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 当文化遇上官僚

作者／庄华兴专栏 Mar 13, 2010 12:05:12 pm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q. }0 Z0 Y9 f8 t+ z
【我的国家MALAYSIAS/庄华兴】由往迄今，人们已经习惯从马来主权（Ketuanan Melayu）的角度看待国内各种问题，这并非毫无因由。宪法上有明确的条款，如马来人特别地位、统治者作为最高权力中心、马来文为国语、回教为官方宗教等确实巩固了上述话语讯息，尤其自新经济政策实行后，政府大力推行惠及马来人的各种政策，包括大学固打、企业界的股权配额，以及国家行政体系的马来化等等，都一再让这种认知导向结构化，难以剔除。5.39.217.76, a2 n/ r9 t2 A1 o3 _# _& ~$ R

然而，“马来主权”的说法最近在马来知识分子当中引发异议与讨论，尤其自308政治海啸，民联提出人民主权（Ketuanan Rakyat）的理念后更为显著。在更早之前，马来学术界也开始对马来主权的讨论表示关注。

2005年，当祝家丰以马来文书写的马来西亚华人政教学术论着《马来政治主权与华社的回应》（马来亚大学出版社）（Ketuanan Politik Melayu: Respons Masyarakat Cina）出版时，以国家语文局和全国作家协会联合总会（GAPENA）为大本营的马来学术与文化界的反应莫不出人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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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氏的论着不仅引起马来学界对华团作为压力集团角色的关注，更重要的是祝氏挪用葛兰西的概念（如“政治霸权”一词）与马来知识分子极力粉饰/美化的积极隔离（positive discrimination）理念直接冲撞，因而引发中产马来知识分子的焦虑，继而接二连三主办讨论会，并力邀作者出席“对话”。不久国大马来文明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赛胡辛阿拉达斯教授（已故）和该院总监三苏安里教授先后提出马来领导权（Malay leadership）概念，尔后又有人提出Malay based politics（马来人主政）的说法，目的显然是出于冲淡这一股攻势。

官僚体系的政治化tvb now,tvbnow,bttvb( L$ @! v2 n6 Q0 h

概念的延异与转移，在某种程度上固然指出了客观现实的内在演变，惟难以摆脱欲盖弥彰之嫌，由此损害了平等对话机制的开展，而这也是马来人从殖民主义者继承的“遗产”之一。
平心而论，新观念的提出和诠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它仍然无法摆脱马来人当家作主的固有话语本质。7 |, w/ X! E+ J6 U+ B2 s- |! \1 |. u

而国人更重视的是为何马来人在掌握国家权力机关后，仍然无法摆脱主权迷障？此固然是巫统为求累积政治资源而建构的类意识形态（一如“马来人万岁”、“马来人永不从世间消失”等准民族主义口号），但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庞大官僚阶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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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下半年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公务员人数为122万2947名，占总人口2831万的4.32%。台湾总人口和马来西亚相仿，公务员约占2.65%，台马差距为1.67%。我国如此庞大的吃“公家饭”的人口，最容易造成腐败，而最显著的后果是官僚体系的高度政治化倾向。这里非指官僚直接参与政治活动，而是在政策的执行上，官僚投入太多的个人议程与政治意志。晚近发生的干训局事件以及公然发表侮蔑华印裔言论的事件等只揭示整个官僚体系倾斜的一角，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持相同态度者，但法令政策受这些官僚操纵则殆无疑义。

新经济政策便是一个显例。其两大目标（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并未如实落实，以致埋下了人们对当政者的信任危机。可以这么说说，毫无节制的官僚体系扩张是导致问题迅速结构化的主因。行政效率不彰，贪污与滥权应运而生，一旦官僚势力膨胀，公共力量便很难发挥制衡作用，民主化、多元化等诉求更形艰难。tvb now,tvbnow,bttvb* z& w. K1 @9 D/ u3 f5 g

由此可见，马来主权和多元化在本质上并无法相容。但在朝向多元化的当下世界，它能够维系数十年不衰，莫不与马来西亚的官僚体系有关。官僚群既是马来主权理念的维护者，也是马来主权庇护的对象/既得利益者，换句话说，官僚是主体，也是客体，问题之棘手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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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官僚压过文化旗手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当国家文化概念提出讨论时，它很快便获得接纳，并落实到政策之中。其中，居功厥伟的人物除了普遍被推崇为马来文化斗士（Pejuang Budaya）的当任文化、青年与体育部部长阿都沙末伊德利斯（Abdul Samad Idris），余者恐怕是那个年代的文化界人士与文化部官僚。5.39.217.76# F5 Q' `1 Q- r. S- @% J8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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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国家文化基础》（Asas Kebudayaan Kebangsaan）一书，不难发现一些部门官员的名字，他们的所作所为深刻影响并冲击马来西亚文化空间，穆罕默德·阿凡提·哈山（Mohd Affandi Hassan）是为其一。国家文化大会在1971年召开时，此君任文化部研究员。在马来文化界与文学界，他曾引发多项议题的讨论，若干年前他提出“新书写理论”（Teori Persuratan Baru），强调在创作上提升智性，减少叙事性。

