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破土: 齊澤克論難民危機

破土: 齊澤克論難民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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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斯拉沃熱．齊澤克　譯／洪姆】9 K7 P% K- f/ q$ i0 c6 x

破土編者按：難民是我們為全球化的經濟付出的代價，在這種經濟中，商品——而不是人——被允許自由地流通。多孔的邊界、被外觀人淹沒的觀念，是內在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歐洲的移民（現象）並非獨一無二。在南非，一百多萬來自鄰國的難民，在今年四月因為偷走了當地窮人的工作而遭到了他們的襲擊。tvb now,tvbnow,bttvb4 D+ B% u9 ]2 @! s! _) j

來自非洲和中東的難民向西歐的流動已經引起了一系列的反應，這些反應，與我們在得知我們得了絕症時的反應——根據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在她的經典之作《論死亡與垂死》中描述的圖式——驚人地相似。首先是否認：「它不那麼嚴重，讓我們忽視它吧」（就難民問題而言，如今我們不大聽人們這麼說了）。接著是憤怒——這怎麼會落到我頭上呢？——在否認不再合理的時候，憤怒就爆發了：「難民是對我們生活方式的威脅；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就藏在他們中間；必須阻止他們！」然後是討價還價：「好吧，讓我們來決定限額吧；讓他們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建難民營吧。」然後是沮喪：「我們輸了，歐洲正變成歐羅巴斯坦！」我們還沒有看到的，是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的第五階段，接受，在這裡，接受將涉及起草一個全歐計畫，來處理難民。

該做什麼？輿論分化尖銳。左翼自由主義者表達了他們對歐洲任由成千上萬名難民淹死在地中海的憤怒：他們說，歐洲應該表現出團結友愛的精神並敞開它的大門。反移民的民粹主義者說，我們需要保護我們的生活方式：外國人應該自己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這兩種解決方案聽起來都很糟糕，但哪個更糟糕呢？套用史達林的話來說，它們都更糟。最虛偽的是那些呼籲開放邊界的人。他們清楚的知道這種事情是永遠不會發生的：開放邊界會立刻在歐洲觸發一場民粹主義的起義。他們玩著高於這個腐敗的世界的美麗心靈，同時又在這個世界中活得好好的。反移民的民粹主義者也清楚地知道，放手不管的話，非洲和中東的人民是不會成功地解決他們的自己的問題，或改變他們的社會的。為什麼不會呢？因為在西歐的我們在阻止他們那麼做。使利比亞陷入混亂的恰恰是歐洲對它的干涉。為伊斯蘭國的崛起創造條件的，恰恰是美國對伊拉克的襲擊。在中非共和國正在進行的，基督教的南方與穆斯林的北方之間的內戰，也不僅僅是種族仇恨的爆發，它是由北方石油的發現觸發的：法國和中國正在通過他們的代理人爭奪對資源的控制。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助長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軍閥氣焰」的，恰恰是全球對礦產——包括鈳鉭鐵、鈷、鑽石和銅——的饑渴。

如果我們真想阻止難民流動的話，那麼，承認這點，即大多數難民來自「失敗國家」——在那裡公共權威或多或少是無效的——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索馬裡、剛果民主共和國等等，是至關重要的。這種國家權力的瓦解不是一種地方性的現象，而是國際政治和全球經濟體系的一個結果，在一些情況下——像在利比亞和伊拉克——它還是西方干涉帶來的直接後果。（我們也應該指出，中東的「失敗國家」註定是要失敗的，因為英法在一戰期間胡畫的那些邊界。）

我們也不得不注意到，中東最富有的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聯酋、卡達）對難民的開放程度要遠遜於那些不那麼富有的國家（土耳其、埃及、伊朗等等）。沙烏地阿拉伯甚至把「穆斯林」難民送回了索馬裡。這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是一個不能寬容外來的闖入者的原教旨主義的神權國家麼？是的，但沙烏地阿拉伯對石油收入的依賴也使它在經濟上完全成為了西方的夥伴。是應該有嚴肅的國際壓力來逼迫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和卡達和阿聯酋）接受大批難民的，特別是因為，通過支持反阿薩德的叛亂，沙特一定程度上也確實應該對敘利亞當前的形勢負責。, X+ T. |5 C: w% |

