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廣州越秀法院對9件危險駕駛案進行了公開宣判，其中池某因酒後駕車送生病女兒去醫院就診，且有病歷佐證，被判犯危險駕駛罪，免予刑事處罰，頗受關注。
' ]+ r) t) y2 u" O, q& w2 A$ g5.39.217.76 “醉駕送女就診”，就可獲免刑，這是否公平，值得商榷。雖然從情理上說，法院這種判處很人性化、很溫情，池某的醉駕行為也沒有造成人員、財產傷害，因而對其網開一面。但就池某的醉駕行為本身而言，能否免刑尚存在著爭論的余地。首先，池某明知自己醉酒，還駕車外出，相信其本人應該充分預料到了醉駕的結果。換句話說，他願意用“刑事處罰”來換取“送女兒去醫院”。對這種主觀上的明知故犯免予刑罰，有悖法律本義；其次，即便從人情倫理角度來說，也應考慮到其女兒的病重程度。倘只是一般的感冒類小病，則完全不用冒著醉駕的風險，那麼其醉駕行為理當受到嚴懲。而倘若其病情相當嚴重，必須立即就診，不容耽誤，那麼在量刑時從輕處罰則情有可原。然而，在此案例中，並沒有就此特別說明，因而，量刑的理由顯得並不充分；再次，因為送女就診，醉駕就可以免刑，對其他醉駕入刑者、對行人而言，有失公平。同樣是醉駕行為，同樣對行人存在著潛在的風險，不宜因為醉駕者的行為初衷不同而區別對待。( V% K9 d. P) U$ t3 W' v! A% j
醉駕入刑之所以威力大，就在于其法規條文簡潔明了，一視同仁，沒有留下尾巴，堵死了被權力扭曲的通道。如今，醉駕免刑的口子一旦被打開，其作為“判例”所帶來的示范性影響不可小視。考慮到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醉駕免刑還應慎重。 （子在淵） |
發表於 2011-11-17 02:29 P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