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富人而設計的「最低稅負制」，明年課稅門檻將從六百萬元提升到六百七十萬元，使繳稅戶將從最初的四千戶減至不足一千戶，政府稅收將大受影響。財政部長張盛和解釋，此次課稅門檻上抬是物價指數連動機制所致，不能稱為「富人減稅」；話雖不錯，但富人稅短短幾年便與現實脫節，值得立委和財政官員重新思考。 最低稅負制誕生於民國九十五年。當時因免稅所得充斥，貧富差距加劇，在無力取消免稅優惠、又不能無視稅制不公的兩難下，針對特定免稅所得加課補充性稅捐的「最低稅負制」應運而生。由於課徵對象是免稅與應稅收入合計達六百萬元的家庭，最低稅負制遂成為史上第一個「富人稅」之代表作。 八年來，個人最低稅負為國庫帶進約二百億元稅收。高峰期，有錢人一年繳交的富人稅超過六十億元；近兩年，稅收降至二十億元上下。到今年，最低稅負所能匡進年收逾六百萬元的富裕家庭，全台僅剩七百九十八戶。這項「富人稅」轉眼已如一隻紙老虎，毫無平衡貧富功能，遑論增益國庫稅收。 事實上，物價指數連動拉高最低稅負制課稅門檻，並非其式微的關鍵，而是稅制最初訂定的課徵範圍太窄、門檻卻太高所致。此一先天不良，再加上既有課徵項目逐年流失造成的後天失調，使它一年比一年萎縮。 實施之初，政府在眾多減、免稅所得中僅選出五項，做為補充稅的課徵項目，包括：全戶逾一百萬元的海外所得、超過三千萬元的保險死亡給付、非現金捐贈、未上市櫃證交所得，與員工分紅配股面額十元以外的收益。換言之，最低稅負自始即未將個人獲享租稅減免的全部所得悉數納入課稅；例如，未按實價課稅的土地、免稅的上市公司股票利得等，都是富人稅的漏網之魚。 尤有甚者，近年五大課稅標的不增反減，更加速其光環的消褪。包括：三年前員工分紅配股改按實價課稅，先從徵稅行列離場；證所稅開徵將未上市櫃股票收益轉課十五％所得稅，但今年證所稅修改後也不再受最低稅負拘束。如今，最低稅負所能掌控者，除了無足輕重的非現金捐贈、課不到的海外所得，以及幾無案例的高額保險給付外，再無其他。 照理說，免稅所得脫離最低稅負，代表回到正常稅制，與薪資等一般所得同樣按正常稅率課稅；但實際卻非如此。譬如，在最低稅負下課以廿％稅率、稅收約占四成的未上市櫃資本利得，因證所稅開徵轉入所得稅制後，卻未按最高可達四十％的累進稅率課徵，而是以比最低稅負更低的分離稅率十五％課稅。換言之，最低稅負放手讓資本利得課稅正常化的代價，竟是同一筆利得打了七五折再繳進國庫。如此放水，豈是促進公平改革的本意？ 現階段要徹底消除免稅修款是一艱鉅工程，財政部門的選擇不多，不容易達成；然而，讓最低稅負扮演所得稅補位稅法的角色，仍有其必要，必須補強。政府應該朝兩個方向修改，第一，是重新檢討「六百萬元」的富人稅定義門檻。既然現有課徵範圍已大為縮減，原訂門檻也應配合下降。第二，考慮擴大課徵標的。例如，土地交易所得免徵所得稅，土增稅又僅按極低的公告現值課稅，鉅額土地交易獲利是目前最大的免稅暴利；因此，最低稅負應考慮將其納入課稅。 回溯最低稅負施行首年，台灣貧富差距為七點四五倍，去年上升至七點七倍。即使加計政府社福與租稅等移轉收支，差距倍數仍達六點一三倍，高於九十五年的六點零一倍。其中，藉由租稅對抗分配惡化的效果均在零點二倍以下，稅制改革未盡全力，是主要原因。 立法院九月政爭至今，煙硝滿天，無一有助國計民生。朝野立委談拚經濟、談社會正義，應從「富人減稅」問題看到自己該著力的重點，請修訂出有品質的法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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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0 聯合報】@ |
發表於 2013-10-20 07:1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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