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韜文﹕外因化是打壓佔領運動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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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分析是傳播政治學近20年來較受注視的理論和 方法。所謂框架，是指傳播者透過資訊的選擇和強調對事物的概括描寫。框架是我們溝通時省時省力的必要手段，也是我們詮釋和理解世界的根據。新聞是關於新生事物的報道，自然適用於框架分析。在各類事物中，社會運動更具爭議，這是因為社會運動框架往往是各種社會力量拉扯爭持的結果，是以不少學者皆以框架分析來 研究社會運動與公共論述的關係。1 J: I- ?& V |7 o0 d& y- i"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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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o' Z8 Q# _7 Y% v) @歸因是為運動定性的基礎5.39.217.76- v& Y& V S" g: c2 k&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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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運動發生至今已有1個多月，當中衝突此起彼伏，至今尚未解決，仍 然受到國際、大陸及本地傳媒高度的關注。在對佔領運動的新聞框架中，一直揮之不去的是歸因問題。什麼原因導致運動的產生，其目的為何？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提問，也是所謂「定性」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有了答案，對應的態度和方法自是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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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i: G |& G3 r2 Stvb now,tvbnow,bttvb無論是從運動形態和規模來說，佔領運動相信都大出各方意料，遠遠超乎佔中三子的想像。雖然本港的商業媒體有不同的政治取向，但是從它們早期的報道和分析來看，它們大體上還是強調運動的自發性，肯定學生爭取民主的目的。這裏所說的自發性，也包括偶然性，是指政府最初對政總抗議者的孤立策略，把前去聲援的市民堵塞在海富中心和政總附近，引致人群倒流入夏愨道和干諾 道中，警方繼而向聚集的人群發放催淚彈，最終激起民憤，引來更多的佔領者和社會同情。凡是對學生、佔中三子有認識，並對現場動態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會同意，以上種種不是任何人所能部署計劃得來的。自發性另一個表現是參與者是否經由組織動員而來。筆者後來對佔領運動的參與者做過現場調查（詳細結果容後發 布），發現大部分參與者確實是透過朋輩網絡動員或個人自發參與的。運動的目的雖然可以細分，但是大項則十分清楚單一，就是要爭取更大的民主，即是包括候選權平等的「真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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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實多於真實5.39.217.76' V* w0 C. M. B" V1 X0 }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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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國際傳媒都傾向把運動看成是自發的，所強調是中國和香港的內部成因。對比之下，外因化則是中國大陸傳媒及本地左派傳媒所採取的主要框架。所謂外因化，就是把成因歸結到中國和香港社會系統外部。佔領運動爆發不久，中央傳媒及個別領導人就已 經對佔領運動逐步定性為外力顛覆的結果。其實，外因化的做法在佔領運動發生之前已經埋下伏筆，見諸中國官員及白皮書對外國勢力對香港政改「指三道四」的指摘，並且多番強調政改要聯同國家安全一起考慮。佔領運動爆發後，中央透過《人民日報》評論員和中央要員表示佔領運動的目的在於奪權，是顛覆中國的顏色革 命，示意西方乃幕後黑手，甚至認為走向港獨是運動的最終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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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框架有不同的說服力，主要視乎框架是否具有實證基礎和符合公共論述邏輯。如果我們以這些標準來衡量中國傳媒外因化的框架，它們大多是指控式的，缺乏有力的證據和論述邏輯。至少，它們是強調一點不及其餘。目前的「證據」大體 上是指美國一些基金會對民間團體的資助、港人與美國官員及前官員的交往、部分西方國家對香港民主的口頭支持、個別人士對民主黨派的資助等等。從香港自由的角度看來，這些「涉外」活動都是合理的、正常的，不構成任何主導佔領運動的成因。特區政府一向傾向把佔領運動看作是部分激進市民爭取民主的集體行為，但是 隨着中央外因化加快的步伐，梁振英最後也表示佔領運動肯定滲透着來自全球各地不同國家的外力，箇中詳情到適當的時候才會透露。外國勢力有什麼石破天驚的陰謀，這些還有待特區和中央政府「舉證」。到目前為止，外因論更多像是中共意識形態的反射性投影、是嚇唬別人的手段，是為政權可能「亮劍」的輿論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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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因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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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傳媒和領導人現在強調外因對佔領運動的作用而輕視內因。這是十分危險的傾向。在沒有充分證據證實外因的主導性之前，我們應該科學一點，認真探究引起運動的內部成因，這樣對運動的認識才能接近真實，才能知所應對，最終才能從中有效總結，解決重要的社會問題。港英政府當年遇到重大社會衝突，包括1967年左 派暴動，它都能認真總結，從而就香港的社會問題對症下藥。數十年前的殖民地政府，尚且懂得內因是造成社會衝突的基本作用而有所反省，難道深諳毛澤東思想的21世紀的共產黨人在這方面尚有不及？這次香港政改諮詢途中殺出如斯龐大的佔領運動，相信也出乎中央的預期，當中應有相當嚴重的誤判成分。如何可以減少誤判？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高估外因對佔領運動的作用，切實把探索的注意力回歸內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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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
發表於 2014-10-30 08:0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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