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美關係之謎 沈旭暉/ W% E3 D8 E B2 B8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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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r& M: W9 O Q& ?3 U（一）由維基解密談起
' }" P/ \9 O1 }8 J3 E( f: R2 `tvb now,tvbnow,bttvb根據《維基解密》﹐美國領事館在香港十分活躍﹐不少香港政情都是其內部通訊內容﹐香港各界人士也是領事館的定期訪談對象﹐對此一些中聯辦駐港官員作出罕有回應﹐批評美國不應介入香港內政。究竟美國歷來對香港的政策經過什麼調整﹐香港對美國而言又有什麼戰略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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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X+ }/ N" E2 e& C. \$ I正如筆者曾於學術期刊《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發表的英語論文所言﹐一直以來﹐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普遍低估、甚至忽視過去美國在香港事務上的參與。這個現象，在冷戰初期尤其顯著，其時香港只被看成「中英關係的附屬物」，一般人以為美國對香港的興趣相對微弱﹐但其實香港對美國是具有高度戰略價值的﹐屬於一個超級大國和一個非國家個體之間的不對稱關係。學者丁偉、丘宏達、鄭永年等人的研究分別指出，雖然香港主權已回歸中國，但主權交替對港美關係的影響並不明確﹐港美關係還是頗為含糊。# J: t* V$ ]* y1 v7 ~0 M5 s,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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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香港經濟、政治及安全的關注，可追溯到十九世紀。當時美國駐港代表主要負責聯同中國打擊鴉片貿易﹐以及商議美國在東亞設立港口基地。但正如中國學者金衛星所言：「從美國的利益角度出發，香港的重要性，自十九世紀起逐漸減弱，一直至二十世紀。」到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才再一次重視香港的戰略價值﹐並判斷香港的軍事價值﹐將被其外交價值取代。自此香港成了西方防止共產主義向南發展的堡壘、美國通往共產中國的踏腳處﹐而金衛星、王為民等中國學者甚至認為，在某些方面，香港成了一個推翻共產中國的重要基地。為了維持美國在香港的影響力，美國於一九四九年在其駐港領事館成立一個資訊服務部門﹐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宣傳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念﹐其相關行動定義廣泛﹐一直成了北京的眼中釘。近日北京駐港官員指美國駐港領事館的人員數目多得異乎尋常﹐就可追溯至上述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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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起，香港對美國來說，更有了經濟的重要性﹐其時港美之間的經濟互動大幅增長，美國在香港的投資相當顯著。另一方面，香港除了是美國戰略性探索共產中國背景的資訊中心，也成了越戰期間美國海軍艦隻的後勤基地及休憩娛樂的中心。這時候﹐美國與香港的關係更難切割﹐而接待美軍的經驗﹐成了不少上一代港人的集體回憶。到了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由於雙方表面上均不願引入第三國家參與，因此在談判過程中，美國一直保持低調。但是美國的低調，並不代表它對中英談判的影響和結論漠不關心。相反地，美國給予《中英聯合聲明》正面回應之余，多次重申美國在香港的未來持有重大的利害關係﹐而不少美方人員都暗示一天民主化和人權等問題尚未解決，香港仍然會引起國際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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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8 t- M; w: V) D/ O5 k$ F/ i5.39.217.76六四事件後﹐在上述背景下﹐美國國會通過了《美國─香港政策法》。它不是一份條約，而是被美國國會議員當作為香港經濟及政制發展的常年報告。然而，《政策法》仍然為港美之間的互動﹐奠定了非常具體並受法律約束的基礎，自此美國在香港回歸後十年﹐有了公開評價香港狀況的官方平臺。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z( Q$ u4 k5 Z-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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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香港政策法》
& ^' u; z) N D- ~4 qtvb now,tvbnow,bttvb若要從理論框架了解《美國-香港政策法》，有幾點是必須注意的。首先，《政策法》重申維持香港擁有《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的民權的重要性。從第一份《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起，一直到最後一份公佈的報告，香港民主發展和人權的進度一直被美國監察著：「美國對世界各地的人權保護和民主機構的推廣相當重視。美國有責任在香港宣傳民主價值觀念、確保港人治港和支持邁向普選的穩定發展。香港人有著許多與美國民眾相同的價值觀念和關注，也建造了一個基於法治及尊重公民自由的香港社會。」美國前駐香港總領事郭明瀚重申了美國國務院的立場，他表示：「人民要求的，是一個考慮到人民利益、負責任和高透明度的法治政府。因此，更大規模的民主能夠促進穩定」。郭明瀚的立場，與曾接受筆者訪問、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公共事務部主任理查德．史德斯的論點大同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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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有關人權及民主發展的部份，最能充分表現出美國政府對自由主義的堅持﹐以及突出中國內地與香港在政治體制、規範及價值觀念上的分歧。這些分歧﹐讓美國反而比中國接近香港的核心價值。美國手持了這張「皇牌」，就得到了切入內地同一議題的話語權﹐通過希望中國允許香港保留上述特色，來促進中國同方向的改變。對此﹐華府覺得是順理成章﹐但北京自然是難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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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策法》包含了自由現實主義戰略的另一個基本特徵，就是對經濟開放自由和資訊自由的重視﹐並以此來說服北京維繫美國的特殊角色。港美雙邊貿易並沒有隨著回歸而減少﹐反而由一九九四年的二百一十億美元﹐增長至一九九七年的二百四十億美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報告，美國在香港回歸後﹐依然是香港的第三大貿易夥伴。這些數字能否證明港美經濟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還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議題，畢竟美國經濟不大可能依賴港美之間的貿易﹔可是，從香港的角度看，美國在香港的投資卻實在重要﹐因此《政策法》若能對香港營商環境加以美言﹐這是香港乃至北京都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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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層面﹐美國對香港倒是高度肯定的﹐例其中一份《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指出：香港仍然是世界上最開放的經濟體系之一，而美國公司繼續對香港商業環境感到樂觀。這包括香港自治和公正的法律制度、資訊的自由流動、低稅收及發達的基礎設施。香港美國商會於二零零四年年終進行調查，其中百分之九十七的受訪會員表示，預測未來三年、每一年的商業環境，將會達到「優」或「滿意」的水平。美國及其他外國公司依然認為，作為中國及亞洲地區指揮地標的香港相當有吸引力。香港經濟對美國的貢獻﹐也得到前美國財長勞倫斯．桑默斯的直接肯定。但這份肯定﹐最後還是回到政治議題去的﹐因為美方認為經濟自由與其他範疇的自由﹐都是民主的基礎：「經濟自由與其他方面的自由之間，沒有存在任何防火牆﹔資訊自由流動，對自由社會、自由市場、強壯的金融體系是不可缺的。資訊自由流動對於香港、中國的繁榮﹐都是十分重要的。」 |
發表於 2011-10-20 08:5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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