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林毅夫：回歸高增長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2-10-13 06:53 AM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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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回歸高增長6 c4 v2 R! a! {4 A5 O- d/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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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發生的全球危機是大蕭條後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這迫使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反思此前的宏觀經濟管理手段。公仔箱論壇9 h; K8 j2 e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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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金融和經濟動盪的環境下，發展中國家尤其困難重重。危機已經使各國都付出了沉重代價，而且由於高收入國家的經濟復蘇非常緩慢，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和融資條件更加不利。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如何回到富有活力的經濟增長路徑上呢？公仔箱論壇. y: v5 r1 M; Z  i$ @' c( Z9 }

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發表以來，如何促進經濟增長已成為經濟研究的一大主題。市場機制在為基本生產要素估值提供正確的價格信號和適當的激勵機制，以使資源達到有效配置這些方面，被證明是至關重要的。然而，現代經濟增長是一個持續性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多樣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各類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這提供了企業發展和財富創造的環境——不斷改善的過程。5 r& A6 i# ]. n5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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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西歐和北美這樣的老工業經濟體，還是東亞這樣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它們發展的經驗表明，在國家實現從農業經濟到現代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在幫助單個企業克服不可避免的協調和外部性問題時，政府都發揮了積極主動的作用。現今的許多高收入國家的政府仍扮演著這個角色。

另一方面，各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雖然都曾經做過這樣的嘗試，但不幸的是大多數都失敗了。此種帶有普遍性的失敗，主要是由於他們沒有一個好的行業選取標準，以找到適合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和發展水準的行業。政府傾向于選擇那些過於先進但卻與本國比較優勢不相匹配的行業，因此，從選優的目標出發卻以選劣的結果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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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成功的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有意無意地選取了一些特定國家的成熟行業。這些特定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與本國相似，發展水準也未超越本國太多。1 V) i' @, c% \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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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和教訓都是一目了然的。為了便利本國產業的升級和多樣化，政府必須制定符合本國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而只有這樣，新的產業一旦建立起來，便可迅速地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這是發展中國家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必由之路，也是擺脫當前危機的關鍵。當然，制定合適的產業政策不是顯而易見的事，本文將提供一個可操作的政策指導的理論框架。. E6 V& I" D! f0 _1 U

有效市場與政府作用

世界經濟持續的高增長帶來了生活水準的提高，但是，這樣的進步在不同區域、不同國家和不同時間內是不均衡的。這種現象首先發生在西歐、北美和日本，最近才在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和其他新興的市場經濟體出現。如何解釋這種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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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經濟多樣化和收入增長的加速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特徵。每個國家在任一給定的時間點擁有給定的要素稟賦，這些要素稟賦由土地、自然資源、勞動力和資本（包括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構成，是國家用以分配於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中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的總預算約束。這些稟賦是可以隨時間改變的。

在原有稟賦裡還應該加入硬性和軟性基礎設施。這些基礎設施對國內企業的競爭力至關重要，因為它們影響交易成本以及投資的邊際回報率。

在任意給定的時間，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也就是這個國家擁有生產要素的相對豐裕程度決定了要素之間的相對價格，進而決定了最優產業結構。擁有充裕勞動力或自然資源但資本稀缺的低收入國家，在勞動或資源密集型產業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力。類似地，擁有充裕資本要素和稀缺勞動力的高收入國家將會在資本密集型產業具有競爭力和比較優勢。因此，使得一國最具有競爭力的最優產業結構是由該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內生決定的。tvb now,tvbnow,bttvb9 o& q/ e( r' f0 Z. K

