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同場加映﹕七一遊行——港人的自戀

同場加映﹕七一遊行——港人的自戀
文陳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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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七一，我正在「和平佔中」的街站，於天橋下躲雨。背後朱牧正在提示大家要面帶微笑，心裏有愛。但我只顧出神地看雨。這雨令我想起2010年《鏗鏘集》「回歸十三年的變與不變」中那場貫穿整集的雨，帶製作人幽幽的愁緒和某種決斷。我不知道編導潘達培和鄺翠娟是否也會認同，這場愁雨今年回來探我們了，只不過顯得抑壓——彷彿全城在期待暴雨中，突然響出一聲吶喊般的雷。雨下了又停，雷於今年打在別國，於是只好寄望明年雨季再來——我城終歸是翳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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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之後，身邊朋友不多不少陷入一種憂愁、鬱躁。有的為應該爆發而未爆發的革命，有的為ＸＸ萬人的「ＸＸ」太少，或為同路人之間的指控或不體諒。「年年七一得個行字，行完又點﹖」「點解咁多人上街梁振英仲可以執政？」等等疑問不絕。We are in Trouble ——各種複雜的情緒正在糾纏。這處境剛好適合閱讀由台灣學者何春蕤、甯應斌合撰的《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

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專論憂鬱，下篇則談沒來由的情緒，對現代性的批判從精神醫療涵蓋至自戀與憂鬱症，是一部野心之作。一改兩位作者最為人熟知的性別筆鋒，大篇幅談論情緒管理，是華文世界中少見的跨領域情緒研究專著。2 u  p, I$ \# g!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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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與弱社會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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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困愁城》一開首嘗試展現憂鬱症的「弱的社會建構論」，指出看似是「個人」的問題，也要放到更大的現代性壓迫中去理解。並透過美國學者Wendy Brown闡發班雅明的「左派抑鬱」（Left Melancholy），描述左翼知識分子或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長期因憂鬱情緒而處於失能狀態。面對牢固體制只死守舊日理想，指控文化政治令階級鬥爭失焦、奪去了左翼光環等等，因而不時要面對挫敗感，甚至變得怨毒。一般人的普遍憂鬱，同樣會找上看似「熱血」的社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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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書中試論憂鬱症起源於自戀——把自己成為可操縱控制的對象。自戀者營造自我失敗，憂鬱症就無異於一場「心理自殺」。如果把這概念大膽應用在公共現象之上，我們在某程度上的確把運動視為可以操作的對象——七一遊行就是香港人的自戀。我們一方面為香港公民行動的文明有秩序、民主和理性而自豪，一方面認為「公民素質」正在「進步」或「累積」，從而成就文明的自豪感，這在反國教運動中讓路予救護車的照片被瘋傳上可見一斑。

每年的七一，我們對數字的升跌都依附上滿溢的感情。每當「ＸＸ萬」向上一點點，就會芳心暗喜，視之為「公民社會進步」，但當「ＸＸ萬」不達標，就可能引起很大挫敗感（雖然原因可能僅僅是因為下雨而已）。香港人的自戀，是愛恨交纏的，運動中本來就有內在的衝突，卻被一個數字暴力地擠壓。這有一點像減肥引發的情緒。減肥的人，有一個可以操作的身體目標，但不斷減肥失敗，於是陷入挫折和憂鬱。數字式管理，不過是我們對運動的各種操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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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也在製造情緒! d( m! I3 v5 p" C  O# U" g6 P

本書的另一特點是開宗明義表示，任何有關政治經濟、資本的討論如果不同時處理性、情緒與自戀，則不可能有多元的實踐。正好可借用來檢視七一遊行中的情緒管理。5.39.217.76% c: h! P* o% w& y2 m+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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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們會認為情緒需要管理？在個人主義與進步論的夾擊下，我們把生命看作是一個Project，而且可以分拆成一個個程序，按部就班。正如資本世界中的「風險」一樣，情緒也要被「現代化管理」。職場所謂「專業表現」，很多時就意味一種久經操練的情緒展演。在社會運動中則表現為以單一情緒作為動員策略，不外乎「悲情」、「憤怒」、「陽剛快樂」等。5.39.217.76) c( M- Z6 r8 X. n, M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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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基礎是理性，說穿了，就是工具化。能夠被妥善管理的，就算是「好的」情緒管理，而沒來由的情緒，就是「壞的」情緒。運動管理除了壓抑不可欲的情感時，也會製造一些情感。例如在七一遊行中的一個街站，畫家淋漓、淋浪在展覽有關李旺陽、罷工工人等超現實的「恐怖畫」，有家長經過立即掩小孩的眼，這種情感就是「馬賽克情感」——引發「羞恥」、「恐怖」等感覺。「和平佔中」也在製造情緒﹕戴耀廷指佔中不是要「癱瘓中環」（對於城市失能的恐懼）以及陳健民叫學生不要作「無謂犧牲」（製造危險的情感，並由大會決定什麼是有價值的犧牲）。而當我在愁雨中回過神來，朱牧剛好在唱We Shall Overcome，也可視之為一種情緒管理。' n4 o+ V+ n  j6 ~7 C: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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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排擠邊緣情感# r2 B/ _; K; Z/ F* y; i

可是情緒管理，反而會帶來一些無法被管理的情緒。例如焦慮和躁動——有遊行人士當得知主辦單位不會在東角道協調市民開路後，不禁罵道「大會？大你老母呀？」網絡上對這種情緒發泄不無譴責。5.39.217.760 W0 |8 C# j! j8 W2 x$ a/ g

其中一個「文明化情感操作」的後果，就是對違反公共秩序的行為愈來愈不容忍。以七一作例子，遊行隊伍從東角道加入被指為「插隊打尖」，或李慧玲跨過鐵馬立時被警察包圍等。文明化的過程中要配合官僚化，不單運動有官僚，我們心中也要有個小官僚，負責制裁一切偶發的衝動、不理性、任性、「陷和平理性示威者於不義」的行為等。5.39.217.765 t$ @  E' Z2 K5 ^% L%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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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並不是要否定以情緒作為動員策略，《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的一個重要立論就是﹕「所有政治概念操作都隨附情感」。只是我們必須留意不要在過程中排擠較邊緣的、偏差的、「不文明」的情感。希望透過這本書在香港的傳播，我城會迎來一場感情豐富的運動。畢竟在這場名為進步的風暴中，我們實在無法管理雨水，或管理一滴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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