央政府则扮演着这几方利益的最终仲裁者，而且是一个很不称职的仲裁者。5.39.217.76; H: I, t4 C0 |, W" _

上述几类角色当中，地方政府的角色最为奇特。一方面，它是土地的买者，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土地先由地方政府采用各种手段“征购”上来；另一方面，它又是卖者，房地产商要取得土地使用权，得从政府手中购买。没有地方政府居中一买一卖，这土地还无法“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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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何以这么热衷于土地买卖？关键在于这一买一卖之间的巨大差价。

于公来说，这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据统计，2001年到2003年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达到9,100亿元。可供比较的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年到2003年这5年间，中国发行的国债总额也不过9,300亿元。由此可见，土地已经变成地方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一些市、县、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有的作为预算外收入甚至超过同级同期的财政收入。[6] 于私来说，官员们在土地出让过程里中饱私囊，更是中国社会公开的秘密。房地产开发商要想发财致富，其中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与政府官员合作，这也必然导致土地开发成为贪污腐败高发领域。贪官污吏们到底在房地产中捞了多少钱？有两个数据可供佐证：一是房地产业内部估计的贿赂成本。据房地产业内人士透露，仅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交易）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二是腐败案件与土地的相关性。据国家审计署对外透露的说法是：中国的“问题高官”80％以上与土地有关。[7] 自从国家审计署每年公布审计结果以来，土地审批一直是审计署称之为腐败黑洞的领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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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一买一卖的过程当中到底获利多少？上述3年获利9,100亿的数字给人的印象还不够具体，这里再举一南一北两个实例。北京市六圈村被征用的土地紧邻北京市南四环主路，政府征地时，每平方米只付给农民117元，而转手拍卖时价格却高达6,750元，几乎等于“零成本征地”。若非政府手中执有权柄，又有谁能做如此强盗买卖？[9] 广东省从化市政府暴力拆迁小海区商铺，也同样出于利润动机。按照从化市该地段的地价，每平方米建成后可售价13,000元，而政府补偿给业主的价格仅为每平方米2,500元。[10]

到底有多少拆迁款流入了贪官污吏与开发商的腰包？tvb now,tvbnow,bttvb. J$ H0 D; ], z- w. F6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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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市为例，在各种拆迁中至少有3项巨额资金流失，落入了开发公司和贪官的口袋。首先，应当交给中央政府的“国有土地出让金”，因立项“危改”被无偿“划拨”给开发商了。第二，应当给被拆迁人的城镇拆迁费被开发商侵吞。比如开发商从政府那里获得“划拨”土地以后自己并不出钱，而是对外招商从另一投资商手中获得每户约40万的城镇拆迁费；只需将这些居民统一“合理安置”到郊外的房子里，其中大多数是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开发的非法建筑或单位的合建楼，一次性替拆迁户交3年的房租约2万元，3年后就不管了。但这笔费用却被列入商品房成本之中，牟取暴利，并通过做假帐逃税。第三，私人土地使用权补偿。这部分费用法律有明确规定必须支付，但开发商往往借口执行《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在拆迁户面前根本不承认这笔补偿费用的存在；然而在销售商品房时这笔费用却成了房价的主要部分，即销售广告中大肆宣传的“黄金区位”、“升值无限”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如在西城区、东城区这样的地段，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价格动辄上万，甚至数万，再算上容积率，其中建筑成本只占很小一部分，最值钱的部分恰恰是房产所在的地段区位。[11]

这笔钱共有多少？在中国这是笔永远也算不清的糊涂帐，不过北京市的相关数据可作参考。据专家估算，1994年至2003年这10年间，北京市因拆迁征地被侵吞流入黑洞的国家和民众财产约为1,380亿。对此北京市各区政府既不否认，也未回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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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疯狂征地为何不加以限制？

征地拆迁已经成了中国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而地方政府也从未打算停止此类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是中央政府对此多年来睁只眼闭只眼，佯作不知。为何如此？原因很简单，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政府将所有堪称“肥肉”的税种全留给自己，而把那些“油水不大”的税种留给地方政府，结果地方政府就只好依靠土地出让金收入来维持生存和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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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的税务体系分立，划分税种各自征收，主要税种归中央，零星税源归地方（包括土地出让金），若干“油水”大的税种则由中央和地方共享。中央税务系统在省市县设立国税局，征收中央部分的税收及共享税；地方政府则自设地税系统，负责地方税的征收。“分税制”刚实施时地方财政还能维持，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地方财政的税源越来越吃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地方国有企业相继破产，地方企业所得税与上交利润渐渐枯竭；由于住房商品化、高等教育和医疗商业化等“改革”，民众不得不紧缩日常消费开支，由此导致消费品市场不景气，营业税收入相对萎缩；归地方财政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十分有限，也不可能支撑地方财政。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有可能扩大财政收入的空间就只剩下与农民有关的税收摊派。于是，尽管中央政府多年来反复地三令五申，不许增加农民的税费负担，但各地地方政府仍然巧立名目、加征各种税收规费，除了正税（如农业税、土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屠宰税等）外，还强制实行种种摊派。许多乡镇政府把催粮要款当成了主要的日常工作，为了获得财政收入，催粮要款往往要借助暴力，由此导出了村镇一级政治权力日渐被地方豪强掌控，流氓化、土匪化、黑社会化的趋向十分明显。公仔箱論壇. A( A- `3 q0 m+ F5 ]$ r/ {

从农民头上强征硬摊毕竟所获有限，为了扩大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将眼光转向了农民最后的生存资源──土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这一轮“圈地运动”的目标主要是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和城市里的“旧城区”。地方政府依靠出卖土地获取了大量的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这些收入成为支持地方政府的日常运转的财政支柱。如果限制土地开发，就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财源，这就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圈掠土地长期佯作不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中央政府不想切断地方政府的财源，否则地方政府就会采取各种方式抵制中央政府的政令，这种情形在削减农业税时就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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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圈占农民的耕地还是城市居民的旧房，第二轮“圈地运动”兴盛之处，都严重侵害了农民或城市拆迁户的利益，导致许多人的生存状态严重恶化。虽然征地时号称要给农民和拆迁户必要的经济补偿，但通常补偿标准被大幅度压低，而且大量征地款又被地方政府侵吞。所以，农民大都因征地而陷入贫穷。还有许多地方的农民分文未得就被赶离家园。浙江省的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浙江农民对征地的不满是否就比其它省份低呢？据浙江省统计局农村调查队的调查，只有6.8％的农户对征地表示满意，有22％的农户认为补偿标准严重偏低，53.2％的农户认为补偿偏低。[13] 浙江尚如此，其它地方可想而知。

