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香港民主化發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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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香港民主化發展回顧公仔箱論壇: p! d3 o1 K/ F- A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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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球民主化對香港的啟示3 @8 k- {- N% x+ A& S" t& |& }
回顧二十世紀曾發生過的世界大事，什麼是最重要的改變？森爾(Sen, A) 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唯一的亞洲人，穿梭於哈佛與劍橋大學。他提出儘管二十世紀在人類社會中曾發生了很多巨變，但最重要的改變, 並非科技的發展，而是全球的民主化浪潮。民主國家由1973年只有40個國家（佔全球國家總數的26.7%），到2000年增至119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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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制具備眾多優點5.39.217.76- p7 W  o7 N# \3 ]
跟據多項跨國研究，民主政制具備眾多優點，十分吸引；第一，民主可保障人權：政治領袖如缺乏約制，權力使人腐化，他們便容易濫用權力。夏威夷大學 Rummell 教授所作的研究指出，民主與非民主政制就保障人的生存權方面，有重大分別。Rummell總計從1900年到1987年，死於國家屠殺或因政府疏忽而導致的饑荒等，全球有一億六千萬人。這個數字竟然超過士兵在戰爭中互相殺戮的數字四倍以上。

第二，民主可促進經濟：民主政制既保障私有產權，同時又鼓勵政黨透過辯論、妥協, 化解社會矛盾，有助政治穩定，進而有利於經濟發展。第三，民主可減低貪污：在沒有民主政制的地方，因權力缺乏制約，容易出現官商勾結；民主政制制衡了專制領袖的權力，有助減少貪污。民主還有其他好處，包括減少饑荒、減少戰爭 (在過去數十年找不到一雙高度民主的國家開戰)、及在某些因素配合下(例如具有較強大的工會、擁護較公平分配的文化等)，減少貧富不均。民主政制既具備多項優點, 但如何才能實現？

, \) \1 r% {6 _. d) _2 r公仔箱論壇全球經驗: 如何實現民主？
有一項研究，涵蓋了1972-2005年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發現在67個經歷政治轉型的獨裁政權中，社會裡強大且高凝聚力的非暴力民主運動，是推動民主化最重要的因數，其中在50個(75%) 國家裡更是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相反由領導發起「自上而下」、又或是既動員群眾又進行談判的政治轉型，相較難實現高度穩定的民主制度。筆者在此亦想強調，大部份成功轉型至民主的國家，強調的是非暴力的「人民力量」；若暴力發生，容易傷及無辜，因而失去大眾的同情和支持; 亦使大眾著眼於暴力行為，忘卻不民主政制的罪惡。

5 [7 w# U" C4 q; \公仔箱論壇向中央爭取民主，港人的議價基礎何在?
在香港爭取民主，意味與中國這個巨人抗爭，面對如此強大勢力，是否必敗？事實並非那麼悲觀。中央政府管治香港，有三個原則：1、確保共產黨繼續執政；2、維持香港對中國的經濟價值；3、成功地維持香港的一國兩制, 以便向台灣展示, 吸引台灣以一國兩制方式與內地統一。

