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范析852│董建華謀殺民主有前科　六大事例斷送香港自由

范析852│董建華謀殺民主有前科　六大事例斷送香港自由 k* b9 x1 u0 s* ^& L- @0 r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周三（3日）忽然高調，力撐人大日前就政改「一錘定音」定出的「落閘」框架，甚至形容為「貨真價實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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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鹿為馬與弄虛作假，似乎是人所共知的「中國特色」，在普選的議題上，似乎也難有例外；如此的框架，究竟是「貨真價實」還是「A貨」，市民相信是心中有數。更何況，以董建華的往績，他推介的有多少是好東西或有利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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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翌日就在電台節目「踢爆」，表明一直不相信董建華想香港有自由選舉，甚至透露早在3個月前，已從商界聽到消息，指董建華曾向中央表達「普選不是對香港好」，而她更提到自己98年再當選立法會議員後，曾獲董建華邀請見面，當時老董曾向她表示「不要講太多說話，退一步」。

她認為，董建華多年來沒有改變，現時高調，不過是為梁振英及中央站台罷了！至於港人的普選，才不管是否名實相符，總之就是強調「有票，梗係要」的「袋住先」取態。5.39.217.76% E  ^0 {& ?' c/ b  r5 b7 c4 I$ A9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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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伯伯忽然「出山」，有人或會感到懷念，但如果翻看歷史，其實董建華恐怕是香港民主自由發展的「頭號罪人」，不單「有破壞無建設」，更有謀殺民主、斷送香港自由的前科。

事例一，是關於「公安惡法」。時為回歸前，港英政府於1995年，將《公安條例》修改申請牌照為通知制度，規定在舉行30人以上的遊行或50人以上的集會前七天，通知警務處處長。但董建華當選首任特首後，就以候任特區行政首長身份公布「公民自由和社會秩序諮詢文件」，建議修訂現行的「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收緊對遊行、示威和結社的規定，被形容「還原惡法」，變相收緊了市民的表達自由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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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董建華還原惡法的根據，是因全國人大常委在97年初通過決議，宣布廢除95年的「公安條例」及92年的「社團條例」修訂，為填補法律真空，故要在回歸時重新立法。惟人大以《基本法》第160條作為廢法的理據，卻被質疑是強詞奪理，甚至是扭曲《基本法》。而作為香港的特首，就沒有捍衛港人應有的利益。tvb now,tvbnow,bttvb" q0 M" ^- e7 ~* ~  y" K9 c- e% ~

事例二，是「釋法」。回歸以來，香港先後經歷過四次人大釋法，其中兩次發生在董建華主政之時，首次是99年1月29日，終審法院就「吳嘉玲案」宣判，指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不論有否單程證或是否婚生，及出生時父或母是否港人，均自動擁有居港權。當時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就「恐嚇」港人，稱十年內將有167萬人湧港，同年5月，特區政府報請國務院要求人大釋法，最終人大於6月釋法，指所有出生時父或母未成為港人的話，均沒有居港權。: X& B1 q  \1 Q2 [) |! |, Q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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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釋法，是由中央主導，時為0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否決香港07/08年雙普選，結果令香港普選落實最終遙遙無期。相比曾蔭權年代，一次釋法是涉及特首餘下任期，另一次就是剛果案，董建華帶來的影響，明顯嚴重得多。

事例三，是「殺局」兇手。1999年時，逾百年歷史的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在董班子上任後兩年即被廢除。當時政府以市政總署員工偷懶事件為觸發點，著令時任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暗中籌劃解散市政局及其關連政府部門，並重組成現時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食物環境衛生署。但實情是董特府認定，市政局是培育民主派生力軍的溫床，故選擇以釜底抽薪來阻撓香港的民主發展，令三級民選議會制度瓦解。此外，在殺局的同時，董建華曾答應加強區議會的權力，後來當然成為泡影，卻造就區議會成為建制派的樂園，不單在議席上壟斷，更同時變相以公帑資助他們的勢力擴展。# V( {8 s) n  F+ h2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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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四，是恢復區議員的委任制度。查回歸前，港英政府取消了區議會的委任議席，但董建華上台後，即「故態復萌」，大舉委任逾百人加入區議會，比例佔全港民選區議員四分之一之多，被批評是民主發展的一大倒退。結果，這個委任區議員制度要待2016年的區議會選舉，才被全面取消，卻令香港民主變相倒行了近二十年。# x. R3 V( U" k- W- ]5 q

事例五，是就《基本法》23條立法。23條是就香港境內有關國家安全，即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等多項條文作出立法指引的憲法條文。而曾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李柱銘曾指，23條關於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罪名，是於89六四事件後才加入《基本法》草稿中，故已去世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認為，條文是針對支聯會及泛民主派。5.39.217.763 I" `# b. G( |3 `, T/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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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錢其琛表示，中央政府希望香港儘快落實第23條立法，同年9月，董建華政府就頒布《實施基本法第23條諮詢文件》，但市民對諮詢文件反應強烈，憂慮法例可能會影響港人本來擁有的人權和自由；而支持立法者，跟今天支持人大「落閘」者一樣，都是親北京及建制派人士，最終因50萬港人在七一上街，才令董建華在2003年9月5日被迫宣布撤回《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

事例六，是引入高官問責制。董建華於連任第二屆任期時，宣布推行政制改革，將所有司長和局長職級由公務員職位改為以合約方式聘任，並須為過失負政治責任，實情是因董建華跟當時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不睦，他就以政策決定及執行上受阻為由，讓政策局局長的權力完全置於行政長官之下，一言而蔽之就是要「大權盡握」，結果是隨著政府愈來愈弱勢，高官問責制變成不用問責制，制度名存實亡，只令其變成政治酬庸，從選舉落敗的民建聯劉江華反被委任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以及多名民建聯及新民黨成員被委為政治助理，已是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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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有著如此的前科，現時就「推銷員」上身，「氹」港人接受一個「貨真價實的民主」，他日「袋住先」原來是騙局，改動不兌現之時，相信只會是重現他當年講8萬5「不提及等同不存在」的荒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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