為了能達到發達國家的收入水準，發展中國家需要依據資本密集度來升級自身的產業結構。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發展中國家必須縮小與發達國家的要素稟賦差距，而實現縮小差距的戰略是在其發展的每個階段都遵循自身的比較優勢。( R1 R% b  ]$ ?0 C7 x%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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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企業選擇進入與該國比較優勢相符的產業，採用與比較優勢相符的技術時，經濟是最具有競爭力的。這些企業將佔有最大可能的市場份額，並以利潤和薪金的形式創造最大可能的經濟剩餘。這些剩餘的再投資可獲得最高的回報，久而久之，經濟體可以積累起更多的實物和人力資本。這個動態過程將形成良性迴圈,它使該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隨著時間的推移，還將使該國在生產資本和技術密集度更高的產品方面更有競爭力。tvb now,tvbnow,bttvb5 O; P: o$ y8 x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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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必須強調的是，企業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而不是發揮本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因此，在發展過程中，只有在要素相對價格反映了要素相對充裕程度的情況下，企業才會依據本國的比較優勢選擇合適的產業和技術，而這樣的要素相對價格只有在競爭性市場體系中才會存在。因此，在動態發展的過程中，有效的市場機制是經濟按其比較優勢發展的必要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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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儘管市場機制如此重要，由於以下所說的資訊、協調和外部性方面的原因，在發展過程中，政府仍應積極主動發揮作用，為產業升級和多樣化提供便利。

首先，做出升級和多樣化的決定從來不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選擇。一個先驅企業可能因為新產業缺乏互補的生產要素或足夠的基礎設施而失敗，又或者僅僅是因為目標產業與本國經濟的比較優勢不相符而不能成功。因此，產業升級和經濟多樣化可能更像是一個高代價的試錯，即使這個試錯練習具有後發優勢。為了在競爭性市場上取得成功，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需要如下資訊：處於全球產業前沿內的哪些產業與本國的潛在比較優勢相符。/ g* x. `; V' 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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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具有公共品的性質。資訊的收集和處理成本是巨大的，然而，資訊一旦形成，允許一個企業分享既得資訊的邊際成本為零。因此，政府可通過投資於資訊的收集和處理，將有關新興產業的資訊免費提供給企業等方式來給企業提供便利。另外，新產業的選擇還可能以路徑依賴的方式，通過特定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積累來塑造未來的經濟增長潛力。在分析這些資訊並將資訊告知公眾方面，政府肯定比各個私營企業做得好。

其次，技術創新、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通常伴隨著對企業資本和技能的要求的變化，也伴隨著市場範圍和他們對基礎設施需求的變化，而後者是由發展過程中所體現的生產性質所決定的。換句話說，產業的升級和多樣化通常伴隨著對軟硬基礎設施的要求的變化。例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從農業到製造業、從簡單製造業到高級製造業的變化，一國的生產規模和市場範圍越來越大，對運輸和電力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單個企業無力內部化這些設施的提供，也難以統籌不同部門間企業的協作來滿足這些持續增長的需求，即使一些大企業願意為該國的公路或電源網路建設提供資金，為確保一致性、效率，並防止隨著經濟增長可能出現的自然壟斷，政府協調也是必要的。

在低收入國家中，在規模小、勞動密集型的農業和製造業中，除了硬性基礎設施之外，企業不需要勞動力有多麼熟練，融資和行銷體系有多麼成熟。但是，當經濟發展到現代製造業的時候，就需要高技能的勞動力、一次性設備投資所需的巨額資金、流動資本和出口融資以及新的行銷安排。然而，很多單個企業通常無力內部化所需的軟性基礎設施的變化，這就又需要政府來提供或者協調這些經濟部門的變化，從而為單個企業的升級和多樣化提供便利。

第三，創新是產業升級和多樣化進程的基礎，但它本質上是非常冒險的行為，即便政府願意並能夠提供必要的資訊和協調來説明企業，仍不能夠保證企業成功。企業可能因為目標產業太過先進，或市場太小，又或是協調不足而失敗。/ f' l( |- y; m5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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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驅企業付出了失敗的代價，為其他企業提供了有價值的資訊，表明了該目標產業是不合適的，應重新審視。如果它們成功了，則其經歷亦向其他企業提供了有用的資訊外部性，進而激勵許多新企業進入這一產業。隨著大量新企業的進入，先驅企業可能享有的租金就會被消除。因此，單個企業成為先驅企業的動力是被抑制的，因為失敗的成本太高而成功的優勢有限，二者是非對稱性的，除非能對先驅企業所創造的資訊外部性加以補償，否則鮮有企業將有動力去成為先驅企業，最終，產業的升級和多樣化以及經濟增長的步伐就會受到阻礙。