3. 中央政府意在分肥的2006年土地清查运动

随着征地拆迁引起的社会矛盾日多，中国政府每年公布土地违法事件的数目，但查处并不严厉。据国土资源部的不完全统计，2003年全国共查处包括历年遗漏案件在内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起，738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3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14] 按照这次公布的案件总数推算，每起土地违法事件即便只有1人涉案，至少也有16.8万人应被追究责任；但实际上，如此多的依靠土地获利者当中只有不到1％的违法者受到处分或承担“刑事责任”。由此可见，“违法成本”相当低微，而圈掠土地却可以获得相当高的收益，违法受惩率如此之低，由中央政府发动几年一度的“大清查”于惩治贪腐自然毫无阻吓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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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上旬国土资源部召开全国土地执法会议，宣示土地腐败现象非常严重，并明确要求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在本年6月份查处3起以上严重土地违法案件，年底前要达到8起。与国家审计署每年唱反贪独角戏不同，这次国土资源部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撑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奉命为“土地执法风暴”造势。由于下达了查处案件指标，而数年来日进斗金的“土地爷”又因迅速暴富难免惹来官场同事的嫉恨，加之将原来的“土地爷”拱下去取而代之的收益令人眼热，一些地方政府在完成这次查处任务时并不手软。就在下达反贪任务的当月，因土地问题落马的官员就有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15]、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金宝、天津市副市长陈质枫以及福州土地窝案牵出的官员群体[16]等。tvb now,tvbnow,bttvb& r* N# `1 i% B4 w-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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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为中国政府此轮清算的目的意在反腐，并遏止地方政府掠夺民田，那就完全会错了国土资源部数度告白之意。中央政府此次整顿土地违法时提出了两条理由。第一条理由是中国的土地数量已逼近生存底线，至2005年10月31日，中国大陆的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耕地由上年的1.41亩降为1.4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按照这一思路，似乎中央政府就应下令停止土地开发，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小农阶层占总人口将近70％的国度，没有足够的耕地，许多农民将无以为生。但是，国土资源部并未承诺从此以后将停止土地开发，而是提出要将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这一宣示事关第二条理由：凡属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几乎都涉及地方政府或相关领导，一些本来负有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往往成了违法的主体，鉴于上述原因，今后要将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言下之意是，土地开发仍将继续，只是今后得由中央说了算，地方政府出局。/ s: Y* E6 g& i4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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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并不隐瞒这次刮“土地执法风暴”的真实目的，那就是“中央要分享土地收益”。强征土地确实使广大民众的生存权被褫夺。然而，面对社会底层的受剥夺，中国的各级政府向来无动于衷，从未给予半点同情。2006年的土地清查运动的背后，其实是让中央怦然心动的巨额土地出让收入。于是，中央政府先是大张旗鼓地打击贪官、震慑地方诸侯，再提出“将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当然，要让地方政府乖乖就范亦非易事。90年代初，国务院曾发出《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中，40%上交中央财政，60%留归地方财政。但后来，为了便于地方政府取得城市建设费用，中央财政对地方土地出让金的分享比例一再调低，甚至到最后有点不了了之。”[17] 如今旧事重提，中央政府能否如愿，尚待观察。tvb now,tvbnow,bttvb" s' M. l; k  c" {" H) g1 a( r

即便中央财政未能分享土地出让金，土地审批中寻租的权力从地方官员转移到京官手里，本身就意味着土地收益的重新分配。谁又能保证中央政府的官员一定比地方官员廉洁？前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的腐败案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事实上，中央各部的事权越大，腐败程度就越高。近年来，中央先后成立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本意是为了看住银行业、证券业与保险行业的“硕鼠”，但结果却是将这几个部门的监察之权变成了官员们寻租索贿的机会与资本，腐败的“食物链”将猫鼠变成了“一家亲”。

其实，中国的土地之所以成了养肥贪官污吏的温床，根源全在于土地所有权归属国家，为地方政府介入土地买卖留下了制度空隙。只要将土地私有化，也就堵绝了政府随意掠夺民田、民宅之路。舍此别无他途能有效遏止土地征用所产生的严重腐败。目前这种意在分肥的“土地执法风暴”除了让中央政府在土地出让收入中名正言顺地分一杯羹之外，于反腐不起任何实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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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8-10-21 07:28 AM | 只看該作者

二、旧城拆迁：城市拆迁户的噩梦

1. 城市拆迁户的经济权利被严重褫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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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所有的城市拆迁过程都有地方政府介入，可以说，没有地方政府，褫夺千百万人住房权利的城市拆迁就寸步难行。地方政府通过何种手段使侵犯民众生存权利的恶行公然行之于世？答案是：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赋予拆迁以合法性。而假借公共利益主要通过两种名义：一是假借城市广场、道路、绿地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名；二是假借“旧城改造”之名。不过中国政府从法律上给这些做法提供了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说法：先是将所有的房产定义为只有房屋产权而没有宅地所有权的物品，并称“这种没收公民土地财产的做法是由国家性质所决定的”，由此又引出中共建政时没收一切私人土地（包括当时未没收的房地产中的地权）全归国家所有为地价归“公”的依据。于是，地方政府就名正言顺地把许多城市居民祖宅的宅地视为国有，拒绝在拆迁时给予补偿。[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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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公共利益”为旗号的拆迁“政策筐”里，“旧城改造”是一个无底洞。在一些城市，它成了拆迁户的噩梦。有的城市不许拆迁户回迁，大多数居民被安置到城市郊区，生活成本大增，除了购买住房和家庭用品以外，谋生方式往往也被迫改变，交通、购物、子女入学都成为棘手的问题。有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拆迁地盖了高标准住宅或豪华别墅，即便允许拆迁户回迁，但由于补偿标准低，新宅售价太高，拆迁户承担不起回迁的住房差价。因此，在失去住所的威胁下，拆迁户们往往会激烈地反抗。tvb now,tvbnow,bttvb& _0 \& H7 M8 o; k: o/ d

与中共建政初期的“土改”、“工商业改造”那样的劫富济贫行为相反，现在圈占拆迁户土地的行为实质上是劫贫济富。不仅如此，政府还明确规定了拆迁时要执行“贵贱有别”的政策。例如北京市规定：“副部长级以上的公民，特殊公民（指民主党派中的高层人士、外籍公民、在台湾原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房地产，在拆迁过程中土地使用权需依法评估、补偿”。[19] 这等于赤裸裸地宣告，土地使用权并非真的属于国有，而是“依法”有等级差别；对权贵阶层以及“特殊公民”而言，他们的宅地“依法”私有，拆迁时其土地使用权必须充分补偿；至于无权无势的普通公民，他们的宅地就“依法”公有，只能听凭政府宰割。3 _1 v( w; }" b0 j

2. 中国政府近十年拆了多少住房？公仔箱論壇" \% Q  T. X0 G+ z8 P' a"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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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有多少中国人失去家园？中国政府不会提供这类数据，但综合各方面信息，还是可以得出概貌。2005年11月29日，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人权组织“住房权与驱离中心”宣布，中国被列入2005年违反住房权最严重的3个国家之一。该组织敦促中国信守它签署过的国际人权条约，不要为了经济发展践踏人民的居住权。“住房权与驱离中心”的执行主任莱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每年都要挑选3个国家，将它们列为违反人民居住权情形最严重的国家，2005年是中国首次入选。他说，中国入选的原因是，该组织每天都收到来自北京、上海以及其他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有关强行拆迁问题的报告。与中国同时列名的另两个国家是津巴布韦和印度。近几年津巴布韦持续违反住房权，以实施城市清理计划为名使70万人被赶出家园。印度的哈拉施特拉邦为把孟买建设成一个“世界级”城市，从2004年12月以来强行让35万人拆迁。但与中国相比，这两个国家因拆迁而受害的人数较中国少得多。莱奇说：“我们看到并收到成千上万失去住房的人给我们的报告，如果他们反抗强行拆迁就会遭受进一步的骚扰、逮捕、监禁或其他种种问题。从中国传出有关报导出现急剧上升的趋势，这令我们感到震惊。仅仅为修建2008年奥运会的建筑，北京就有40多万人被拆迁，其中很多人是被强行拆迁或得不到足够的补偿。”[20] “住房权与驱离中心”公布的仅仅只是城市拆迁户的数字，农村被夺去土地的农民不在此列。据莱奇介绍，中国签署了上百项与人民住房权有关的国际法规和条约，但中国当局在过去10年里却拆除了至少125万所住房，搬迁了370万人，其中很多人是被强行搬迁的。由于政府与房地产商给予的补偿极低，许多人在被强制搬迁后失去了住所。[21] 拆迁已经成了中国民众不能承受之痛。tvb now,tvbnow,bttvb, V4 I- ~3 w: A

必须说明的是，近十年内中国到底拆除了多少房子，由于中国政府将此视为绝密资料，至今没有一个完整且令人信服的公开数据。但下列数据可以让人从中管窥一些实情：tvb now,tvbnow,bttvb- S/ V7 q9 e* r1 `2 _; }. C

《了望》杂志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从1992年起，有关北京城建问题的群众上访事件骤然增加。以1995年为例，1月到7月有163批，3,151人次，占那一时期上访批数和人数的46.5％和43.2％。[22] 北京拆迁的问题较全国各地发生得更早，因为在陈希同任北京市长时大规模拆迁即已开始。此后拆迁纠纷蔓延至全国，而且各地政府均模仿北京市政府在拆迁时使用的黑社会手段。) ]/ t8 u( F+ _/ u1 z% F3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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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有两个部门受理拆迁上访，一个是建设部，另一个是国家信访局。据建设部公布：2002年1至8月份，共受理来信共4,820件次，上访1,730批次，集体上访123批次，其中反映拆迁的分别占28％、70％、83.7％。[23] 2003年全年受理拆迁上访总量为3,929批、18,071人；2004年上半年因征地拆迁上访的人数有4,026批、18,620人，其中集体上访905批、13,223人，个体上访3,121批、5,397人，半年就超过2003年全年总量。[24] 国家信访局未公布具体数据，只公布了上访案件增长的百分比：从2000年以来，反映城市建设特别是拆迁安置问题的信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从拆迁投诉信件看，2003年8月底与去年同期比上升50.34％；从拆迁户上访人数看，2002年比2001年增长64.86％，到2003年8月底，又较2002年同比增长47.19％。[25]2004年的上访信件和人数较2003年同比上升了50％和47％。[26]

