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王慧麟﹕守法的責任抗命的公民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4-10-27 06:37 AM 編輯

王慧麟﹕守法的責任  抗命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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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與反佔中陣營，互相鬥法。現在則是走到法律戰。反佔中陣營祭出禁制令，意圖迫使佔領者離場。下一步若佔領者不離場，反佔中陣營更可以要求警方執行禁制令。假如反佔中陣營出了這一招，清場的責任，一下子由政府指揮，轉而由法官同意，反佔中陣營指揮，警察執行。而且，反佔中陣營更可外判，交由有勢力者進行所謂自發清場，到時必然又有激烈的對抗。那麼警察又是否站在一旁，任由兩個陣營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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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這一步，佔領者的刑事責任就加多了一條，就是違反禁制令，有可能被控「藐視法庭」。據媒體報道，有人指出，到時被捕的佔領者可以在庭上提出公民抗命作為抗辯理由云云。

這個說法，其實一早就遭到大律師公會的聲明反駁。在本月8日，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指出，「若有足夠證據證明控罪，則無論行為的動機如何崇高可敬，在法律上亦不構成任何答辯理由，法庭也不會在審訊時對受審者的政治理想作出評價或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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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臉書朋友大惑不解，認為大律師公會的說法，忽略了法治的一個要素，即是「以法達義」。換言之，法治的彰顯，其中的一個要素，是需要體現社會的核心以至普世價值。一班人即使是違法，但假如其背後想突顯的是一個崇高的道德價值，法院也應該予以考量。即使大律師公會也在聲明中引述Lord Hoffmann的判辭認為，「裁判官在量刑時也會考慮抗爭者按良心而行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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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否守法的責任？

其實，大律師公會的論述，我的理解是，反映了社會的一種主流價值，無論良法或惡法，都要守法。守法是一個起點。因此，我們的討論就要回到這個說法的原點：我們究竟有沒有守法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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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及法律學者，在四五十年前出現了有關公民抗命的爭論，當時支持黑人平權的仍是少數。在法學界的討論則是一個有關法治理論的爭議：假如人人皆有守法的責任，任何違法的行為必須受到制裁。這個說法的理據有幾點，綜合而言，主流的說法是，守法是一個道德的責任，也是義務，一個社會既然有法律保護人權，人人就有責任守法維權，因為只要有一個人不守法，就意味着有其他人的權利受到損害，出現了權利不對稱的情况。5.39.217.767 L& M* F1 u" {' P6 U! A' N+ Z

然而，假如有人因為有一個崇高的理想，例如黑人平權，進而推動「抗命」等違法行為，則應如何看待呢？有一派認為，惡法抵抗的理由，是由於儘管憲法內保障了平等權利，但實際上，一般法律裏面卻出現了權利不對等的情况，例如白人的權利比起其他有色人權的權利為多，受壓迫的人們，面對惡法，只能抵抗，而抵抗的一個方式就是公民抗命，以「違法」來達到突顯惡法的不是，背後就是要提醒，在憲法的保障下，人人都有憲法賦予的平等權利。憲法之中的權利又是什麼？這些權利如言論自由等，均是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不能受到無理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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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一派認為，既然人們是有守法的責任，則究竟良法或惡法，人們都應該遵守。惡法抵抗不應是不守法的藉口。至於推動平權，則是政治問題，應以政治解決，而非任由惡法抵抗的人士，以崇高理念之名，破壞社會文明的基石，以彰顯法治之名，行破壞守法之實。; r: f8 i' g. s, X3 J+ l* r1 L

上述兩派的言論，即使到了黑人在法律上取得真正平權，仍未止息。但這些爭論背後的一個重要假設，在於社會是否大家都信守一套共同信念，以及一套普世價值。假如一個國家，每個公民都相信，民主自由等自然權利，是維繫不同種族之關係，是多元文化下，社會凝聚力的要素，則上述討論，必然會回到平等權利這一點上。在這一點上，一切支持不平等權利的說法，初時可能還有一些利益團體閉着眼睛支持，但慢慢就會站不住腳，最終受到社會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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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搵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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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在香港，其過去受到150多年的殖民管治，英國人灌輸的法治觀念，其實即是「守法搵食觀」。英人容忍華人在港搵食，條件是要華人守法。華人願意守法，來換取經濟空間，自由搵食。只要華人不觸及英國管治的底線，即不爭取民主或推翻英政府，英人就不會打擊之。在港華人，對比英人之惡法，與一河之隔的無法無天，自然懂得選擇。英人一直吹捧此種觀念為法治，實際上只是守法而已。5.39.217.76. A# x' H' U' h& J+ ?, v. J/ x0 \4 W