在前沿的發達國家中，成功的先行者通常被授以專利，使之在一段時間內享有創新所帶來的壟斷租金。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新產業很可能是處於全球產業前沿裡的一個成熟產業，所以，先驅企業難以因為先進入新產業而獲得專利，因此，政府對甘願冒險進入新產業的先驅企業做出一些直接資助就是正當合理的。5.39.217.767 [+ m1 J#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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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的產業處於全球前沿上，其產業的升級和多樣化依賴自身通過試錯過程所創造的新知識。相比之下，處於追趕過程的發展中國家處於全球產業前沿內部，具有後發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現有技術和產業理念來推進產業的升級和多樣化，這種獲得創新的方法比發達國家企業所用方法成本更低，風險更小。

因此，在一個致力於建設市場體系的發展中國家中，如果企業知道如何利用後發優勢的潛力，而且政府積極主動地在產業的升級和多樣化過程中提供資訊，協調和外部性補償，該國的增長速度可以比發達國家快得多，達到與高收入國家趨近的目標。8 u6 c4 Y: Y# X2 \1 n

實際上，18世紀前的英國，19世紀的德國、法國和美國，20世紀的北歐國家、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其他東亞經濟體都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成敗政府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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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觀點常常強調將西方工業的成功歸功於自由放任和自由市場政策，但歷史證據表明，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和技術政策的運用是這些國家成功完成結構轉型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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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最發達的經濟體都曾經嚴重依賴於政府干預，來啟動其經濟起飛和趕超的過程，並為這一過程提供便利。政府干預使得他們得以建立強大的工業基礎，並在長期內維持增長的勢頭，這就是西方世界早期經濟轉型的貿易和產業政策。

現在，發達國家政府繼續採取各種措施來支持產業的升級和多樣化。除了產業中性的專利制度，其他措施通常包括支持基礎研究、授權國防合同和大型公共採購。地方政府同樣向民營企業提供各式各樣的激勵政策，吸引它們到特定的地理區域去，並產生新的投資。所有這些措施的採用，需要確定具體的產業、產品和金額，以達到選優的目的。

美國是最好的例子。美國政府持續地向民營企業和學術機構提供強有力的激勵，使之為持續的經濟增長探尋新的寶貴思路和思想，並將這些思路和思想非競爭性化。美國政府還進行了主要經濟部門如交通業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為教育和培訓提供資金支援，為各產業建立起人力技能基礎。這些政策一般通過提供研發補貼來完成，也通過授予專利權和版權來完成。例如，先進技術計畫1990年開始實施，對於有前景的高風險技術領域的研發來說十分重要。政府補貼還被應用在諸如國防、能源、運輸和房屋建設等領域。政府干預還包括分配大量公共資金於國防採購，以及對整個經濟體有巨大溢出效用的研發活動。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N. l- D6 Y' b; }2 e1 W7 ]

歐洲與此類似。法國一貫贊成由政府資助的經濟方案，使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得以協作開發新技術和新產業；政府通常使用直接補貼、稅收優惠和政府運營的開發銀行來為私人部門提供融資和資本金。tvb now,tvbnow,bttvb  ^$ g, M  i' {: ]; \1 T

