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I8 c( p: ^* } O* y! atvb now,tvbnow,bttvb有报导称,多省份的一把手都挤到一起,密集进京拜访财神爷,去财政部哭穷,请求种类项目、规划与财力支持,说白了就是去要钱。这些地方大员,有中部的一些省份,也有近京的一些地方,更有全国领先的发达省份。这些大员,前十年中都是“财大气粗”的主子,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今天低下头去京城“讨饭”呢?是地方百姓饥饿难耐、为民而请愿吗,还是有一流惠民的发展项目与计划需要汇报?似乎都不是。7 H- D9 D- z3 {; J$ K4 m! X; j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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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来,这些大员们去京城就只是为了钱,为了地方(本省、市)的经济发展而韩信忍辱,但背后的深层原因应当远非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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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 P# a7 K, F ?/ ~1 g. R导致地方大员们纷纷奔走于京城,哭穷讨饭的,最主要原因是土地财政的“终结”或即将终结。过去十年里,把祖宗的坟地都卖了,现在基本没土地可卖或不能再卖土地,所以一时没有办法再筹来钱搞项目、养官僚,地方财政开始有些钱慌。这恰恰说明,中国过去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多么地竭泽而渔,严重透支了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资本,导致今天的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几无退路。有国外的分析指出,中国地方的地方债平台和影子银行一旦出事,则中国的金融危机会如潮水难挡。当然,一直为央行说话的夏斌同志,近来也有彻底醒悟的表现,直言中国已经存在着金融危机,只是我们把本该达到破产的金融企业,一直没有依法破产而已。但,我们是否重新回到过去的“土地财政”老路上,再混几年呢?当然可以,2007年至今的某些同志,不是就这样想的吗?但后果如何,你会懂的,泡沫的进一步恶化导致今天中国经济几乎无法收场,李克强同志的“上、下”形象表述,说白了就是中国经济现在就像钻进了老鼠笼子,上面要吐(泡沫、通胀)、下面要泄(增长、就业),现在就是要治疗上吐下泄病。情况,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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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深层的原因,还是地方大员们依然抱守着GDP思维。中国官员的考核制度,迫使官员们在有限的几年任期内,必须像打了鸡血一样地迅速暴发出成绩来,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博取提拔的机会。为此,他们会不顾一切地透支、卖地甚至高污染,牺牲百姓的利益,换取地方的GDP。因为只有GDP是最容易看出政绩来的,所以你会看到,几乎没有哪个省市的大员在认真办教育、办医疗、办农业、办公益事业,因为那些都“见效慢”。当然,他们会年年挂在嘴上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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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L4 v0 {$ B& b) z- a第三个深层原因是为官能力有限。在中央开始要求改变土地财政的政策出台之后,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官员开始表态,认为如果不卖土地,就没有办法维持住地方经济的发展。因为这些人的经济发展思维中,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弄钱搞刺激,政府代替市场,财政拉动GDP增长,最终换来个人政绩。他们很难想到如何进行“结构调整”或寻找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除了会借钱搞项目、卖地或银行借钱外,几乎不会再做其它的事情。说到底,用钱刺激经济增长,是他们唯一会想的办法,而卖地,是此前唯一最好弄钱的手段。一旦没有了这些路子,就不知道还能做什么,除了拉动GDP、抬高政绩从而换个高帽高位之外,泡沫经济的后果是他们所不予考虑的,或者只留给后继者来考虑。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恰恰表明其低下的经济能力和治理水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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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现在弄的根本不是“钱荒”,而是“人荒”。我们没有(或者有很少的)能够完全胜任地方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只有一身江湖大哥习气的官僚老大。凡事都是由政府大哥代办,经济由财政资金来刺激,危机由财政资金来兜底,债务由财政资金来担保,财政资金不行了就跑银行、卖土地,如果地方财政也不行了就撒腿跑京城。 所以,整个为官之道就是卖地、找钱、投钱、拉项目。“国进民退”,就是这么产生的。至于市场中的生产与消费平衡、民营企业生存竞争力、物价与资产价格泡沫、民众生存困境与出路,则一概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或者留给下一任倒霉蛋去考虑。如此为官,又复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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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官员的退休制度中增加一个考核环节,即由所任职地方的民众进行任期满意度投票,凡投票过一半者,可以顺利平级退休,过三分之二者可以提拔,得票低于三分之一者则削职为民,那么,估计至少一半的退不了休,90%以上提不了拔,相当多的官僚得抱憾回家。但只要中国的官员考核制度不考虑民众满意度,不走上这种与个人利益挂勾的做法,那么人浮于事、急功近利的为官恶习就永远得不到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