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劉銳紹﹕「六四」25年的變與不變

劉銳紹﹕「六四」25年的變與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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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六四」25周年。四分之一世紀，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無論如何，過去25年中國的變化，總有很多地方值得總結的。儘管官方希望人民忘記歷史，但我們既不能忘記，更必須從歷史的慘痛教訓中，研究如何強化中國的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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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點比較突出的變化公仔箱論壇& ]( w' V6 K) d# p5 L0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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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25年來國情的變化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兩點比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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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經濟的增長，從簡單的數字看，中國經濟雖然仍有巨大的困難和新增的問題（例如經濟基礎虛浮、貧富懸殊加劇、生態環境大破壞、經濟利益導致道德敗壞等），但總體趨勢是持續上升的。即使是世界銀行（非中國官方）的統計，也反映了這個趨勢：1989年，中國人均收入290美元，人均GDP307.49美元；2013年，人均收入5000多美元，人均GDP6700美元。如今，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也是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若不承認這個經濟上升的趨勢，是另一種不客觀。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l% ?+ X+ ^5 f) _

二是民氣的提升。具體表現為維權事件大幅增加，反映民不怕官，敢於抗衡和爭取。由「六四」至1992年，由於官方大力打壓，民間保護權益的活動一度沉寂，但3年後，民間維權運動明顯抬頭。1992年，官方統計的維權事件（沒記錄人數）8000多宗，其後年年上升；至2009年，官方統計的維權事件（100人以上，因100人以下的太多了，已不計算在內）多達9萬多宗。由於增幅驚人，官方從2009年起不再公開這類數字了。不過，民間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從地方政府方面綜合資料，發覺官方的數字偏於保守，至2013年，實際維權事件已增至16萬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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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現象，官方的解讀是：經濟上升是「黨和國家的政策對頭，人民喜見樂聞願幹」；維權事件增加則因為「官方保障了人民的表達權利」。誰都看得出，這些解釋只是在自己臉上貼金。事實上，中國經濟走出公有制的框框，是民間不順從官方政策，努力創出私營經濟之路（鳳陽縣小崗村農民的「秘密自留地」就是典型事例），迫使官方慢慢順應而已。所以說，經濟結構的變化和經濟上升，體現了人民求變的力量，而非官方的先知先覺；維權事件增加，是人民醒悟，而不是官方寬鬆。% M' y) }2 o' {; d

進一步說，即使25年以來出現上述變化，但一些更重要的問題卻沒有變，不單沒有改進，反而不斷倒退。且舉「六四」前民眾提出的3項訴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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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問題反而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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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89年民眾提出「反貪腐」、「反官倒」，回顧這25年，貪污腐敗不僅沒有絲毫改善，反而變本加厲。以前，貪污100萬元已是大案，如今，不過億元也不算大案。涉案官員級別愈來愈高，多名中央大員紛紛被民眾揭發。官方自己也承認，今天的貪腐已成了結構性、集團性的問題，深度和廣度均嚴重惡化。江澤民和習近平也說過：「如不可善將亡黨亡國。」tvb now,tvbnow,bttvb8 B! a2 X- Y  `5 D0 \  S' U7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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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腐問題急劇惡化，皆因中共迷信自我監督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導致它的反貪腐行動不敢觸及核心問題，不敢動大手術。例如：" G6 o' Q7 [. F/ {5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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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黨紀，後國法」。大凡黨員出事，必先黨內處理，看看會否影響黨的管治，更重要看看會否影響其他高層官員；如有需要，並在可掌控的範圍內，才考慮公開用國法處理。這就人為地造成「走後門」、「保護網」之風。' S1 x( g, }2 X3 v% e( J*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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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線和派系文化。凡局級或以上的官員出事，同級黨委無權處理，要由上級黨委處理。餘此類推，形成互相保護的派系，結果視乎內鬥的勝負而定，加強了人治因素。以薄熙來和周永康事件為例，前者經多番較量，才能公開處理；後者至今仍在角力，以致消息滿天飛，到頭來均不能真正反貪。在這種文化之下，習近平的「打貪腐」基本上只停留在副部級官員（「多名省部級官員下馬」只是籠統湊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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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守「同體監督」，不願「異體監督」。這是內地「反貪專家」的說法，即自己人監督自己人，不受黨外力量監督，更不受民眾監督，因為一旦開放監督的權力，官方就難以自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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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89年民眾要求政治改革，但25年來真正的政治改革絲毫不動。舉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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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過「黨政分開」，逐步理順黨政關係，給人民一個放權的感覺。豈料，江澤民上台後，慢慢走回頭路，除直轄市之外，大部分省市的人大主任都由黨委書記兼任，以便把黨的政策帶入地方人大和政府。江澤民本人也「以身作則」，把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鄧小平也沒有這樣做），胡錦濤、習近平照辦煮碗，成為高度集權的慣例。公仔箱論壇3 f  z) b0 c8 t# G5 C$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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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民眾要求真正的政治改革，但中共至今只停留在行政改革和效率改革之上。真正政治改革的兩個核心問題——分權和輿論監督，一點也沒有碰過。

（三）1989年民眾要求新聞改革，增加透明度，但25年來，新的高牆不斷增加。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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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三大」也認同「重大事情讓人民知道」，「重大事情經人民討論」，一年之後，3批人士在官方同意下着手草擬《新聞法》，但「六四」鎮壓之後，《新聞法》不再提了，宣傳部門的打壓和監控力度大大加強，不聽話者紛紛受壓甚至被捕，例子多不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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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的網絡媒體突破傳統，但官方也成立新機構，打壓新媒體發展。除了中央宣傳部加強監控之外，還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分拆職能，成立國信辦，專門監控和禁制互聯網。近期，涉及網絡信息和言論的拘控事件驟增，反映官方打壓的新動向。: D1 R- ^1 |; ?7 a6 j: p0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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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雖然官方的打壓政策不變，但我對中國的未來仍有信心。信心來自民智不斷開發，公民社會漸次成長，中產階級不斷鞏固，民間力量日益壯大。執政者如不設法順應這一潮流，只會碰上愈來愈大的反彈，徒增管治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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