这些以上访形式反抗的拆迁户只不过是拆迁户中的极小部分（约2％－5％左右）。以上海市为例，2003年5月底，上海富豪周正毅在上海的中心城区静安区拿下了一块总占地面积达17.64万平方米的地块，这是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需要拆迁12,000户民居。尽管补偿偏低，但其中只有500多户将不满转化为反抗行动，而采取积极反抗手段如上访与诉讼的仅有100多人，不到1％。[27] 2000年2月北京的拆迁户曾发起万人诉讼，即10,357名被拆迁户联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著名事件。但由于各地拆迁户的忍受底线不一，缺乏集体行动的一致利益诉求，兼之组织成本太高（主要是政治风险太大），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在全国几乎仅见一例。. X, H, y7 {% w# j2 \

大部分拆迁户因为不想让全家人走上一条没有终点、也看不到希望的荆棘之途，选择忍受了事。还有部分人鼓足勇气上访，但还未走到北京就被拦截回来──这种拦截在民间被称为“截访”（官方的说法是“劝返”）。被“劝返”者占上访者相当大的比例。黑龙江省不是全国拆迁纠纷最多的省份，但也有不少上访者。据该省政府公布的内部数字，仅2004年下半年“劝返进京访218批861人次，其中9月1日到年底劝返153批534人次，劝返到省访40批130人次。”[28] 其他各地被劝返的亦不在少数。tvb now,tvbnow,bttvb& _" N6 ?6 H3 p/ N3 ~1 |3 ]& g

3. 政府指挥、参与或支持纵容暴力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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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过程中的暴力行为何以屡屡发生？地方政府为什么对这些违犯法律的暴力行为视而不见？而各地政府又是如何将成千上万的拆迁户赶出家园，迫使他们接受极不公平的拆迁补偿呢？答案是：政府行为黑社会化。5.39.217.769 `- v( {/ ?5 c* V5 V! A

大量事实表明，各地政府的“拆迁办”与拆迁公司之间存在紧密的利益关系。在有些地方，地方当局为了掩人耳目，将“拆迁办”与拆迁公司从形式上分为两家；而有些地方干脆就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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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中国的“首善之区”北京市为例，说明地方政府与拆迁公司的关系。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的主管单位是西城区政府，新兴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主管单位则是北京市政府房改办公室，而朝阳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的主管单位是朝阳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几乎无一例外，每一家生意红火的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有政府背景，往往总经理就由政府派出的官员兼任。理解了这层关系，就不难理解政府在房地产公司与拆迁户发生利益纠纷时，对于居民房屋的估价做出裁决与发出强拆指令时，为什么会毫不掩饰地偏袒开发商。许多开发商经常公开对被拆迁户说：“我们和政府是一家的，你们告也没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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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国家，法院本身是超越于各种利益群体之上的公权力机构。但在中国，法院这一社会公权力发生了严重的异化，与房地产商结下了渊源颇深的利益关系。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副院长李立千就经常指挥其属下法官代表开发商与拆迁户谈判，并亲自指挥多起拆迁；而这位法院副院长本人就兼任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拆迁公司经理。[30]" ^0 p; [) M+ W% z

地方政府与拆迁公司结为连体共生关系，并非北京一地独有，而是中国各地的普遍现象。如南京在2003年发生拆迁户翁彪自焚事件后，曾于2004年整顿过拆迁公司，将12家原属政府的各区县拆迁安置办公室撤销其事业单位建制，转为企业。[31]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暴力拆迁的主力是西安市碑林区政府建设局，在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该局副局长杜波公开承认，建设局与拆迁办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32]tvb now,tvbnow,bttvb# @) G  f, i$ f/ u4 P4 w/ f  @0 a5 ^

政府直接指挥公务员参与拆迁的事就更多了。长沙市的拆迁干脆由市拆迁办直接出面，遇有居民反抗，直接调用警察和武警殴打拒绝搬迁的居民，拆迁办的公务员还公开对拆迁户说：“打死一个人赔几万元，我们照样搞开发”。军队也介入了地方拆迁，如长沙大韵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胡子木原来是湖南省军区财务处处长，转业后打着部队的牌子搞开发，经常借用武装警察暴力拆迁。长沙天园房屋拆迁公司属于长沙市天心区政府劳动服务公司，拆迁办的工作人员来自天心区政府。[33] 广东省从化市政府拆迁的场面更是“壮观”：2005年3月7日上午8时，该市政府组织了近千人的拆迁队伍，在该市街口镇小海桥区暴力拆迁商铺民居。参与这支拆迁队伍的有市政府公安局（及警犬）、计划生育办公室、城市监管部门、国土局、房管局、法制局、信访局，以及医护人员近千人，带队者是从化市副市长陈加猛与两位公安局副局长。当天因数名老人与妇女被消防高压水枪射昏在地才告暂停。[34]tvb now,tvbnow,bttvb% g( j3 t# f6 g4 W- y

地方政府还任意运用压制手段对付民众的反抗。如成都市政府为迫使锦江区内的居民搬迁，多年来使用了各种很阴暗的手段。先是于2004年将领头反抗的李廷惠女士以“违法闹访、聚众滋事”的罪名抓捕判刑[35]；继之又派人纵火焚烧民房，拆迁办工作人员更是经常打骂拆迁户。[36] 许多拆迁户在无处申冤的情况下，被迫用自焚这种极端方式抗议政府与房地产商对自己财产权的剥夺。例如，2003年8月22日南京市邓府巷同庆里居民翁彪为了反抗暴力拆迁，被迫在拆迁办公室用汽油自焚，除本人死亡外，还烧伤了6名拆迁办人员。此案在网上传播后引起全国震动。[37] 由于被逼上绝路的上访者太多，北京市政府竟在《北京市信访条例（修正草案）》中加列以下条款：“信访人不得在非信访接待场所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请求；不得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及其周边、公共场所非法聚集、滋事，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堵塞、阻断交通，或者以自杀、自伤、自残相威胁。否则，将负相应的法律责任。”[38]. L% r5 `8 G6 W& {) O/ q6 g

“暴力拆迁”这四个字虽然让人联想到拆迁过程中的打、骂、羞辱等暴力行为，但并不能充分体现拆迁中使用暴力的程度。为了让读者对暴力拆迁之实况有所了解，下面试举几例。一个是拆迁手段中比较“文明”的事例，该事件发生在辽宁沈阳市的繁华地段和平区，一位叫董国明的拆迁户因拒绝搬迁，被沈阳芜湖拆迁公司困在自己家里，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拆迁公司断绝董与外界的一切来往，也不允许董的家人为其送水送食物。董国明在拆迁公司强行断水、断电、断煤气的情况下，依靠家里原来存放的方便面、生土豆、生胡萝卜支撑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将这位居民围困在自己家里的沈阳市芜湖拆迁公司是受沈阳市政府拆迁办的委托实施拆迁的。[39] 另一个则是极端暴力的事例，发生于上海市。2005年1月9日凌晨，上海城市开发住宅安置有限公司为逼迫徐汇区乌鲁木齐中路179弄的住户搬迁，竟然纵火焚烧这片住房，导致居住该弄62号的住户朱水康老夫妇被活活烧死。该公司近年来威逼拆迁户搬迁时，一直使用黑社会手段，如殴打辱骂住户、断水断电、趁住户不在家时将粪便脏物洒满住户门前屋后、用牙签塞住门锁孔，或一大群人闯进住户家、将住户的用物往屋外乱扔。许多住户被折腾得昼夜不安，只得含悲忍泪，拿上少得可怜的“拆迁补偿”后搬走。遇上一些态度坚决的住户，拆迁公司干脆用推土机将住房夷为平地。上述朱姓老夫妇不肯搬走，动迁公司曾在他家放过三次火，当地基层政府竟然佯装不知，无人过问此事。[40] 正因为有地方政府的纵容支持，这家开发住宅安置有限公司才敢如此地有恃无恐，以至造成上述惨案。0 s3 N" b0 k0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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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地区，黑社会势力直接介入城市拆迁。如深圳的陈毅锋、辽宁的曲全国等，这些有黑社会组织背景的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大量使用暴力拆迁，使得当地拆迁户有冤不敢诉。[41] 许多拆迁公司本身就是黑社会组织，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城乡建设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于1994年成立，隶属于呼和浩特市城建局劳动服务公司，该公司8年间先后承揽了30余项拆迁业务，采取暴力等手段（包括砍断拆迁户的双腿），获纯利400余万元。[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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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政府的拆迁办以及与政府有各种瓜葛的拆迁公司都通过类似行为将成千上万户城市居民赶出家园，霸占了他们的宅基地，养肥了连续五年高居中国暴利行业榜首的房地产业，也养肥了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与众多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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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8-10-21 07:29 AM | 只看該作者