英國政府將自己定義為市場塑造者，它最近發佈新的產業政策，支持企業活動和創業活動。包括為處於起步和成長階段的企業提供所需的融資管道，促進知識的創造和應用，幫助人們提高工作技能，以便其未來找工作和創業；投資于現代低碳經濟所需的基礎設施建設，確保市場的開放性和競爭性，來推動創新和提高生產力；在英國具有特別專長或者具有比較優勢，且政府行動可影響的行業構建產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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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曾試圖複製政府主導型結構變化的早期模式，然而除了東亞一些國家之外，大多數此類嘗試都未能實現預期的結果。然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將會繼續進行嘗試，因此，更深入地瞭解為什麼一些國家成功而其他大多數國家失敗就顯得非常重要。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z% [3 Q3 g7 M6 u2 b'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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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任何國家，經濟學家和決策者面臨的真正挑戰可能是識別與本國的比較優勢相符的新產業，而這一比較優勢本身是隨著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而變化的。那些在產業的升級和多樣化戰略上取得成功的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和二戰後的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它們的一個共同特徵是，都有針對性地選擇了領先其人均收入不多的先進國家的成熟產業。這可能是它們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 o$ s/ l2 V  _' ~& O+ |7 w

從這些由政府主導的結構變化戰略的成功案例中，我們可以得到兩大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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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府實施的便利新產業發展的政策是與該國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潛在比較優勢相符的，因此，在政府提供的資訊、協調、有時是有限的補貼等的幫助下，企業一旦建立起來，它一般是有競爭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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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為了保證能夠很好地利用其潛在的且不斷變化的比較優勢，政府有針對性地選擇一些國家的成熟產業作為發展目標，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用購買力平價衡量大體上高於本國人均收入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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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干預的具體細節取決於對新產業的特定緊約束以及國情，不過，國家間產業發展的模式都是相似的。早期都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諸如服裝、紡織、玩具、電子產品，並逐步移動，向上攀登產業階梯，向資本密集度更高的產業發展。

例如，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發現自身的要素結構與日本相似，於是以雁陣模式追隨日本的發展。這一戰略是可行的，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與日本的人均收入差距不大。6 R1 C. F) e* I% b# {

與之相反，許多國家為建立制高點，設計並執行了相對于其發展水準來說過於激進的追趕策略。二戰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落入這樣的陷阱，在人均收入只占高收入國家很小比例的時候有針對性地選擇發達經濟體的發達產業。許多殖民國家獨立後，都選擇國家主導工業化的史達林模式，優先發展先進的重工業，國家資源被用於推動工業化，被直接分配在各種投資上。在幾乎每個經濟部門都設立了大的公營企業——所有這些都被認為對國家的生存和現代化具有戰略意義。在關於民族主義的宏觀經濟學中設計產業政策，選定政府干預的部門的標準幾乎都是政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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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重工業的政治願望存在的同時，學術圈內還存在著對市場失靈的著迷——尤其在拉丁美洲，許多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及決策者都認為，由於結構剛性，為了趕上發達國家，政府應該為製造業提供支持，而不論它們與發達國家之間有多大的收入差距。

通常，這樣的產業政策是違背許多貧窮國家的比較優勢的，它們的要素稟賦結構的特徵是勞動力豐裕，通過執行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導向的發展戰略，它們沒有能力建立足以在開放的競爭性市場環境下生存的企業。因為較高的資本需求和結構性的高生產成本，這些公營企業是沒有生命力的，即使管理良好，它們賺取的利潤水準在未扭曲的競爭性市場裡也是無法被社會接受的。5.39.217.763 ~- W; x: t& K1 s

不同的試驗為經濟政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它們凸顯了決定產業政策成敗的不同條件。當國家選擇過於先進的、遠超出其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時，失敗就會發生。這種情況下，政府支援的企業無法在開放的競爭性市場裡具有生命力，它們的生存取決於以高關稅、配額限制和信貸補貼等方式實施的高度保護和巨額補助，包含在這些措施中的巨額租金很容易成為政治捕獲的目標，並引發治理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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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干預的總體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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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成功的國家中，政府在便於產業的升級和多樣化方面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關於這一論點的證據，不論是歷史上的還是當代的，可能並不足以證明一個爭論已久的觀點。許多同意政府干預是結構轉型的必要因素這一觀點的經濟學家仍反對產業政策，因為我們缺少一個總體框架用於指導政策的制定。公仔箱論壇1 c; s8 j( N8 _0 d+ {2 D/ _

