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會影響認知，認知則影響判斷。這次王柯的司法關說事件之所以衍生諸多紛擾，原因就在社會上許多人將「關說」籠統視同「關心」，而法律上對關說的規範也嫌不足，也因而立委關說司法竟出現「有明文禁止」卻「無罰則規定」的缺口。此一空窗景象，亟待後續的立法補強，才能防堵政治人物關說司法的惡行繼續肆虐。 一般人以為的關說，多泛指「請託」或「說情」（intercede）。但在涉及公務行為時，可能影響到政策執行或相關當事人利益的關說，通常叫做「遊說」（lobby）；若是牽涉司法案件，關說行為則可能衍生「妨礙司法公正」（obstruction of justice）或「不當運用影響力」（influence peddling）兩種罪行。在西方法治國家，不同性質的「關說」行為均受到不同法令的規範，定義也很明確；但在台灣，由於詞義的籠統，許多人卻以為「差不多」。 因此，在監聽案沸騰、而關說案幾遭遺忘之際，海外看此事卻有不同觀點。香港作家馬家輝說，「國會議長打電話向法務部長遊說官司，假如屬實，根據香港的普通法是極嚴重的『妨礙司法公正』的罪行」。台灣媒體駐美的記者也說，根據美國法律，這個案子裡至少有兩種犯行，一是「不當運用影響力」；更嚴重則是「妨礙司法」，可能要坐牢。 馬家輝說他很疑惑，不僅因為「關說行為在台灣竟不受法律規管」，更在於至今未見顯著的聲音「要求立法規管關說行為」。香港人若進一步知悉，此案在台灣紛擾的重點之一竟糾纏於「人情義理」之說，且馬英九形象受傷於「無情無義」的指責，幾難以彌補他對是非的堅持，則應該會更感奇怪，對台灣民主的羨慕恐怕也變得五味雜陳了吧。 華人社會當中，香港受英國建制法治精神的影響，至今的處境被描述為「無民主，有法治」。台灣以民主自豪，但這次的馬王事件顯示，以國際標準來看恐怕是「有民主，無法治」；或是說，法律人出身的總統想維持司法秩序，卻難以著力。王金平辯解關說行為是「關心」，相當比例的民眾接受這種說法；就如民意代表若被指關說，幾無二致地辯稱「選民服務」，一副理所當然的氣味。關說文化之根深柢固，難道真的無法可解？ 西方學者評論儒家文化影響亞洲新興國家發展，常指「裙帶關係」是妨礙政治清廉、企業現代化的關鍵因素。但台灣就算民間生活展現「人情」，至少在行使公權力的領域裡，不應容忍特權人士妨礙司法公正，否則有何資格號稱民主法治？監督政府依法行政的民間團體，有何資格號稱「公民社會」？ 現實裡有法治進步，卻也仍有漏洞處處的例子。基隆市長張榮通為酒駕關說，在警局拍桌罵人，不但遭「妨礙公務」罪名起訴，監察院彈劾未通過也引起社會譁然。歷年來多少交通罰單遭民代關說或警員銷單，已有越來越多案例以圖利、貪汙、瀆職等罪名起訴。最近中油總經理的人事案，有媒體報導指涉當事人找立委「喬事情」，引起經濟部長不滿而火速換人，有輿論還因此大誇經濟部長鐵腕，認為唯有如此才能杜絕關說文化。而在林益世涉貪案中，索賄以「政治獻金」掩護當然法所不容，但最震驚社會觀感的部分，尤在於黑手介入國營事業合約，及其宣稱「國庫的章是我在管的」這兩部分，活生生便是國外法律所稱「販賣影響力」的現形，這就是「特權關說」四字，寧有他解？ 其實，再怎麼矯飾國人習以為常的「人情」因素，在執行公權力時「妨礙公務」、「妨礙司法公正」之間，並非一無分際。王金平院長「關心」同僚縱無金錢對價關係，但「立法委員行為法」十七條明訂「不得對進行中之司法案件進行遊說」，難道是假？今之公民社會，能大言不慚說「關說萬歲」嗎？ 不論連月的政潮要如何紓解，對這個引爆政爭的關說案，全民若以假裝若無其事收場，台灣法治還有什麼希望可言？就算不能再指望立委諸公，台灣民意和所有關心法治前途的人都必須盡一切努力催生「妨礙司法公正」的立法，將關說文化徹底斷根。此事關乎人心是非，也關乎法治尺度，年輕人所謂「進入社會」之後會感受到汙濁或清明的環境氣息，對「公平」二字會有樂觀或悲觀的期待，答案亦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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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11 聯合報 |
發表於 2013-10-11 05: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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