三、失地农民绝望的抗争

1. 耕地的减少与失地农民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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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赶出家园的城市拆迁户只涉及近4百万人，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数量更为庞大。耕地减少与失地农民增多这两组数据可以让人看出中国这一残酷的现实。房地产业兴旺的直接后果是耕地的日益减少。中国农业部的报告显示，全国农用耕地从1996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2004年的18.37亿亩，8年间共减少近1.2亿亩，平均每年减少1,425万亩。截至2005年10月31日，耕地面积下降到18.31亿亩，人均耕地降为1.4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土地数量已经逼近人的生存底线。目前耕地在不断减少，人口则不断增加，按目前趋势分析，到2020年，耕地缺口将达到1亿亩以上。[43] 这些冰冷无情的数字后面，是无数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哀号。

中国的失地农民到底有多少？至今还没有各方认可的权威数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曾于2003年下发“关于紧急开展失地农民现状调查的通知”，各地政府也相继做过一些调查。[44] 按照官方统计，到2005年3月，中国失地农民总数已超过4千万人，并仍在以每年约2百万人的速度递增。[45] 而据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在冀、鲁、鄂、桂、浙、滇等11省134个县所作的抽样调查，分到土地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4.5％。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13.7％的农民没有土地，失地农民数量约为5,093万至5,525万。如果加上因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田地的人口，中国没有土地的农民超过6千万人。[46] 2006年3月，中国农业部曾公开通报，每年农民耕地被占约2百多万亩，这表明每年可能有1百多万农民失去耕地。[47] 农业部的这一通报是按人均两亩地计算的，据此推算，1996年至2004年8年间减少了1.2亿亩耕地，意味着约有6千万农民失去土地。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B, H* Z1 e5 B6 X  v1 W. ^) A

中国农民的土地被强制征用与中国的土地制度特点有密切关系。按照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农民只是土地的使用者，但却没有所有权。正是这一点为现在正在农村进行的“新圈地运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使得中国基层官员能够以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在农民缺席（或受蒙骗）的情况下，剥夺他们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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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政府禁止农民与工人在没有官方控制的情况下组织社团，各地的农民因此并不拥有任何集体行动的组织资源，只能利用地缘与血缘等关系而松散地临时组织起来。面对拥有一切组织资源且行为日渐黑社会化的地方政府以及由地方政府撑腰的房地产商，底层农民的这种反抗几乎处于绝望状态。tvb now,tvbnow,bttvb; {/ D" Y. e/ q. p-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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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河北定州事件看地方政府行为黑社会化的特征

2005年6月11日发生的河北定州事件，为人们了解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提供了一个样本，这次事件涉及的几方关系互动最能说明政府行为黑社会化的特征。tvb now,tvbnow,bttvb. i! C* s+ g9 O( P-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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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河北国华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火电厂”）是2001年动工、2004年投产的大型火电厂，属国家第十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火电厂”建在离绳油村不到两公里的地方，绳油村村南的379亩土地被相关部门规划为火电厂的煤灰堆放处理场。这块土地由3部分组成，其中80亩是村里的果园（集体拥有），有近3千棵成年梨树，2百亩是承包给村民个人的林地，所种树木为树龄在2到3年以上的杨树，还有1百亩麦田，是绳油村村民的责任田。这次冲突的症结在于征地补偿款，对此村民、地方政府以及支付补偿金的“火电厂”说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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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说法是，据定州市解决灰场问题工作组2004年8月27日“致灰场聚集人员的一封公开信”称，火电厂“2002年9月7日就依法取得灰场使用权，绳油村的每一位群众也已经得到合法的补偿”。“火电厂”厂长说法是，征地款共为4,600多万。村干部说，镇里只给了村里587万左右。村民们则认为，大量征地款都给“上面”（村民对上级政府的称呼）贪污了；至于这“上面”是指哪一级政府，是定州市还是镇政府里，或是层层截留，至今未见公开交待。由于这么多征地款不知去向，村民们失去了土地，又未得到合理的补偿，只有反抗一途。农民为了阻拦“火电厂”开工，从2004年7月起被迫轮班守护在工地。

定州市政府在这次征地事件中扮演了奇怪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政府直接出面镇压，使用以下诸种手段。其一，政府官员带领人马为“火电厂”工地施工队驱赶守在施工场地的村民。2004年3月15日，市委副书记赵国军亲自带领警察、政府公务员与施工人员约2百多人、铲车8辆到灰场强行施工。其二，警察出面抓捕反抗的村民代表，将村民代表牛才民夫妻、村民牛旭光、牛同顺等十余人安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强行抓捕。该村先后被公安局抓捕的村民共有二、三百人次。其三，暴力驱赶守护在施工场地的村民。自2004年3月到7月9日，定州市政府先后出动警察5千余人次，强行施工10余次，每次施工都引起较大的冲突。2004年4月7日，定州市委书记和风到绳油村，上千村民跪地诉冤，和风却对村民说：“这场面我见多了！少来这套”。[48]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公然使用黑社会暴力手段。在政府与村民冲突不断时，村民代表牛烟平等数人屡屡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袭击。这种“不明身份的人”实际上是政府雇佣的黑社会成员，但通常情况下地方政府绝不会承认这些人是地方政府暗中指使的。2005年6月11日凌晨，约3百名身着迷彩服的“不明身份暴徒”趁着农民熟睡发动袭击，造成6人死亡、140多名农民受伤（许多人致残，丧失工作能力）。当时中国政府对此事并不在意，因为类似事件在中国并非罕见。然而，由于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从当地农民手中得到拍录袭击经过的录影带，以生动的现场画面向世界揭露了这次暴力事件。[49] 画面所暴露出来的残忍血腥，让许多“中国政府的好朋友”亦无法为之辩护，国际舆论一片谴责声音，这才迫使中国政府对定州市市委书记和风等人做出处理。事件发生7个月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2月裁定涉案的27名被告的“策划和杀害村民罪”成立，其中4人被判死刑，被判无期徒刑的5个人包括被指为幕后策划该宗袭击事件的原定州市委书记和风。[50] 事发至今，当地政府一直不承认其行政责任，仅表示该事件只涉及个别官员的违法行为，又强调该次征地是合法的，并拒绝向村民赔偿。

笔者之所以选择定州绳油村事件作为分析的典型案例，是因为“定州事件”具备以下3大特征：第一，定州事件涉及的利益三方，即政府、企业、村民，正代表了近年来征地事件中涉及的主要利益相关各方。第二，定州市政府、市委在征地中所扮演的身兼买者（向农民强征土地）与卖者（将征来的地转手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等）的二重角色，几乎是中国所有征地事件中政府角色的缩影。由于政府部门具有执法权与法律解释权，所以这些强征土地的行为无一不假法律之名而行之。第三，定州市政府指使暴徒袭击村民，用非政府暴力迫使村民就范，这一手段在近年来的征地拆迁中屡见不鲜。5.39.217.76, f/ E7 C) T$ [

3. 各地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非正当行径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9 X4 u7 }/ O& k& W* s