回顧歷史，中央就香港民主發展作出讓步，也有先例。早在八十年代末有關97前的民主安排和《基本法》的最後定稿談判中，中央曾作出數項讓步，包括同意： (1) 1991年的立法會直選議席由10席增至18席；(2) 2007年可以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和所有立法會議員, 而非2011年；(3) 1997至2007年立法會直選議席比例會逐步增加。某程度上，這些讓步加快了香港的民主進程。為何中央會就香港民主發展作出讓步？事緣在1989年，曾有二次百萬人上街, 聲援國內學運，當時的民調表示，市民對中央缺乏信心, 高達92%的市民認為基本法應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甚至連工商界也同意要加快民主步伐。再加上當時香港的移民潮，光是1987及88年，便有35%的電腦程式員及22%的會計師或核數師移民, 六四事件進一步拓大專業人仕的移民浪潮，中央恐怕這些人才流失影響香港經濟，便作出讓步。另一項中央讓步的事例是零三年的廿三條立法，當年雖然田北俊辭任行政會，但中央若硬要通過廿三條，透過修改《基本法》便可成事，然而中央最後仍順應民意擱置立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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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國內地近年經濟騰飛，回歸後的香港對內地還有以下的經濟價值: 1）香港可以發展成為人民幣的離岸中心，有助人民幣國際化，內地龐大的資金便可投放至海外。2）香港可以補充其他國內的金融中心，從事創新金融工具。3) 香港與上海可進一步融合力量，提升中國金融的國際競爭力。4）香港作為財富管理中心，舒緩中國流動資金過剩的問題。5）香港作為中資企業走出國際市場的出口，故此香港的金融企業，不少成為中資金融巨企的收購對象，利用本港成為學習海外收購合併等複雜金融交易的訓練場。 6）香港繼續作為內地吸納世界各地不同技術產品的窗口。- j" a5 J8 v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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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香港對內地擁有以上的經濟價值，變相公投運動又在爭取全面廢除功能組別、反對特區政府原政制方案等兩方面都獲得公眾支持 (見另文) ，便不難理解為何中央會在變相公投舉行後不久、公開接納民主黨提出的三個條件之一，再次在本港民主化路上讓了一小步。中央恐怕，若寸步不讓，會把更多選民推向公社民陣營。# N$ i# t& f2 V!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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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項事例，都證明中國這個巨人就香港民主發展並非毫不讓步，它也十分關注香港的經濟價值，避免潛在的政治鎮壓帶來長短期巨大的政經代價, 故不想看到主張群眾動員的泛民政黨坐大。總的而言，香港的經濟價值與及成功的一國兩制示範，是港人爭取民主的議價基礎。更重要的，如全球大部份民主化成功的個案般，香港需要依仗群眾運動，而非單靠談判，才是成功爭取民主的有效策略 (見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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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民主化的挑戰與機會: 「圍城偏安」心態的可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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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運動面臨不少困難
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面臨不少困難；在大眾文化方面，公眾普遍仍較重經濟多於民主，未能深刻認同「冇民主、便難以改善民生」；對民主發展持悲觀或懷疑態度者會指出，七一遊行人數自零五年董特首下台後，頂多只得二三萬人，若單以每年七一遊行人數作為市民對民主承擔的指標，容易令人覺得香港人普遍具有「圍城偏安」的心態，對本港民主發展的承擔有限，只肯為保障自由較積極爭取，卻不大願意以行動向中央積極爭取民主。悲觀者亦指出變相公投投票率只得 17.1％，反映市民不接受為了民主增加與北京的張力，縱使只籍著和平、非暴力的變相公投手段也不接受。5.39.217.76& P8 L- A; u) {" a" @6 ?: A6 B$ A

在社會組織方面，民間團體對部份民主派政黨的信任有限，拖低了民運的動員力。若論教會組織，儘管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佔本地人口約百分之十，但基督教會在福音派主導下，一向不甚鼓勵教徒積極參與民主運動；而天主教會在陳日君主教離任後，推動教友關心民主亦像較前乏力。至於大學生，部份八十後、九十後的大學生好像積極關心政冶，但仔細察看，不少大學生對政治仍是興趣不大。工會方面，即使回歸後經濟不景，職工盟在五一勞動節仍無法大幅增加上街遊行人數，工人整體亦不見得較九七前更支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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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民主化的因素
儘管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面臨不少困難，但本港亦具備不少有利民主動員的因素，包括社會的結構性矛盾嚴重、經濟轉型不果，同時面對國內外劇烈的競爭、貧富懸殊、黑箱諮詢、環境污染、地產掛帥、政府政策向商界嚴重傾斜、社會向上流動機會下降、與及特區管治頻頻失當等等。再加上中央對落實真普選欠缺誠意，最終便引起公、社兩黨籍變相公投，積極進行了一場民主運動；這場運動，配合著數十個民間團體，透過論壇、互聯網、宣傳單章、報章廣告、最後的余曾辯，把運動推至高峰。以下列舉不同事例，指出這次民主運動在動員市民支持真普選是具實質的成效：
變相公投運動具實質成效
(1) 變相公投運動的核心目標之一是全面廢除功能組別, 至余曾辯當日(2010年6月17日), 已有多達71％市民同意在2012年或2016年取消功能界別。

(2) 在變相公投運動直接或間接影響下，公眾愈瞭解政府原有的政改方案，便愈傾向不支持此方案 (2010年11月：71％市民不明白政制方案，只有31％反對政府的行政長官方案；至2010年6月：不明政制方案者降至66％，反對建議推選行政長官方案增至 43％)。

(3) 同樣，在運動直接或間接影響下，有最多市民 (33.7%) 認為，若整個政改方案最終不獲通過，中央政府要負最大的責任，認為泛民主派和特首要負最大責任的，分別只佔 27.5%及19.3% (2010年6月8至10日進行的調查)。, y" Z4 W) Y8 W& u