新形式的奴隸制是這些富裕國家的特徵：阿拉伯半島上成百萬上千萬的移民工人被剝奪了最基本的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在亞洲，成百萬上千萬名工人生活在像集中營那樣組織起來的血汗工廠中。但還有一些更接近（我們的）家的例子。2013年12月1日佛羅倫斯附近的普拉托的一家中資服裝工廠著火，燒死了七名被困在一個用硬紙板搭建的臨時宿舍裡的工人。「沒有人能說他們對此感到驚奇」，當地工會的一名成員，羅伯托·皮斯托尼納評論說，「因為多年來，每個人都知道，在佛羅倫斯和普拉托之間的那個區域，成百上千名——如果還不是成千上萬名的話——人正在近乎於奴隸的狀態下生活和工作。」普拉托還有四千多家中資企業，而且，據信，成千上萬名中國移民非法地生活在那個城市，為一個車間和批發商的網路而每天工作十六小時之久。tvb now,tvbnow,bttvb/ i3 Y" B+ H  C2 m  H: M7 d% C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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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奴隸制不限於上海、或迪拜、或卡達的郊區。它就在我們中間；我們只是看不見，或者說假裝看不見它罷了。血汗勞動是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構必需品。許多進入歐洲的難民都會變成歐洲日益增加的不穩定勞動力的一部分，在許多情況下這是以犧牲當地工人的利益為代價的，而後者則通過加入最近反移民的民粹主義大潮，來對此威脅做出反應。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m- D( _/ P8 [! ]6 q' Q
逃離被戰爭蹂躪的故國的難民們有一個夢想。抵達義大利南部的難民不想呆在那裡：他們中的許多人試圖前往斯堪迪納維亞。在加萊的成千上萬名移民也對法國不滿意：他們做好了冒生命的危險進入英國的準備。在巴爾幹，數萬名難民絕望地想進入德國。難民們明確地肯定他們的夢想是要有無條件的權利，並要求歐洲當局不僅給他們提供適當的食物和醫療服務，還要把他們送到他們選擇的目的地。在這個要求中有某種神秘地烏托邦的東西在：這情況就好像，實現他們的夢想，是歐洲的義務似的——而這些夢想，順便說一句，又是大多數歐洲人所不可企及的（當然許多南歐和東歐人也偏愛在挪威生活咯？）。確切來說，恰恰是在人們發現自己處於貧困、窘迫和危險的境地的時候——這時，我們會預期他們會安於最低限度的安全與幸福——他們的烏托邦主義變得最不妥協。但難民們面臨的那個嚴酷的真理是，「不存在挪威」，甚至在挪威也不存在。

（難民的）東道主們談論保護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必然就是種族主義或原始的法西斯主義：我們必須拋棄這個概念。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歐洲的反移民情緒——這一情緒最近的表現是在挪威，在那裡，根據最近的民調，反移民的瑞典民主黨已經超過社會民主黨成為該國最流行的政黨了——就會一路挺進了。在這個問題上，標準的左翼-自由主義路線是一種傲慢的道德主義：在我們給「保護我們的生活方式」這個理念以任何可信性的那個時刻，我們也就妥協了我們的立場，因為我們只是在提出反移民的民粹主義者公然擁護的那種東西的一個更溫和的版本罷了。而最近幾年來中間政黨採用的，也確實是這種小心謹慎的進路。他們拒斥反移民的民粹主義者的公開的種族主義，但與此同時又聲稱他們「理解老百姓的擔心」，並因此而貫徹一種更「合理」的反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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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拒斥左翼-自由主義的態度。對現狀進行道德說教的抱怨——「哎呀歐洲對他人的苦難冷漠」等等——只是反移民的殘忍的對立面罷了。他們共用一個預設，那個預設絕不是不證自明的，那就是，保護一個人自己的生活方式，與倫理的普世主義是不相容的。我們應該避免陷入這種自由主義的自我拷問。「我們擔得起多大程度的寬容？」我們應該寬容不讓他們的孩子去上公立學校；逼迫他們的女人以特定方式著裝和行為；包辦他們的子女的婚姻；歧視同性戀的移民麼？我們永遠不可能足夠寬容，或者說我們永遠已經是太過寬容了。打破這個僵局的唯一方式，是超越單純的寬容：我們不僅應該給他者以我們的尊重，而且還要給他們和他們一起加入一場共同的鬥爭的前景，因為今天，我們（歐洲人）的問題，也是我們（歐洲人和難民）共用的問題。