象“定州事件”这种以村民为一方、以政府与企业为一方的利益冲突，几乎成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征地冲突的一种典型模式，而最终这种冲突又往往以政府镇压失地农民而告终。例如，2003年3月至2004年10月，陕西省榆林市18,000失地农民与榆林市政府为征地一事发生激烈对抗，该地政府在一年半时间内四度出动武装警察（少则数百名、多则3千多警察），镇压农民的激烈反抗，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政府最后逮捕了高拉定等27名农民领袖与反抗骨干，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拘禁罪、煽动抗拒法律实施罪”等，将这些维权农民分别处以重刑，投入监狱。[51] 此类情形在其他农村地区也频频发生，如四川省自贡市从1993年延续至今（2006年）的失地农民反抗、2005年7月至10月的广州市省番禺区太石村的村民维权行动、2005年12月发生的广东省“汕尾事件”等。需要指出的是，自贡市、太石村等地的村干部在村民与政府的冲突中扮演了一种卑鄙的角色，在征用土地的谈判中乡村干部在农民面前往往以“我也是你们当中的一员”之面目出现，以取信于农民，但实际上这些村干部却参与了政府官员群体分享土地出让金的肮脏分肥。如自贡市红旗乡乡长陈文贤就是这样一位角色，陈虽然官位很低，仅区区一乡长耳，却拥有土地、房屋别墅、私人公司、各种汽车等有形资产数千万元，还有5千多万元的金融资产。当地农民编了几句顺口溜形容陈文贤的生活：“住的豪华别墅，行的奔驰代步，穿的高档衣裤，玩的一正五副（指六个女人），吃的山珍龙肉。”[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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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之所以紧紧把住土地的征用者和出卖者这一双重角色不放，是为了通过强征土地获取暴利，但政府部门摆到台面上的却是由它自行解释的种种法律法规。陕西省榆林市榆阳镇三岔湾村一案是个典型案例，该村距市区仅7公里，1999年榆林市政府决定建立榆林开发区，于是就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为名，强征农民土地。其补偿价格是，村民曾经做过土地治理和管护工作的荒地，按每亩500元劳务费的标准补偿；而市政府招商时则明文标价，每亩地收费35万元。榆林市、区、镇三级政府均认为，这些土地就是“国有土地”。他们提出了两条依据。其一是1951年11月19日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为配合土地改革清理林权作出的几项规定的命令”，该“命令”第五条称，“不宜农耕的大荒山和沙漠边缘，河流两岸的大荒沙地，面积在500亩以上的，均收归国有”。其二是1995年原国家土地局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该条文称，“依据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有关规定，凡当时没有将土地所有权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属国家所有；实施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理例正草案》未划入农民集体范围内的土地属国家所有。”而当地农民则认为，政府将他们村的土地宣布为“国有土地”于法无据。该案涉及的的10,800亩土地是该村的集体土地，由村民们的祖先在清朝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买下，有约为证。1949年后这些土地为该村所有，50多年来村民们为防沙固沙每年都投入大量劳力，终于把沙漠改造为林地和农田。因此村民们认为，地方政府不能随意规定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何况，所谓的榆林开发区之成立并无中央、省的批准文件，该开发区实际上只是一个榆林市政府占大部分股份的官办公司，其它的股份则是政府官员的私人股份。[53]5.39.217.76- [% {) z3 X( t" ~

四川自贡市政府在征地中也充当了类似的角色。1993年自贡政府征收了15,000亩菜地，涉及农民3万多人。该地政府通过出让征来的土地收取了土地出让金50亿人民币，但付给农民的补偿却严重偏低，18岁至40岁的农民一次性给付8千元，40岁以上的农民则每月给付生活费54元，拆毁的住房每平米只补偿150元，全部相加只占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费的2％左右。失地农民依靠这点补偿既无法生存，也无法重建住房。当地农民因失去土地而陷入困苦境地，自贡市政府的权势集团却通过土地开发而暴富。比如，自贡市原市委书记刘佑林之弟、市郊农民刘伟林通过此次征地一举获得上亿元的私人财产。[54]- t0 ?: r8 `5 M! f2 k$ M  G

在东南沿海省份，一些地方政府得开放风气之先，早就看到了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干脆利用行政权力将土地先囤积起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政府就是这样做的。早在1992年，佛山市南海区政府就预征了该区三山港大约12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上万亩的农田，产权归属南海区国土管理部门。2005年，当地农民发现当时的土地出让协议条文违法，开始向省政府有关部门申诉，但未受理。为抗议当地政府强行征地，从2005年3月开始，南海区三山港村民发起了艰难的维权行动，数度被政府镇压。7月2日下午，2千多名村民包围了三山镇派出所，要求当局释放被捕的村民与一名参与调查此事的研究人员，结果当局出动6百警员及30多辆警车将抗议者驱散。[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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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定州事件”的肇事官员被惩罚，其实是个少见的个案，因为该事件被国外媒体曝光，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国政府才追究了定州市委书记和风的刑事责任。而在大多数农民反抗征地的斗争中，被惩罚的通常都是农民而非官员。在2005年广东省地方政府镇压太石村维权抗争中，番禺区地方当局除了出动武警之外，还使用黑社会绑架的方式抓走了支持村民的郭飞雄，直到14天后才通知家属。其间，地方政府对到当地了解真相的律师和声援者一律诬以“不明身份的暴徒”，动用治安手段和“黑社会”势力堵截抓捕。例如，2005年9月26日下午，参与太石村维权的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以及律师唐荆陵、郭艳去太石村取证办案，却遭到一帮“不明身份之人”的骚扰和围攻。这些围攻者的方式迹近无赖，如向艾等三人泼脏水、辱骂及推打。艾晓明等人三次报警，而且他们当时就站在当地派出所的门口，身边亦有巡逻队和警车在值班，但当地警方故意置之不理。他们打电话报警时，接电话的警察只关心一件事，即艾晓明等三人何时离开，为此在电话中反复追问。郭艳骑摩托车冲出重围去寻找出租车，途经繁华的太石工业区时，又被数辆摩托车围追堵截，“不明身份”的追赶者用木棍将她打翻在公路上，企图制造车祸。[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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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政府为何偏好使用黑社会手段？, Z. `2 `$ \& f2 ]

近年来中国大陆各地频频出现地方政府指使放纵黑社会组织成员殴打维权活动人士，当维权人士遭受“不明身份暴徒”的袭击后，警察故意袖手旁观，对受害者的呼救置之不理。可以说，政府雇请黑社会组织或打手对付维权者，已成为近年来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一种手段。尽管各地政府全力封锁关于这类案件的消息，但仍然有大量的案件被披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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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发生在湖北省秭归县。该地属三峡大坝库区，有大量库区移民，其中有一位名叫付先财。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上访，向中央政府反映因三峡工程而被迫搬迁的一百多万移民未得到政府事先承诺给付的补偿款项。2006年春他接受了“德国电视一台”驻北京记者的采访。5月19号，德国的这家电视台播出了对付先财的采访。2006年6月，秭归县公安局居然以付先财接受德国媒体采访为由，将他传唤到局。传唤结束后，就在他离开公安局回家的路上，一些“身份不明的暴徒”袭击殴打了付先财，竟然将其打成“颈椎骨折”。付被送入医院后，既得不到及时救助，当地政府还一直试图封锁消息，甚至派出警力24小时在付先财所在的医院和病房外监控。[57]tvb now,tvbnow,bttvb, E6 E$ u+ z: f! t4 a&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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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镇。2005年8月1日，该镇万里村村民因反对仓山区政府利用权力无偿占有村民自办的工厂，而遭到镇压，当地政府官员领头，除了动用警察外，还雇来十余位打手。在这次镇压事件中，万里村村民中共有15人被打伤。[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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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至此处，读者也许会问：难道中国政府的镇压力量不够强大？镇压手段不够丰富？是什么使得中国地方当局非得采用这种非正当的黑社会手法？

其实，这种镇压手段黑社会化，完全是中国政府考虑维护“国际形像”而采取的新对策。指使“身份不明的暴徒”袭击异议人士于中国政府来说至少有如下两点“方便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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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当局除了承诺将追查这些“不明身份的暴徒”之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就算舆论猜疑这些暴徒受到政府指使，证据何在？国际社会就算群情汹汹，总不能逼迫中国政府为这些“不明身份的暴徒”承担法律责任吧？而且这种承诺只限于在国际社会关注的案例里，如付先财案例；如果只有本国人士关注的案例，政府连这种承诺也干脆免了，比如郭飞雄在太石村维权中数度被殴打，政府什么时候承诺过要“追查凶手”呢？