(4) 藉主流媒體，余曾辯論把政改議題向廣大市民曝光，令公眾更排斥特區政府所提出的不民主政改方案，辯論後 (2010年6月17) 即晚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更加反對／減少支持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有44.8%，而更加支持／減少反對該方案的只有19.6%。

(5) 另一個更令特區和中央政府頭痛的問題是，相較其他組別，年輕及教育程度高的人士，明顯地更支持民主運動。在變相公投投票的選民中，有45％的人擁有大學教育的學歷，遠遠高於全港人口中曾接受大學教育的比例；同時在是次選舉選民中，有25% 的年齡是介乎18至30歲，是各年齡組別中投票率最高的一群。同樣地, 在評定余曾辯誰獲勝的問題上，年輕及教育程度高的人士分別較年齡較大和教育程度低的人更易認為余若薇獲勝。浸大所做的調查同樣亦發現，十八至三十歲的組群，是各年齡組別中，對生活最不滿的年齡群；他們特別不滿曾蔭權在處理貧富差距、民主改革和制定政策的事情上，對不同持份者有欠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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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相公投運動推行時，面對重重制肘，首先是缺乏絕大部分親建制選民（2008年立法會選舉超過50多萬）的投票；另外是中央和特區政府大規模的負面宣傳；再加上除港台外電子媒介的冷處理；特首和所有問責官員班子又在近投票當日前高調杯葛投票等等；雖然面對如此排山倒海的攻勢，但公社兩黨和大專2012仍獲得總共50萬選票，這個數目與公社兩黨在2008年的36萬票相比，增長有16萬之多。這次公投聯盟所表達的信息，正是一股脫離「圍城偏安」心態、願意以行動向中央爭取民主普選的積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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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認同「後物質主義」的人數，從20世紀 80年代初由不到4％增至2008年的逾10.4％，更多年青和高學歷人士參與環保、保育、城市規劃等新社會運動。以反高鐵為例，參與這場運動的年青人約數千至一萬名；他們爭取社會公義，反對官商勾結，鼓吹透明的決策過程，提倡保護環境等等，這些社會運動預示著，只要社會的結構性矛盾繼續存在，實有利民主動員、壯大民主運動、減退「圍城偏安」的心態。中大及浸大的調查亦先後發現，有26％和15％的市民同意╱非常同意「用激烈手法要求政府回應訴求」，持此意見的人士不限於「八十後」，乃是跨年齡，進一步暗示民主運動壯大與及「圍城偏安」心態減退的可能性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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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乎此，便不難理解為何中央會在變相公投舉行後不久，決定接納民主黨提出的三個條件之一，以免在寸步不讓下，把更多選民推向公民黨、社民連陣營。雖然在七個月的民主運動中，中央只作出了一個小讓步, 但事件欲印證了全球民主化的經驗: 推動民主化，強大和高凝聚力的公民聯盟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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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city2010

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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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9-26 10:46 PM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0-9-26 10:52 PM 編輯 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u7 A1 r1 p2 m6 t

C. 香港民主運動的分岐：談判抑或群眾動員?) L0 p$ }! u6 `) Z
香港民主運動走了二十多年，直至最近出現了策略上的重大分岐：一邊廂公民黨和社民連發動五區公投，強調群眾動員；那邊廂民主黨及終極普選聯盟 (終普聯)卻強調與中央談判。到底哪種策略較為可取？國際經驗可以借鏡。tvb now,tvbnow,bttvb! O3 Q" @. k) }' B$ p

談判需依仗龐大的群眾動員力量支持，才能達致民主1 D$ \4 m; G3 h: V% n3 g+ L
在當今民主國家中，有些確實曾經歷過談判、其後才達致民主轉型，當中包括巴西、波蘭以及南非等國。但研究發現，這些國家的民主運動大都具備了與專制領導政府相若或更大的權力 (包括群眾動員力量與及反對派在國會議席中佔較高比例)，才能取得巨大的民主突破。5.39.217.76% O- O) o. s  U9 N  i8 [! I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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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和普選聯經常引用南非為例子，謂它藉著談判，不費一兵一卒便成功迫使白人政府推行民主。事實上，在南非談判達致民主前，它已具備龐大的勞工和種族運動力量，此等力量代表著廣泛被排斥、受打壓的群體爭取民主的呼聲。南非人民經過多年奮鬥，成功迫使一些資本家容許民主，因為他們不想看到國家政治不穩。這些資本家幫助了南非政府內的改革派得勢，繼而與擁有強大動員力甚或武器的民主運動代表談判，最終成功建立民選政府，驗證了要達致民主化的突破，談判需要龐大群眾動員力的支持。7 p0 V( s9 p$ ]