難民是我們為全球化的經濟付出的代價，在這種經濟中，商品——而不是人——被允許自由地流通。多孔的邊界、被外觀人淹沒的觀念，是內在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歐洲的移民（現象）並非獨一無二。在南非，一百多萬來自鄰國的難民，在今年四月因為偷走了當地窮人的工作而遭到了他們的襲擊。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它們的起因不僅包括軍事衝突，也包括經濟危機、自然災害、氣候變化等等。在福島核災難發生後，有一個時刻，日本當局準備撤出整個東京區的人口——超過兩千萬人。如果這件事情確實發生的話，那麼，他們會去哪？他們會分到一片土地繼續在日本發展呢，還是說他們會被遣散到世界各地。如果氣候變化使西伯利亞北部變得更適於居住和農耕，同時使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大部分地區變得太過於乾燥以至於無法支持大量人口的時候，又會發生什麼？人們會怎樣組織人口的分配？在過去，當此類事件發生的時候，社會改革是狂野而充滿自發性的，伴隨著暴力和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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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應該做好以一種更加「可塑的」和遊牧的方式來生活的準備。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我們將不得不從根本上重新界定民族國家的主權，和設想全球的合作和決策的新方法。首先，在當前的時刻，歐洲必須重申其為難民提供有尊嚴的待遇的承諾。這方面不應該妥協：大規模的遷徙時就是我們的未來，而這一承諾的唯一一個替代選項，是重生的野蠻主義（即一些人所謂的「文明的衝突」）。0 F; f1 @" W. u* h)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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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作為這一承諾的一個必然後果，歐洲應該推行清晰的法則和規則。應該通過一個涵蓋歐盟所有成員國的行政網路來加強對難民流的控制（以防止像匈牙利或斯洛維尼亞當局所採取的那種地方性的野蠻主義）。難民的安全應該得到保障，但也應該清楚地告訴他們，他們必須接受歐洲當局分配給他們的目的地；我們不會寬容宗教、性或種族的暴力；他們和我們也都無權強行推行自己的宗教或生活方式；我們都要尊重每個個體放棄他或她所在群體的習慣的權利等等。如果一個女人選擇遮住她的臉的話，那麼，她的選擇必須得到尊重；如果她選擇不蒙面的話，那麼，她不戴頭巾的自由也應該得到保障。這樣的法則是有利於西歐的生活方式的，但這也是難民為享受歐洲的好客而必須付出的代價。這些法則應該得到清晰的陳述和有力的執行，在必要時還可以採取壓制性的措施——既針對外國的原教旨主義者也針對本土的種族主義者。
第三，我們還必須發明一種新的國際軍事與經濟干涉——一種避免新近過去的新殖民陷阱的干涉。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的案例表明，錯誤的干涉（在伊拉克和利比亞）和不干涉（在敘利亞，在那裡，在不干涉的表像之下，諸如俄國和沙烏地阿拉伯此類的外部國家還是深刻介入了當地的局勢）都將以同樣的僵局而告終。5 F$ p6 D3 A  v  W6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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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最終要也是最困難的，我們還需要根本的經濟變革，這一變革將廢除創造難民的種種條件。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非歐洲的難民遲早會和來自希臘和歐盟內的其他國家的移民聯合起來。在我年輕的時候，這樣一種有組織的，調整（現狀）的嘗試被叫做共產主義。也許，我們應該重新發明它（共產主義）。也許，長期來看，這才是唯一的出路。/ {0 s4 b, G+ ^( ], d+ `2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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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由洪姆譯自Slavoj Zizek, 「The Non-Existence of Norway Slavoj Zizek on the refugee crisis」, 見http://www.lrb.co.uk/v37/n18/sla ... existence-of-norway，將正式刊載於《倫敦書評》(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7 No. 18, 24 September, 2015。本文經譯者授權破土網站首發，譯文僅供學習交流，轉載請標明譯文出處。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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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cit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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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5-9-14 07:36 PM | 只看該作者