第二，借助黑社会势力的介入，可以极大地造成对异议人士的心理压力。对于异议人士来说，支撑他们奋斗抗争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治使命感；对于直接来自政府的压力，他们知道施暴方是谁；他们也知道，政府出于自尊，必须要设置一道底线，否则就彻底堕落为萨达姆之流。而黑社会势力的行动却无需考虑底线，什么手段能够增加受害者的恐惧感，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什么手段。异议人士中的勇者可以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但一旦牵涉到家人安危，勇者也会踌蹰再三。公仔箱論壇  i+ Q: A3 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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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标榜自己颇具“大国风范”、日益文明进步的中国政府，目前还不想让国际社会将其列为“暴政前哨国”。只要将政府暴力转变为“不明身份的暴徒”的私人暴力，中国政府就可以象这次处理付先财事件一样，由外交部发言人出面说一番冠冕堂皇的官式语言，以塞国际舆论悠悠之口；而对于付先财本人的医治、惩治凶手之类，根本就无须落到实处。国际社会的人权组织再有能耐，也不会愚痴到用道义标准去挞伐另一个国家的“不明身份的暴徒”。至于用经济制裁对付黑社会组织，更是闻所未闻。( u; G% f; `9 P: Y' c0 t

笔者在2004年发表的“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其前景”一文中曾谈到，中国已经出现“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合法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几大趋势。[59] 在此情形下，想用国际通行的人权、民主、自由价值理念来规范越来越乐于用黑道手法管理社会的中国当局，无异于缘木求鱼。

五、从征地拆迁过程看极权政治下“依法治国”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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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余年来，中国政府声称自己正向现代政治文明迈进，并不断亮出“依法治国”这块金字招牌加以佐证。大多数国人（包括国际社会）往往寄托着这样的希望：即使没有民主政治，只要中国政府不断建立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并改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哪怕中国仍然是专制型政体，其政治文明仍会大大提高。, l4 K, a) P- H6 u0 R& N# 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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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也曾接受过这一说法。但任何理论预设与政治预设都必须经过实证研究这一关。随着近年来意在剥夺民众权利的法律法规不断问世，以及本人对政府“依法治国”大量案例的研究，笔者不得不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政体下，要想“依法治国”，还得明确一条基本的政治伦理，即立法必须要有政治廉耻，要有起码的政治道德。这里所谈的“政治廉耻”与“政治道德”，其实是指统治者不能用法律的形式直接损害或剥夺民众的权利。在时下中国，法律体系由法律与行政法规等构成，中央政府各部委、各省、直辖市均可颁布这种行政法规，因此，这类行政法规也包括在笔者所论及范围之内。公仔箱論壇0 {- C4 b& d4 G6 Z# R

本文以90年代后期以来的农村征地与城市拆迁为例指出一个事实：各省市地方政府无一不打着“依法征地”或“依法拆迁”的旗号，而征地与拆迁过程中所有的暴力行为都被解释成“依法行政”。这样，当局就把被掠夺者置于一种法律上非常不利的境地，而试图维护自己权益的人士也往往被冠以“扰乱社会治安”、“抗拒执法”等各种罪名而投入监狱。

除了引发争端的征地款分配问题之外，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大量冲突的根源并不是来自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执法不力，而是产生于执行侵害民权的法律法规的过程中。以水利工程征地为例，《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本来就低，不能保障农民的利益，而国务院1991年2月颁发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又进一步降低了补偿标准；更糟糕的是，这部“条例”居然还规定，“土地补偿费标准可以低于上述土地补偿费标准，具体标准由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将土地补偿标准交由水利工程的利益相关者“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如此则农民在法律上被置于何等不利的地位可想而知。这部法规执行了整整15年，在此期间，在中国各地因水利工程征地引发的地方官民冲突至今不断，2004年四川的汉源事件只是其中一例而已。直到今年7月7日国务院才颁布了修订版本，尽管修订版废除了这条近乎荒唐的规定，但从总体上看，农民在征地上不利的法律地位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善。[60]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K# D" `8 d0 ?! r

又如将北京市民整得大放悲声的旧城改造也是“依法拆迁”，所依据的法律与法规文件主要是两部，即1991年26号文《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和1998年16号文《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这两部法规文件规定，“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办法”。但什么是“国有土地”呢？1995年7月21日北京市房地局局长签发的第434号文件中解释道：“82年宪法第十条‘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当城市建设需要时国家有权对上述土地使用权无偿收回……结论是：我局认为，在城市建设拆迁私有房屋时，只能对正式房屋及附属物予以补偿，对于私有房屋所占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能予以补偿。”[61] 这样一来，大量拆迁私房就变成了“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大批私房主只能得到对私房使用权的补偿，而最值钱的土地所有权却得不到任何补偿。这两部法规文件后来虽然经过修订，但并未变得有利于拆迁户。[62]5.39.217.760 S% M2 u) O; `" X0 G2 }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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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意在剥夺民众权利的缺乏政治廉耻的法规法律也在不断出炉。2006年7月5日全国人大通过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不仅进一步剥夺了媒体的新闻自由，还严重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完全是部反现代政治文明的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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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法律变成体现统治者意志而剥夺民权的工具，是一种根本没有政治廉耻感、缺乏政治道德的政治行为。如此“依法治国”，其精神血脉与现代法治并无任何相通之处，倒与中国古代的法家一脉相承。这种没有任何政治廉耻的法律肆虐，会将中国导向何处，大概无需笔者多加陈述。tvb now,tvbnow,bttvb0 g0 Y2 {7 V, f# R" l+ 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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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统治手段非正当化与社会结构的非正义性

本研究报告充分揭示了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的三大嬗变，即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开化与普遍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它们表现出中国当局对使用非正当化统治手段的偏好。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趋势，根本原因是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逐渐堕变为统治精英集团掠夺公共财而自利的藉口，这种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的格局最终导致社会结构非正义化，中国政府也因此而陷入统治合法性危机之中。这种合法性危机与其说是中国公众觉悟到社会主义体制的掠夺性与专制性，还不如说是政府行为与官员作为打破了中共为了维系统治曾高度依赖的意识形态神话。5.39.217.76" B$ J" m' R2 T$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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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意识形态神话的主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既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国家财富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长期以来，中国大多数人民曾经相信，社会主义体制是好的，只是基层官员贪污腐败在祸害中国。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公众这种认知的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是：“中央的经是好的，都被下面（指基层政府）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然而，90年代以来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本文分析的征地拆迁中的政府作为再再表明，上述意识形态宣传是不真实的。失去了意识形态神话的支撑之后，面对底层民众日益强烈的反抗，为了维护掠夺民众的自利需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政府只能走上一条不归路：借助于非正当的统治手段镇压一切反抗。

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主要表现在政府日常行政已越来越依赖于暴力。近几年来，中国政府行为的暴力化特别引人注目。这种暴力分别体现在几个层面上：

第一个层面是警察、税务、工商、城管、农村计划生育等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针对弱势群体的暴力。由于这种暴力针对的施暴对象常常被迫选择沉默与忍受，即使有反抗也主要是个体行为。这种一盘散沙式的反抗不会引致中国政府的统治危机感。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种执法行为的非正当性，但归结于“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薄弱”；tvb now,tvbnow,bttvb) Z- j: E0 |8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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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层面是政府与黑社会组织勾结滥用暴力，或者政府部门直接使用黑社会手段大规模掠夺民众的生存资源，如农民的土地与城市居民的住房。这种暴力借助的是统治权力，满足的是地方政府与精英集团的利益，而且往往有当地政府颁布的行政性法规做为依据，以合法的形式公然行之于世，是统治者凭仗权力滥用暴力伤害被统治者，其暴虐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执法人员执行公务过程的公务化暴力，是一种典型的国家非正义行为。这种国家非正义行为伤害的人群数量也远远大于公务化暴力。尽管城市拆迁户的反抗仍然是零散的，他们最高的反抗形式也不过是那种希望激起政府当局良心的自戕与自伤。但农村因为地缘血缘等关系，能够集结起来反抗，特别是在多年反抗地方政府的公务化暴力当中，各地已经形成了一批农民领袖；更有一部分中国的边缘知识人成了专业维权人士，他们集结起来，反抗强行征地、暴力拆迁中的国家非正义行为，而中国政府则大规模滥用国家暴力镇压农民的反抗。在这种强弱对峙中，为了控制局面，增加被统治者的恐怖感，中国政府大量借助于特务统治的恐怖手段。tvb now,tvbnow,bttvb& w, M% R( x% H& q) V% R: g