因其效应，沙末·赛伊德（Samad Said）的著名长篇《莎丽娜》（Salina）、沙侬·阿末（Shahnon Ahmad）的《电视》（Tivi）、阿兹兹·哈兹·阿都拉（Azizi Haji Abdullah）的《浮萍》（Kawin-Kawin）、法蒂玛·布素的（Fatimah Busu）《问候玛丽娅》（Salam Maria）一时之间备受批判与讨伐，原因是贩卖性爱与妓女故事，思想内容单薄，尤其欠缺回教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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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熟悉马来文学的读者都知晓，四位作者都是国内乃至区域马来文学旗手，有者甚至在国际文坛享有一定名气。而沙侬在烈火莫熄运动后曾是回教党国会议员，参政前任理科大学回教中心总监。然而，这位退休官僚的号召却获得某些大学教授力挺，由此可见，马来文化本质主义派已经抬头。我们从那个年代走过来，其实并未意识到原来我们的文化生活深受这些人主导。3 A+ R1 ~$ F8 C* Z* D

监督失责与主体思维缺席5.39.217.76& ^, i* D3 o% _: ~9 H0 @ u, r

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官僚介入乃至主导决策严重影响族群之间的自由交往，这些官僚或出于个人私利而贪污滥权，或出于狭隘宗族主义而以个人意志加诸于多元族群社会。当部属惹祸后，有关部长往往出面为其开脱，而所谓代表华社的其他内阁成员也只能揣摩主子颜色行事，这更助长了官僚气焰。, I2 k% ^0 L6 g' j3 Z7 i,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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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华裔阁员往往避重就轻，往非政策性、非原则性的骨节上去争取。在朝的华人政治参与越来越无关宏旨似乎已成常态，难以扭转。以新闻、通讯及文化部为例，华人文化（或其他民族文化）在官方场合中仅仅体现为表演和声色视觉活动，高层次的思想交流、研究与研讨始终阙如。: j! ^8 f9 u- [' f

是部长短视无知？力不从心？内部行政条例限制？抑或“此非关紧要事务”？我们看到尊贵的部长常常出现为盆栽雅石展主持开幕，或呼吁各社团积极推动“舞虎”活动，使其纳为国家文化。反观马来部长，出席由部门主办/协办的研讨会、座谈等活动并非新鲜事。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活动由谁策划？何以独缺其他民族文化的规划？马华文化除了表演性，就没有其他内涵了吗？这就是华社面对的问题，独立迄今五十余载，我们还无法建立起文化主体意识，尤其中国崛起后华社对马华和中华内涵似乎愈见趋同，华社领袖对两岸关系的鲜明政治表态更让人莫名其妙。公仔箱論壇6 [+ A! C! H$ p1 |9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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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多元文化构想何在

民间华社固然因各种局限而涣散自流，但有能力调动资源的国家机关不能不对华人文化的“主体意识缺席”有所洞察，进而寻求对策？这无关党政路线或断奶问题，而是集体意识如何融合新元素、如何更新以因应国内外变迁的族群文化规划，即便有一天民联或其他新政上台仍无法不面对这个问题。在面对国家文化时，文化内涵即决定了回应的方式，却也迅速被导向政治的途径上去，真正需要耕耘的文化内涵反而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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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四十年的大力推行，足以证明单元、隔离（segmented）、排他性（exclusive）的国家文化政策对社会整合与国家转型是消极的因素。有识人士（如前社会主义人民党主席卡辛·阿末）很早以前已提出检讨的必要。至于信誓旦旦提出执政纲领的民联也不见得对族群文化提出了哪些具体的构想，尤其对各民族文化在国家文化范畴内的定位仍未有具体承诺。这样的政体如何能让人相信不因袭前朝败政呢？tvb now,tvbnow,bttvb- y/ S8 b/ @3 K3 v0 Y
（10-2-2010）

庄华兴是博特拉大学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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