美國總統卡特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查理斯·舒爾茨曾經說過,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第一個問題是在事前我們不知道如何判定一個產業結構是優勝的產業結構，我們沒有一套經濟標準來確定一個國家應該發展哪些產業，也沒有標準來確定哪些老產業需要保護或重組。5.39.217.760 I$ e4 J7 B1 N3 U7 ~1 P

於是，就有必要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和後發優勢理論，以及各國產業政策實踐所得出的成敗兩方面的經驗，整理出一套可用於指導產業政策設計的基本原則。9 `( E& F4 p  n5 a

第一步是確定一國可能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新產業，第二步是消除那些可能阻止這些產業興起的約束，創造條件使這些產業成為該國的實際比較優勢。這裡，我們提出了一個六步驟過程。2 }& |: I' k4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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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可以確定一份可貿易商品和服務的清單，這些商品和服務應滿足如下條件,在具有與本國相似的要素稟賦結構且人均收入亦高於本國約100%的高速增長的國家中，這些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已超過20年。9 n) h. L+ i; q6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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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該清單的產業中間，政府可以優先考慮那些國內民營企業已自發地進入的產業，並設法確定這些企業提升其產品品質的障礙，或者阻止其他民營企業進入該產業的障礙。這些可以通過各種方法的組合來做到，例如，價值鏈分析或是豪斯曼等人提出的增長診斷框架。然後，政府採取措施來消除這些緊約束，並運用隨機對照試驗來測試這一過程的影響，以確保把這些政策推廣到國家層面後的有效性。tvb now,tvbnow,bttvb% z9 j4 z3 I1 Z"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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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對國內企業來說，清單上的某些產業可能是全新的產業。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採取特定措施，鼓勵在第一步所確定的高收入國家的企業到本國來投資於這些產業，以利用本國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政府還可以設立孵化計畫，便利國內私人企業進入這些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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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除了在第一步中確定的可貿易商品和服務的清單上確定的產業外，政府還應密切關注本國成功實現自我發現的其他私人企業，並為這些產業的擴大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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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基礎設施落後、商業環境欠佳的發展中國家中，政府可投資于工業園區和出口加工區，並做出必要的改進來吸引可能願意投資於目標產業的國內民營企業或者外國企業，對基礎設施和商業環境的改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便利產業發展。然而，因為預算約束和能力的限制，大多數政府無法在合理時間內為整個經濟做出理想的改進，關注於改善工業園區或出口加工區的基礎設施和商業環境就是一個更易於實現的選擇。工業園區和出口加工區還有鼓勵產業聚集的優越性。公仔箱論壇& B: Y; ?. D! `9 {2 V; B; g

第六，政府也可以為在第一步確定的產業清單裡的國內先驅企業或國外投資者提供激勵，來補償它們投資所創造的非競爭性公共知識。該類措施應有時間限制和財務成本限制，激勵可以是一段時間內的企業所得稅豁免，或是對合作投資的直接優惠，或是獲取外匯的優先權，以進口關鍵設備。激勵不應該也不需要以壟斷租金、高關稅或者其他扭曲的形式出現，尋租和政治捕獲的風險可因此避免。對於在第四步裡通過自身努力成功發現新產業的企業，政府可以採取措施，對它們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表示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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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述過程確定的產業應符合本國的潛在比較優勢。先驅企業一旦成功，許多其他企業也將會進入該產業，政府的便利作用主要限於提供資訊、協調、改善軟硬性基礎設施以及補償外部性。通過政府便利性作用，有可能幫助發展中國家挖掘後發優勢的潛力，實現有活力的可持續增長。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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