又例如波蘭的民主運動，是由強大的團結工會運動與及甚具影響力的天主教會支持，依藉龐大的動員力跟波共政府談判；其後在前蘇聯政府默許不會以武力鎮壓波蘭民運，團結工會更不用再與波共談判，憑藉動員力量便成功迫使波共政府首肯民主改革。事實上, 在眾多東歐國家的民主化歷程中，談判並非扮演關鍵的角色，甚至是可有可無。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McFaul、現任美國總統的顧問，在研究28個東歐國家後，發現了當某個國家的民主運動比專制領袖擁有更大的權力，該國最終民主的程度和穩定性都較高 (例如捷克共和國、匈牙利、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波蘭、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相反當某國的專制政府比民主運動擁有更大的權力，該國便容易偏向獨裁 (例如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

上述國際經驗可見，「以談判達致民主轉型」不適用於很多地方；要達致高度真民主、真普選，強大的民主運動是更為重要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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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及終極普選聯盟忽略了群眾動員* p! p) x3 S" z+ k4 B- D
雖然國際經驗顯示強大的民主運動是達致高度民主、真普選的最重要元素，但民主黨和終普聯自去年底以來便把焦點放在與中央談判上，甚至誇大了談判的實際成效: 民主黨有代表形容改良方案的通過是打破了政制的僵局, 終普聯則有代表形容方案的通過是踏出了民主的一個「中步」。然而，中央由始至終還沒有答應不遲於2020年全面取消功能組別，也沒有承諾2017年的特首選舉不會篩選候選人，就普選的被選權和被提名權更是隻字不提。形容改良方案是踏出了民主的一個中步或打破了政制僵局, 不單不乎事實, 亦不必要地削弱了動員市民支持真普選的能力。

只重談判、忽略群眾動員對民主運動和民主黨是有代價的，代價何在？5.39.217.76# q0 z; V/ }! {3 C8 `, K&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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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重談判、忽略群眾動員的代價：tvb now,tvbnow,bttvb& f9 E& I; [, a$ O  K8 A
從09年的11月至今年的6月政制諮詢和變相公投爭議期間，民主黨高層似未有大規模、認真、有組織的動員黨員與及友好團體，向市民宣傳民主的價值與及功能組別的禍害；民主黨的區議員亦缺乏動力在上述期間舉辦活動，鼓勵市民支持民主。曾有民主黨內資深成員指出，黨內區議員普遍較專注地區工作爭取選票，長期忽略了對市民的民主教育，與及動員他們參與民主運動。凡此種種，都減少了市民對真普選的支持，實質減少了與中央的談判籌碼, 令本港的民主化進程缺乏大突破。5.39.217.76/ H* b6 S) j/ j9 g# D- J

在泛民政黨中，民主黨是擁有最多區議員和地區網絡的一員，長期忽略對市民的民主教育，與及動員他們參與民主運動，不單無助壯大民主力量，長此下去，亦會增加部份支持者的政治無力感，減少他們對民主的熱誠。倘若貧富懸殊、政府政策向商界嚴重傾斜等結構性矛盾未能舒緩，實質民主化的大突破又遙遙無期，泛民的核心支持者 (包括年輕人、教育程度較高人士、較相信走群眾動員路線者、以及社會不公義的受害人) 便會有較大機把選票投給其他泛民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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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最近就有關立會議員的支持度得分民調，三甲都是泛民議員，排首、次名的是公民黨的梁家傑和余若薇, 並不因該黨走抗爭式的群眾動員路線所影響。而中大7月下旬所做的調查，發現民主黨和公民黨支持度均明顯增加，雖然民主黨較今年6月上升3.8個百分點至15.8%，繼續高踞首位，但公民黨的增幅由6%上升至9.5%,淨增幅是58%，比民主黨更要高, 顯示理性抗爭的群眾動員路線大有市場。

綜合本港和國際經驗，要爭取中央作最大的讓步,民主派未來應把民眾動員視作重中之重; 即使談判，也要在具較龐大群眾動員力的背景下進行，才有較大機會取得民主突破。在變相公投前，民主黨個別領袖強調不會投票，又或說公投的一億五千萬開支是浪費公幣，對民主運動是幫倒忙。泛民需要繼續通力合作，才有較大機會落實真民主。民主黨可向公眾展示無私精神，把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新增立法會議席的提名門鑑降至5名或以下，既可協助擁有較少區議員的民主派政黨有機會獨立提名，及讓公眾有更多候選人選擇，同時亦有助重新團結民主力量, 向共同目標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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