第三个层面是借助特务统治加强社会控制。自90年代后期开始，特务部门国安部已经广泛渗透各社会领域，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对一切被当局视为异议者的人士跟踪、监控。而国安部门对权力的滥用较之政府部门更肆无忌惮，屡屡采用国家诬陷手段对付维权人士。这些国家诬陷手段除了滥用罪名，如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等之外，还包括栽赃诬陷。例如，2006年8月北京律师许志永去山东为盲人陈光诚辩护，结果被地方当局诬以“盗窃罪”而拘留，郭飞雄在去北京的火车上被诬以“假票乘车”而扣留，继而于9月又被栽上“非法经营罪”而拘捕。最严重的则是政府为了规避行政责任大量指使黑社会组织成员（即“不明身份的暴徒”）出面，对异议人士与维权人士施以肉体凌虐与残害。在大学里则普遍实行所谓的“信息员”制度，即在学生中培养兼职特务，以监控教师的课堂言论。公仔箱論壇& r; f% m9 ]5 q( s, X7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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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的普遍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为特征的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一个不可摆脱的噩梦。尽管在地方当局与民众屡屡发生的冲突当中，当事态恶化到引起国际舆论同声谴责时，中国政府偶而也会抛出一两只替罪羊，如河北定州事件中的市委书记和风等，但由于这种政府行为的暴力化内植于中国政治体系当中，是中国极权政治下权力秩序运作的必然逻辑结果，绝对不是“部分政府官员素质低、法制意识不强”所致。因此，仅仅依靠惩治几个官吏不可能遏止各地政府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趋势。换言之，只有改变了目前中国这种非正义的社会结构，才有可能遏止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而要改变目前这种非正义的社会结构，还得改变制造出这种非正义社会结构的政治体制。% \( N) Q5 W7 D' [" g7 D7 A2 F

中国社会结构的非正义化是如何形成的？答案很清楚：是中国这种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公平正义的经济改革造成的。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以权力市场化为起步，公共权力早就堕落为精英集团掠夺公共财与民财的手段。这种以权贵私有化为起点的财富分配格局最终使中国形成了一种非正义的社会结构，83％左右的社会底层处于受掠夺受欺压状态。这种非正义的社会结构必然形成社会结构性紧张。而中国又由于人口过多，资源稀缺，政府没有能力通过建立帮助贫困人口的社会福利制度来缓解社会紧张。最终就出现了本研究报告分析的政府行为黑社会化。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P; s2 Q( A5 e' N- Y- ?)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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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手段非正当化也是中国统治精英“末日心态”的一种反映。统治者口头宣称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正好完全否定了他们现阶段的掠夺行为，而用权力攫取金钱虽然能迅速致富，但由此激起的社会仇恨使得中国如同处在一个随时就会喷发的火山口上。中国高、中级官员的普遍心态是捞够钱之后全家出国定居（有的早已经将子女家属送往国外）。这种情绪表现在对国家的管理上，就是出于恐惧而加强了权力支配的力度，并通过滥用政治暴力与借助黑社会手段暴力而表现出来。

统治手段非正当化使得中国与民主化越来越遥远。中共统治迄今已50多年，其间犯下的国家罪错很多，但即使是在80年代这一段政府与人民关系前所未有的和谐时期，中国政府也因为出于不自信，从未就任何国家罪错向人民道歉，而是用所谓“向前看”的藉口，完全屏蔽了所有的重大历史罪错。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统治精英的高度掠夺性与自利性而引发的社会仇恨越来越深，这一现实使中国的统治精英集团深知民主化的结果必然是公众对他们自身实施政治清算，因此，中国政治精英对民主化的排斥，远比80年代的中共统治集团强烈。  a4 {7 Y0 d+ s'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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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结构非正义性使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在各种假“改革”之名的掠夺中被洗劫，而且这种洗劫还被政府以法律的名义合法化。弱势群体不仅被剥夺了今天，还因为无法支付高昂的教育费用使其子女无法通过高等教育而拥有明天。中国的弱势群体的忍受已经达到临界点，“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已经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2006年9月4日“网易文化”做了一项网上调查：“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截至9月10日晚上11点，共有10,234人次接受了调查，其中有64%的选票表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其中“因为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成为网友首选的选项，占了总票数的37.5%。[63] 在一个从幼儿园就开始致力培养国民爱国主义感情的国度，将近三分之二的接受调查者表达了这种情绪，可以想见中国的政治凝聚力已经下降到何种程度。公仔箱論壇# Y' N6 z; s8 ]. y

崇尚暴力的“丛林法则”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以掠夺财产为目的的刑事犯罪与极端暴力事件直线上升。社会弱势群体无力反抗体制性的暴力与黑社会暴力，因此对社会的暴力报复往往成了针对普通社会成员的无目的的暴力犯罪。这种暴力有针对社会不公而泄愤的杀人行为，更多地是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杀人。中国近年针对富人的绑架、杀人案件剧增，就是中国社会暴力蔓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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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的要害就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统治，这既是毛泽东当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口号的新政治变种，其精神也与黑社会组织凭借暴力生存一脉相通。这种暴力肆虐的结果，是使中国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博奕空间日渐逼窄，使中国民众的人权改善及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面临更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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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8-10-21 07:36 AM | 只看該作者