力哲: 偽常識的騙局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R+ P* N) A4 m3 [6 Q" z1 a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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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歲幼童在伏屍沙灘的相片觸動歐盟各國的神經，掀起是否增加收容難民的熱議。但隨著這股難民風暴直擊歐洲，橫流令討論鬧得沸沸揚揚，燒壞了不少頭腦。
陶傑在報章刊登了多篇有關難民問題的評論。可惜內容有不少地方和現狀相去甚遠，或與議題本身毫無關係，邏輯更似是而非。本文旨在撇開枝節，溯本求源，釐清問題。

問題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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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問題從不囿於伊斯蘭國這單一因素是不爭的事實。根據歐洲聯盟統計局 Eurostate 的資料，由2004年至爆發敘利亞內戰的2011年，申請歐盟政治庇護的難民徘徊在20-30萬人。嗣後，湧入歐洲的難民急增。2013年到達40萬人，2014更增至60萬人（註1）。自不用說，頭腦稍不清晰都會認為伊斯蘭國是造成30多萬難民增加的元凶，解決難民問題「最有效的辦法，是美國歐洲派兵去伊拉克剿匪」。但這觀點並不全面，經不起理性洗禮。/ p1 c& k! P! I7 e$ q8 H

2010年「阿拉伯之春」引發不少國家進入內戰，利比亞獨裁者卡達菲2011年8月被殺，其政府倒台，政治動盪開放了非洲到歐洲的難民通道。在此之前，利比亞一直是防止難民湧入歐洲的一道強力防火牆。利比亞沒有參與簽署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法律上可以任意驅逐試圖穿越利比亞國境的難民。歐洲和利比亞長期在難民問題上合作是公開的秘密。2005年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就曾支付利比亞20億歐羅來控制由北非進入歐洲的難民（註2）。2010年更簽訂合作協定（Migration Cooperation agenda），支持卡達菲政府阻止和遺返難民（註3）。由是，卡達菲政府長期在臨時集中營利用強姦，折磨等手段逼使難民「自願」返國。利比亞防火牆倒塌，加上其後的內戰，都誘使難民湧向歐洲。再者，埃塞俄比亞和蘇丹多年來接收厄立特里亞（Eritrea）等國的難民，難民營環境日漸惡劣。近年不少難民逃離難民營進入歐洲，都是難民數字攀升的原因之一。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的數字，厄立特里亞難民就在2014年暴增了3倍（註4）。從絕對數字（absolute number）上分析，2014年12.2萬的敘利亞難民只佔62.6萬難民的20%。阿富汗，科索沃，厄立特里亞和塞爾維亞的難民數字加起來是14.7萬人，比敘利亞和伊拉克的難民總數14.3萬人更高（註5）。可見難民問題之紛擾所在殊不簡單，胡亂歸咎於某一文化或地域因素來思考解決辦法幾乎是緣木求魚。tvb now,tvbnow,bttvb9 r; R) P9 I% w& o: Z

上述資料所論證的，並非否定伊斯蘭國的責任，而是希望讀者明白難民問題的複雜性和多元性。難民問題和「向恐怖勢力發動戰爭」是兩回事。錯誤理解兩者關係就會產生「左膠和平論」的結論。無人希圖「傾下計」，唱唱歌就能夠殲滅伊斯蘭國。向恐怖勢力發動戰爭是必然的，不容多辯。實際上，至今已經有42個國家參與打擊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空襲，為中東國家軍隊提供訓練，情報支援等通通是「現在進行式」。根據英國監察團體 Airwars 的統計，15000個伊斯蘭國成員死於空襲之下（註6）。沒有人為他們的死傷淌下一顆淚珠。「戰爭不能解決問題」是指難民問題，不是伊斯蘭國問題。胡亂搬弄議題，把它說成「有人打你這邊的臉，連那邊的臉也由他打」只會淪為無知的笑話。說到底，在開始有效打擊伊斯蘭國情況下，「最有效的辦法，是美國歐洲派兵去伊拉克剿匪」這個命題是否成立是值得質疑的。然而，這個命題的討論，並不主宰難民問題的解決方向，更不涉及收容難民的道德論証。

