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廉洁年金为何引起社会广泛争议？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于11月召开。这次全会之所以举世瞩目，是因为它将集体决定中国未来如何变革。5.39.217.76, [' F/ E* @9 ~/ q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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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共以往三中全会有所不同的是，这次三中全会的政治议题被提前透明出来。这就是作为中国官方高层智囊机构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社会公开的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已形成名为《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径》的读本，准备于11月初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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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腐倡廉制度方面，改革的最新突破：一是为公务员建立廉洁年金制度，规定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的退休后方可领取。二是率先从公共部门及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和新提拔干部做起，加快官员公布个人财产进度。tvb now,tvbnow,bttvb$ m5 _- I$ B  ?/ [

方案公开后，很快引起社会广泛热议。其中，众疑、争议最多的就是公务员的廉洁年金。( Z$ |% g2 K5 T# v5 v% o

这些众疑、争议担心，这种廉洁年金制度很可能异化为大锅饭式公务员福利。他们质问道，保持廉洁还需要制度性奖励？这不是在向腐败低头吗？更何况，那些大腐大贪者，收钱收到手发软，收钱收到记不清，他会稀罕与他贪腐数额有着天壤之别的廉洁年金？那些伸手者，难道会因为一笔廉洁年金而断了贪腐的念头，就因此廉洁清正了吗？这显然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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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廉洁年金制度，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也认为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无论从哪些方面来说，要通过‘养廉金’来遏制腐败，非常不现实，不符合党章和宪法的要求，发达国家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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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廉洁年金到底能不能有效阻止住官员的腐败呢？假若被实施起来，争议的焦点又是什么？tvb now,tvbnow,bttvb+ _# ?) g, k  s3 S

前一段时间，企事业单位与公务人员养老金的并轨同酬问题，曾是一个广泛争议的社会焦点。让企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养老并轨同酬，而却把公务员退休养老卓然于外，这里缺失的是一种最起码的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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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原副司长张建明在海南表示，我国正在探索建立针对公务员的廉政年金制度。tvb now,tvbnow,bttvb4 I+ T9 h" |4 Y% r* \6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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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企事业单位与公务人员的退休养老并轨同酬呢？公务员的廉洁年金数额就自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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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径》上看，公务员的廉洁年金应该与他们的退休养老是合二为一的，基本的策略是把公务员的廉洁年金与其退休养老捆绑在一起。如若公务员腐败了，他所担当的风险是丰厚养老金的被剥夺。按照公务员65岁退休，平均退养20年算起，这笔被捆绑起来的养老金绝对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力，使公务员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这可能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一改革方案所期许的一种愿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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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种被捆绑的廉洁年金能不能卡住官员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的命门？国际上有没有参照物？公仔箱論壇9 C* q* V. }( }1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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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看来，新加坡、香港的廉政经验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参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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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新加坡、香港廉洁勤政的公务员在退休后可以拿到一大笔廉洁金。比如，香港约为400万-500万港元。但如果公务员在职期间被发现腐败行为，这笔钱将被取消，以此化解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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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加坡、香港的经验，廉洁年金确实能对公职人员抑制腐败、勤政廉政起到正向的激励作用，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尤须防止它的蜕化与变质。首当其冲的是，公务员的廉洁年金到底应该定多少，要不要参考一下企事业单位人员退养年金的尺度与水准。如果不参照，而把这一廉洁年金定的太高，这对政府财政也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同时，社会公众也很难接受。如果远远脱离企事业单位人员的退养年金而高高在上，这极可能蜕变为一种体制性福利安排或集体特权、集体腐败的体制化。这种体制性安排，极可能触犯社会公众的心理底线，并激起广泛的社会愤怒。除非它被策略性模糊起来；否则，很难不让社会公众愤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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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廉洁年金阻止官员腐败的一个困局是数额不能定得太高，但也不能定得太低。如果这笔钱不多，很难起到化解腐败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毛昭辉举例论证到，假设一个公务员工资为5000元，其廉洁年金的比例为个人工资10%+财政补贴工资的10%，那么，其每月的廉洁年金1000元，一年为1.2万元，考虑到工资的合理增长，30年后，其退休后可领取的廉政年金约为50万元。这个数额对公职人员群体不会有太大的抑制腐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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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毛昭辉的这个举例论证，其逻辑上的结论是公务员的廉洁年金数额不能定得太低。他似乎很理解当下公职人员不得己式的的腐败行为，认为他们的许多腐败属于需求性腐败，根子在于我国的公务员工资不算太高。这种论证，实质上就是替公职人员的腐败鸣冤叫屈、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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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目前的薪酬体系和法律规定，公务员与教师的工资水平应该是持平、接近的。但公务员在平日里也还有很多职务性的公款消费，有的根本就用不着工资，这是清水衙门的教师所无法比拟的。与那些平日里操持公权捞些外快的公务员相比，教师的生活远不如他们过得体面、尊严，又谈何工资不算太高，许多腐败多属于需求性腐败呢！

按照毛昭辉“工资不算太高，就自生需求性腐败”的逻辑，若想促进公务员廉洁不腐，就当祭出廉洁年金这一法器，使其不想贪、不愿腐。这不过是改头换面的高薪养廉、共同富贵旧论而已。! y. f4 a( ]$ e3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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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能不能腐、敢不敢腐、想不想腐，根子不在于薪酬的高低，而在于权力的监督。只有被监督、被阳光的权力，才不能腐、不敢腐。奥巴马、默克尔的工资在美国、德国，都不能算作社会的高薪，若按照毛昭辉的逻辑，奥巴马、默克尔也应该自生一些需求性腐败。干了这么多年的国家公职，奥巴马、默克尔为何不能腐、不敢腐，其根子就在于他们二人的公权被国会、被公众、被媒体、被财产申报等一杆子异己力量监督着。5.39.217.76( s7 P7 ?" L#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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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反腐，其未来的变革路径不应当过多地寄望廉洁年金的风险捆绑与正向激励。因为它很难从社会公众与官员群体的互不信任中寻求到这种廉洁年金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的交集或最大公约数。在当下反腐的社会共识上，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是监督权力、申报财产。只有从这上面寻求突破，才可能从社会上凝聚起最广泛的改革力量，才可能寻求到最恒久的社会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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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新加坡、香港经验的接轨上，这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拟向三中全会提交审议的“383”改革方案，似乎只接轨了其经验的一半，它的另一半则被选择性地模糊、规避起来。1 I) w+ w  ?  W/ l9 k1 x$ g( q3 i& {

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披露到，新加坡、中国香港的廉政年金制度能够有效，与其严密的干部财产公开制度是分不开的。

对于这种新加坡、香港廉政经验的另一半，这个新一轮改革的战略报告规划到，要率先从公共部门及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和新提拔干部做起，加快官员公布个人财产进度。) O. m2 j( W9 R- v, s2 D% g

究竟哪些官员应该加快公布个人财产进度呢？这又是一个争议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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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提法本是就很模糊，它没有说清楚哪些部门算公共部门。从广义上讲，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应该算公共部门。如果是所有的政府部门、国企领导班子都加快公布个人财产进度，这当然是最值得我们肯定的做法，也是最能提升政府社会公信力的一个聚焦点。但如果是暗藏防火墙，实行“老人老规矩”、“新人新办法”，只是在新提拔的干部中推行，这可能意味着一大批拥有不明财产的干部游离这一新规之外。这样，廉洁年金对官员廉洁的正向激励就可能无法正常作用，更甚者，也还真的可能异化为官员群体的那种大锅饭式的体制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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