【注释】

[1] "Thousands Riot in China, Attack Police, Burn Cars," Reuters, Jun 29, 2005.tvb now,tvbnow,bttvb  F% n- N8 G4 Z: ]9 Q& N* t9 _' n$ [
[2] “中国36城市将成立反恐防暴特警队”，BBC，2005年8月18日。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3 k/ G4 t" E, C& _1 ^  x
[3] “中国动乱事例大增凸显社会不稳”，BBC，2006年1月19日。, e% d3 b/ l( z& I) a( G! c) q
[4] “2003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房地产中小学教育居前列”，《青年时讯》2004年1月2日；“2005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中国经济网”（www.chinaecnomy.cn）。
[5] “中国富豪一半是房地产商，很多是房地产贷款造就”，《世界经理人》（www.icxo.com），2003年6月23日。
[6] “国有土地出让金年流失百亿以上，谁获利最大？”“华夏经纬网”，2004年8月5日。 , v4 P" N/ m' _( g0 G  F3 _1 A, a) w
[7]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问题高官多少都跟土地有关”（http://news.163.com，2005年7月4日）。来源：人民网。”
[8] “国家审计署披露内地六大腐败黑洞”，“中华网”，2004年7月5日。2 x' x6 G! M1 |
[9] “北京地价暴涨50多倍的秘密：征地‘近乎零成本’”，《华夏时报》，2006年6月4日。5.39.217.76$ d& V5 _9 R* T$ {
[10] “广州从化暴力拆迁触目惊心”，原载《中华工商时报》，人民网2005年5月24日转载。
[11] 《人民日报》1999年8月24日的报导。- \$ K: j' X! M% `- w: j
[12] 《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9月28日。tvb now,tvbnow,bttvb* [% [7 v$ a, }. o' ^* u
[13] “国土资源部的‘改革路线图’”，《21世纪经济报导》，2004年2月18日。
[14] “土地审计风暴，2,046个开发区卷入，近千人受牵连”，《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12月24日。8 e+ x- O8 f- ]4 S/ r" `# |& U
[15] “聚焦土地执法风暴，摩根中心项目引爆土地违法串案”（http://www.crei.cn），2006年6月28日。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16] “福州再爆‘土地窝案’”（http://www.crei.cn），2006年6月28日。来源：《经济观察报》。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p) U4 n3 Q  ]% C& D
[17] “聚焦土地执法风暴，多管齐下挖掉‘卖地生财’瘾根”，《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6月28日（http://www.crei.cn）。公仔箱論壇7 @4 E0 `! m( E- I7 `: B. H4 o
[18] 见郭宇宽的“京城拆迁──一个骇人听闻的真实故事”，“知识学术网”，2005年4月4日（http://www.zisi.net/htm/xzwj/gykwj/2005-04-04）。该文提到一个细节：1995年7月21日北京市房地局局长签发的第434号文件中写道：“82年宪法第十条‘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当城市建设需要时国家有权对上述土地使用权无偿收回......结论是：我局认为，在城市建设拆迁私有房屋时，只能对正式房屋及附属物予以补偿，对于私有房屋所占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能予以补偿。”甚至在答复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提出的质询时，露骨地写道“私房主只拥有房屋所有权”。
[19] 出处同上。
[20] 陈苏，“中国获今年最严重违反住房权奖”，“美国之音新闻稿（VOANEWS）”，2005年11月29日（http://www.freexinwen.com/）。tvb now,tvbnow,bttvb4 j# Q' N- e# o% m
[21] 出处同上。公仔箱論壇. O1 _. W" p' N" q
[22] “拆迁十年悲喜剧”，《南方周末》，2003年9月4日。
[23] “两个拆迁户的极端行为”，《南方都市报》2004年1月5日。
[24] 《2005年房地产蓝皮书：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2》（http://house.sina.com.cn），2005年4月7日，“新浪房产”。公仔箱論壇$ m- i; T/ f9 A& X
[25] “拆迁之痛痛彻民心，记者五省市调查揭露惊人黑幕”，“新华网”，2003年11月13日。
[26] “跟踪审计：以制度阻断腐败──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对构建反腐败制度的意义”，《中国审计报》，2005年6月1日。5.39.217.761 _2 M7 L. n, Y) }
[27] 中国人权（纽约）新闻稿，2003年6月5日发布。拆迁户数据亦可见于《21世纪经济报导》（2003年6月4日）“周正毅上海地产大盘纠纷案”。
[28] 黑龙江省联席办城镇房屋拆迁工作小组副组长、省建设厅厅长刘鲲2005年3月16日在一次内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hljjs.gov.cn/fangdichan/view1.asp?id=112&rid=1）。公仔箱論壇7 n) \* Y! @6 M3 A+ M
[29] 出处同注[18]。公仔箱論壇2 w8 D& ?7 A6 |5 X7 D9 \
[30] 出处同注[18]。
[31] “南京：整顿拆迁工作，拆迁办与拆迁公司分家”，《现代快报》，2004年2月1日。
[32]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建设局强制拆迁起纠纷”，“大洋新闻网”（news.dayoo.com），2004年7月3日。信息来源：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
[33] “长沙大韵置业公司暴力拆迁真黑”，《大中华地产》（re.icxo.com），2004年5月25日。4 m. g) q; z* q! w, w4 I
[34] “广州从化暴力拆迁触目惊心”，《中华工商时报》。“人民网”2005年5月24日转载。tvb now,tvbnow,bttvb- F8 i4 T  b7 g/ i; v
[35] 黄琦，“一呼万诺的农民女领袖”，“博讯网”，2006年7月6日。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6 L) o* ?" |7 p0 b) a" q
[36] “成都居民指当局使用暴力迫迁”，“自由亚洲电台”，2006年8月1日。公仔箱論壇8 x/ r) c/ z- L
[37] “南京拆迁队伍中的‘黑恶势力’，欺压百姓造成自焚”，《新民周刊》，2003年8月31日。
[38] “北京审议信访条例草案，禁止自伤自残式信访”，“人民网”（www.people.com.cn），2006年05月26日。1 Z9 ~' g  _6 Y! v
[39] “拆迁：台前暴力，台后权力”。来源: “央视论坛”，2004年5月29日。5.39.217.76/ U; v5 H  M, Q- s
[40] “上海：动迁公司员工活活烧死老夫妇，被判死缓”，“新华网”，2005年10月9日。
[41] 陈毅锋一案见“内地人数最多、手段最恶劣的黑恶组织终于栽了”，“千龙网”（http://www.qianlong.com/），2004年4月26日；曲全国一案见“抚顺涉黑第一案亿万富翁以商养黑被判无期”（www.somoney.com.cn），2005年5月10日，原载《辽沈晚报》。5.39.217.768 `9 P9 T5 p7 @0 }( s1 a
[42] “呼和浩特打掉一黑社会‘拆迁公司’”，《中国青年报》，2001年7月02日。公仔箱論壇; p/ a, I* V+ H* p; ^; F
[43] “农业部：2020年中国耕地缺口1亿亩以上”，“新华网”，2006年3月8日（www.xinhua.com）。
[44] 云南大理州统计局，“关于云南大理州失地农民现状的调查报告”，“中国农村研究网”（华中师范大学主办），2005年11月3日。
[45] “中国失地农民逾4千万，生存状态事关政府执政能力”，“中华粮网”（http://www.cngrain.com），2005年3月14日。
[46] 《中国改革报》，2003年12月29日。
[47] “中国失地农民年均逾百万，官员称要严格保护耕地”，“人民网”，2006年3月9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
[48] “政府征地引发惨案”，《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6月20日。5.39.217.76' X  I( h0 F$ }0 X! q, h, ~: }, G
[49] Philip P. Pan, "Chinese Peasants Attacked in Land Dispute," Washington Post, June 15, 2005。tvb now,tvbnow,bttvb5 M( l7 s6 N# n
[50] “定州市委书记和风因绳油村血案被判终身监禁”，“自由亚洲电台”，2006年2月9日。, e  }( _% O) [- ~6 @* y9 Y  s
[51] “陕西榆林27名村民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刑”，《兰州晨报》，2005年1月17日。公仔箱論壇, {! ~, D# _  |+ c
[52] “新闻发布和声明：四川省自贡市失地农民”，2005年5月3日（http://bbs.isavage.net/archiver/?tid-8792.html）。5.39.217.76' d, ?7 a. u5 F
[53] “榆林三岔湾5000亩耕地撂荒背后”，《新西部》杂志，2004年第9期（http://www.newwestchina.com/nw/detail.asp?id=402）；“陕西省榆林市三岔湾18,000名农民致胡锦涛主席的紧急呼吁书”。
[54] “新闻发布和声明：四川省自贡市失地农民”，2005年5月3日（http://bbs.isavage.net/archiver/?tid-8792.html）。5.39.217.763 j: w/ j' ]2 p$ _- b; V9 N! K
[55] “南海情况日渐危急：官方与村民大打‘填土游击战’”，“天益网”（http://www.tecn.cn）。
[56] 范亚峰编，《太石村事件备忘录（第七版）》。
[57] “中国人权”（纽约），2006年6月12日新闻稿；“三峡维权人士接受德国媒体采访遭殴打生命垂危”，“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导。
[58] “中国人权”（纽约），2005年8月25日新闻稿。公仔箱論壇9 a  i+ |) T$ I* a
[59] 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其前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
[60] 1991年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由国务院于1991年2月15日以第74号令公布施行，条例见www.nastz.org.cn/zcfg/4-12.htm；2006年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于2006年7月7日以国务院第471号令颁布执行，见中央政府网站（www.gov.cn），2006年8月13日。tvb now,tvbnow,bttvb9 p% E4 D8 e2 l' S. |/ W2 @! I
[61] 出处同注[18]。0 \) G$ M+ g- {2 O# J
[62] 本文所涉及的北京市相关法律有个演变过程，“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于1991年9月16日颁布，1998年12月1日失效（见http://www.e-fdc.com）；自1998年12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这一办法至2001年10月31日废止；自2001年11月1日起实施修订过的《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87号，2001年11月1日），新条例见中国建设部网站（http://www.cin.gov.cn/LAW/place/200201150101.htm）。法律演变过程可参见“《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答记者问”，见“人民网”，2001年11月05日。/ v) }4 z! b7 S. @
[63] “网易文化调查：多数网友不愿来生再做中国人”，2006年9月7日。来源：网易文化（http://culture.163.com/060907142QE3FR7B00281MU3.html）。, @, I- D8 h1 c* J# }/ I

载于《当代中国研究》〖美〗2006年第3期，（总第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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