童屍的故事4 m6 r  Q2 S! i

幸好的是，有人似乎意識到自己的邏輯謬誤，不再歇斯底里地宣揚他的「戰爭解決難民問題論」，改為向難民的身分和伊斯蘭文化歷史入手。可惜，錯誤的常識又再一次把邏輯搞得支離破碎。

難民危機的熱議源自三歲幼童 Alan（註7），本來了解一下他的背景是無可厚非。有人告訴我們「西方新聞界不告訴你的真相：這一家四口，本來已經在同文化宗教習俗的土耳其獲得收容，住了三年」，進而帶出「他良心發現，只怪愚昧的自己：三十歲的成人，沒有常識，缺乏判斷，害死了全家」的結論。文中更不忘提醒我們三歲幼童的父親「在伊斯坦堡有全職工作」，走到歐洲只是「尋求更富裕的生活」。在強烈反對增加難民配額的西方媒體「每日電訊報」（註8）找到這個西方新聞界不報導的真相，當然有人歡喜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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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綜合十多份不同報章的資料，這一家四口並未長居伊斯坦堡。Alan 一家在2011年尾為逃避大馬士革的戰火搬到北敘利亞的科巴尼（Kobane）。兩三年前父親 Abdullah Kurdi 獨自到土耳其工作。但事與願違，2014年在科巴尼爆發庫爾德人與伊斯蘭國的激戰，Alan 一家人的居所被炸，父親無奈要把家人帶離敘利亞投身土耳其。沒有護照，Alan 一家人無法取得土耳其出國簽証（Exit Visa），無法成功在加拿大申請成為難民。加拿大新民主黨議員 Fin Donnelly 亦證實曾代他們向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部長 Chris Alexander 提交申請（註9）。如斯情況下，這家人唯有入住位於加濟安泰普（Gaziantep）的難民區。但土耳其收容了190萬敘利亞難民，難民營和附近環境惡劣（註10）。由是，不少正生活在土耳其的難民都像 Alan 家庭一樣，無可奈何地選擇逃到歐洲。

當然，我不是記者，亦不認識 Alan 一家人，綜合多方資料不會構成一個絕對真相。但問題的重點是，敘利亞難民的苦況是無容置疑。聯合國（註11）和國際人權組織（註12）等就曾多次呼籲重新安置土耳其和黎巴嫩等地的難民。如果情況真的如有人形容，獲得收容，出走歐洲就是尋求更富裕的生活，那是無視實況的愚昧。聯合國和國際人權組織等組織「搵嘢嚟搞」，全因《難民地位公約》和《都柏林公約》的 legacy 產生難民過分集中的問題。當有人想急不及待地大叫「又來道德高地上的大愛主義嗎？」之時，請停一下想清楚。要知道，難民的被動處境不可小覷，他們的遭遇並非完全是個人責任。這是責任歸屬的問題，並無任何仁愛或道德之論述可言。當你一邊斥責伊斯蘭國是造成難民問題的禍首，另一邊又怪責難民沒有常識，自作自受，那是邏輯上的人格分裂。個人必須對自己負上責任是無容置疑，但所有結果是否是必然的個人責任？有基本智商的人會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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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危機？5.39.217.76& U% j+ w1 j9 ]4 i  K9 q"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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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東衝突是阿拉伯的民族遺傳問題，收容難民，貧窮的歐洲沒有責任，沙地阿拉伯和伊朗這兩大伊斯蘭強權，皆石油出口國，有錢得不得了，負有第一責任。」5.39.217.76% R& M) G& q8 m! y3 l' e
「一千四百年伊斯蘭派系的世仇，加上伊朗和沙地兩霸，加上拉登和伊斯蘭國。這一切，正如毛澤東的「大躍進」餓死了三千萬中國農民，確實是一個文化悠久的民族的內政，與萊茵河畔一個喜歡喝啤酒吃鹹豬手的德國中產家庭無關。」5.39.217.76- t! x" {% D9 P. P& ?+ V: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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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危機呢？因為他們不懂得如何合理自我管治：部落之間的世仇、民族基因決定的自我傾軋、文化宗教語言的局限。」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 I5 s% l& T6 o  p/ m' b. ]