在此形勢下，無論殖民地的法律如何嚴苛壓迫，市民必須守法，因為只有守法才可達到社會穩定和諧，齊齊搵食。整個社會的主流只是停留在「守法」的階段，維繫社會的核心價值是「守法」。至於法治需要彰顯的民主自由等自然權利，只是少數精英階層的「話語」。於是，在香港談什麼惡法抵抗，就像夏蟲語冰，自然難以取得社會跨階層的認同，特別是上一代的港人，他們相信的所謂「法治」觀念，一直都只是守法。但年輕一代談的「法治」，卻包含了普世價值的元素。兩個截然不同的觀念出現碰撞，衝突難免。tvb now,tvbnow,bttvb$ B( R" p/ T3 f9 \- @" S9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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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律師公會作為法律專業團體，處境更為尷尬。一方面，他們有些會員既是大狀也是政客，公開說不怕除名也要公民抗命，但另一方面，他們是一個專業團體，有責任向社會宣揚守法以至法治的重要，而且，他們也一定知道，法治的終極目的，是要體現人的尊嚴，即是包含了普世價值。在這3方面的夾擊之下，大律師公會不可能帶頭同意「違法」吧？於是，也只能有這個古古怪怪的聲明，來討論公民抗命。老實說，公民抗命其實比較多的是政治討論，而不是法律討論，公會的聲明是否又多此一舉呢？5.39.217.76, N" o/ }7 q4 y! b. e

從上述討論可見，是我城的「法治」觀，仍是停留在「守法」的層次，與真正的「法治」討論層次，例如其背後的民主自由及普世價值等，仍有相當距離。真正普世的法治觀，未能成為社會大多數人的價值。明乎此，佔領者一旦退場之後，如何在社會建構及推動一套合乎普世價值，真正的法治觀念，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課題。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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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A. Edmundson (ed.), The Duty to Obey the Law, （1999: Rowman and Little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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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cit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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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10-27 06:37 AM | 只看該作者

劉紹麟﹕他們在搞港獨嗎？公仔箱論壇7 L( b5 B: r+ T8 N#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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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土意識看佔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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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運動是否「港獨」？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及運動參與者，都不認為是這樣。以筆者所見，大部分參與及同情運動者，均未想過真要爭取香港獨立，大家心裏共同的恐懼，是隨着中國在香港的影響（不喜歡的會認為是「入侵」）擴大，一個熟悉的香港將要消失，正是這種「家園被毁」的恐懼，為這次事件提供了巨大能量。與其說是港獨，不如說是一種80後版本的本土意識，加上近七八年來的連串事件發酵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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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運動的觸發點固然是8‧31人大落閘，然而中線的因素應是2003年以降的雙向整合及80後版本的本土意識抬頭，兩者都指向一種對「內地入侵」的恐懼，這種恐懼隨着一系列事件而火速升溫，以2012年的國民教育事件為首個引爆點，之後不斷加劇，成為今天的局面。如果是這樣的話，則筆者對未來的發展（不是指這次運動）是悲觀的。在這種心態上非常恐懼中國，但實際上又處處受內地影響需與其合作的情况下，我想不到有何種政治安排，能使香港安寧一點。5.39.217.767 T  F2 X  C7 r, ]! g

新的香港論述：集體回憶

2003年的保護維港運動，是將維港這類「後物質主義」議題提上議程，惟保護維港只是開始，之後更大規模的是連串集體回憶的建構。保護天星、皇后碼頭、保衛喜帖街等等，是因為這些地點盛載着升斗市民的生活經驗、悲觀離合，是屬乎人民的歷史。集體回憶是嘗試建構一種香港身分，以此香港身分為基礎作為凝聚香港人，對應一直以來香港人本土認同不強的狀態。

集體回憶論述產生的背景，就是面對強大的、正在影響香港的中國時，感到香港身分正要消失，嘗試透過凝聚本土的生活經驗，強化香港身分。退一步而言是保衛香港不至消失，進一步是以這種身分凝聚以推動香港發展。但既然這種香港身分之建構是源於對中國的恐懼，則很自然沒打算將中國元素包括在香港身分之內。是以我還未遇上一個版本的集體回憶，是講中國乒運健將、中國女排在七八十年代如何風靡香港青年。6 c  m9 E1 T5 t) `2 W