有人認為，以伊斯蘭派系的世仇切入難民問題，所包含的範圍更廣更深入，似乎是一條安全出路。把它包裝成一個文化內政，不但能夠切斷歐盟國家的責任枷鎖，更能突出其他國家的「不負責行為」。加點「伊斯蘭入侵論」調味，剎那間都令有切膚之痛的香港讀者為隔半個地球的歐洲人亢奮起來。然而，無論從歷史和現實角度出發，用派系衝突解釋難民問題效果都非常有限。細看這種近乎「常識」的論述，將會發現它搖搖欲墜。$ n' F% v# J$ [4 W8 U. e( p
阿富汗的四月革命，79年與蘇聯一戰，90年代內戰，塔利班和反恐戰爭，普遍是政治權力鬥爭的結果。科索沃和塞爾維亞的種族（或經濟）問題，厄立特里亞的獨裁統治，都跟伊斯蘭文化扯不上半點關係。尼日利亞，阿爾巴尼亞，俄羅斯，烏克蘭，索馬里等的難民問題亦然。世界上大多數的難民問題，如非與伊斯蘭無關，就是和伊斯蘭內容或派系衝突拉不上關係。見武裝份子是伊斯蘭，就高舉派系仇殺和宗教是元凶的旗幟納喊，是明顯無視 failed states 的形成和結構。誠然，民族基因及文化宗教語言命運論不乏忠實信者，把殖民地時代和兩戰的後遺症等因素都通通歸咎於合理自我管治似乎方便至極。這種邏輯下，我們不須為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感到內疚，伊斯蘭教派的對立是他們問題，就算搞出個爛攤子都是他們的事；戰時的猶太人和戰後1300萬德國難民亦是種族問題，沒有人有責任理會。然而，責任歸屬和原因是兩回事，不可魚目混珠。

中東和海灣國家8 |0 u+ @0 A5 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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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國際政治許多時並不深奧，用常識就可以判斷。」但很多時候國際政治是很複雜，常識只會令問題過度簡單化，令人忽略客觀環境下的侷限性。再者，如果連事實都搞不清楚，遑論判斷國際政治。中東和海灣國家，包括沙地阿拉伯和伊朗這兩大強權，在難民問題中發揮了什麼角色？就用常識去討論一下吧。, c, k+ L6 D. O; c7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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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數字，伊朗的登記難民（主要來自阿富汗）高達98萬（註13）。早在2005年，伊朗已經是世界第三大的難民收容國。波斯灣戰爭結束的1991年，難民更達400萬（註14）。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指出，在伊朗的難民人口冠絕全球，300萬的難民佔總人口4%（註15）。即使我們把過去十年在歐洲申請難民資格的數字全部加起來（但請緊記不是所有難民申請都會受理），總數都少於歐盟人口的1%（註16）。如果明天把敘利亞400萬的難民全部運往歐洲，都只是人口的0.8％。什麼「伊朗不負責任，為什麼歐洲要管？伊朗不收容」等指控根本毫無道理。