雙向整合：內地「入侵」的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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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回憶是學生及知識分子感興趣的事，在大學及中學生中播下了種子，有一定影響，但還未至成為普羅大眾也深感認同的事件，其運動規模遠比不上2012年的反國教科事件，然而與集體回憶論述同步發生的，是隨着自由行及內地的更緊密融合。在「雙向整合」的情况下，過往還是相隔一段距離的中國影響，一下子便來到了家園裏，成了一個日常生活也受影響的事件，這使得普羅大眾也開始感到「內地入侵」問題的迫切性。

香港人早在上世紀80年代已在內地設廠，但這階段還只是香港人進內地發展，未看到香港街上店裏都是內地人，是以雖然香港人怕內地，但在2003年以前，這種恐懼仍只存在腦中。但2003年後漸漸出現的，是內地對香港的影響，成了普通人日常生活也感受到的問題。當中最顯眼的事件，莫如是雙非及自由行對日常生活的衝擊，由此衍生的事件，諸如 D&G事件、奶粉事件、北區婦產科及學校所面對的壓力，以至油尖旺藥房林立等。內地「入侵」香港的恐懼，不再只是知識分子或學生有興趣的問題，「香港將被淹」成了一般市民也會擔心的事件，在這種氛圍之下，議會內對抗政府聲音得到了相當的支持，報章上總缺不了自由行在港的不適當行為。$ w6 [* ^3 Z6 F4 L+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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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硬骨頭」特首的反彈1 ^; z, M2 z( Z;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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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梁振英上台後，這種情况繼續惡化。先是2012年的特首選舉，在不少香港人心中是一次痛苦經驗，選舉過程輸掉了社會對特首的信任。而梁振英的背景，就令一些人懷疑他是中共派來整治香港的代表，箇中真假固然無從知悉，但反正公眾就是這樣子看了。此所以梁上台後，連一個星期的蜜月期也沒有，便要面對社會各界連番挑戰，所有問題都要算到他頭上。如果像曾蔭權年代一般，只以一個「置安心計劃」來回應對房屋的訴求，而不是雷厲風行的搞，則政府受攻擊的力度應會減低，至少不會發生新界東北事件及對陳茂波的連串指控。但正如陳佐洱所言，梁特首是個「硬骨頭」，會不成功不休地把事情幹下去。固然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建房屋、推東北發展、設貧窮線、設文化局，真是何罪之有？但在一個缺乏認受性，再加上民間已積存了大量不滿的情况下，梁振英政府「攻堅」行為，加上公眾對他「港共」的指控，就更使人覺得他是一個親共而且好鬥的鷹派，代表着中國政府來整治香港，自然民間的不滿也愈滾愈大。

今次人大落閘，是進一步「印證」了這種中國恐懼，網絡上流傳的，是「你入侵我家園，限制我民主」等的說法。此所以，筆者認為與其說是香港人是爭取獨立，不如說香港人是恐懼這個我們出生成長，並有相當感情的社會、制度，將在未來可見的年日內消失，但面對一個崛起中的中國，也看不到可以做什麼，於是以這次運動作為絕地反擊。或許從內地的角度來看，反國教科、反東北以至今次事件，是一批難以理解甚至別有用心的「刁民」行徑；但香港人累積下來對政府的不滿、對「香港消失」的恐懼，恐怕是內地政府以及筆者的一些內地朋友未能理解的。0 g/ v# B& a% [: ^. Y+ o

如果認同今次事件的底蘊是源於對內地的恐懼，則這種狀態是令人擔憂的。首先，如果這種恐懼與對立持續下去，真正的港獨會愈來愈有市場；局面緩和一點，公眾意見又會中庸一點。第二，不管情願或不情願，在短線至中線而言，香港還是要與內地結連起來的，即使從今天起建設一種可使香港完全不靠內地的生計，少說也要10年後才能見效。即是說，任誰當特首，不管是欽點、小圈子選舉，或完全真普選產生，也必須要在香港民間不滿內地，但實際上仍要與內地合作的處境之下，作出艱難的平衡。隨便一個被民間視為對內地軟弱的行動，也可能被指出賣香港而被轟。如何處理這種情緒，關係香港生存大事，各方都要嚴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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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tvb now,tvbnow,bttvb" r, [* g5 \; X( W# }, m' k, d5 k4 P,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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