一直以來，海灣國家收容難民的角色相當吃重：區內住有大量來自科威特，黎巴嫩，也門和巴勒斯坦的難民。由於海灣國家沒有簽署《難民地位公約》，所以難民都以勞工或到訪簽證形式進入這些國家，難民身分難以確認。然而，從一些數字我們可以窺視出一些端倪，瞭解海灣國家對難民問題的取向。科威特在敘利亞的人道救援上捐款世界排名第三，僅次於美英（註17）。在接收難民的問題上，科威特決定為12萬敘利亞難民安排延長居住資格（註18）。2013年海灣國家為敘利亞難民問題舉辦多次籌款活動共籌得9億美元，除此之外當然有政府的正式捐助（註19）。沙地阿拉伯和卡塔爾為身處黎巴嫩和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提供物資。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甚至為約旦的一個敘利亞難民提供所有資金援助（註20）。以上的例子不能證明中東和海灣國家做得足夠。畢竟一部分國家有間接參與敘利亞的內戰，多少的彌補也不足夠，而且他們在難民危機的處理上仍有很多不足。但在反駁這些國家在難民問題上完全不負責任的指控上，我相信已經足夠。公仔箱論壇9 Z4 [# b$ o  S5 S1 O, v)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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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常識」一詞始創者的經濟學家 John Kenneth Galbraith 在其著作《富裕社會》中對「常識」有以下一番描述：「常識往往沒法投身於它要解釋的世界，而是反映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因為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是熟悉而使人安心，但世界卻不斷變動，所以常識經常處於被淘汰的危機之中。」（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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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如陶傑所言：「國際政治許多時並不深奧，用常識就可以判斷。」但這句的另一種說法是，「國際政治有時可以很深奧，用常識不可以判斷。」難民問題的多元性絕非一兩個原因可以解釋，更沒有所謂的唯一解決辦法。常識有時不會帶你走得很遠，有時甚至阻止你了解問題。曾幾何時，酷刑，種族隔離，優生主義和一夫多妻都是常識。講常識，一定是講經得起理性批判的常識。人人都熟練加減乘除，並不代表數學不深奧。有人提醒我們「地中海危機，德國的決策很重要，應該以康德的理性不是歌德的感性來處理，否則，會令人詫異。」有趣的是，康德的實踐理性不是僅問「我們可以做什麼」，而是「我們應該做什麼」。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本原則中》，康德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推論出合乎道德規律的定言令律（categorical imperative）。簡單來說，理性的基本運算式是尊重每個人的自主和自由。康德的哲學被譽為義務論哲學的典範，正因為康德是個不折不扣的人文主義者。他的哲學開拓了道德哲學的新境地，助人文主義在十八，十九世紀攀上了另一高峰。在《邁向永久和平》中，他寫道：「真正的政治不向道德表示敬意，將會舉步為艱。」想必在很多人眼中，康德只是滿口仁義的左膠。所以陶傑拿康德出來談理性處理難民問題，的確令人詫異。tvb now,tvbnow,bttvb2 g9 v- a; \4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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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是，有人用英國「每日電訊報」的報導指出『「為什麼這場難民危機最不需要憐憫」，呼籲不要讓歐盟的三流政客，利用這場危機，展開一場醜陋的「我比你更懂得關懷」的大競賽。』一個理性的人都知道立場不會影響事物的真偽。世界上混水摸魚的政客多的是，如果只因別人「抽水」就否定道德或責任的討論，那麼什麼人權，平權的討論都是廢話。政治立場向來有黃藍紅綠，但道理是完全色盲的，只有黑白灰之分。總喜歡加入色彩到理性討論，混淆視聽的人，永遠都不會清楚分辨黑白灰。因為他們總會被顏色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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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義，本來就與「關係」一詞無關宏旨。反對用動物進行危險實驗，並不是因為你和它有關係，而是你有理性邏輯思維。我們沒有絕對的「貴族責任」（Noblesse oblige）來處理世界上所有問題，但並不代表我們可以無視它們。在思考道德責任和人道主義的時候，我們應該著重「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而非其絕對性。救人，並不代表一定要捨身；公平，並不代表要共產；幫助難民，並不代表要無限量收容。著名哲學家 James Flynn （Flynn Effect 的發現者）曾在《什麼是智慧？》中講過，比例原則對成人來說是一個十分難掌握的概念（註22）。的確，難民問題發映了這個俯拾皆是的現象。我無意深入論證人道責任，亦不認同歐洲要承擔所有難民責任，反而覺得任何有能力的國家都應該承擔。如果你認為難民必須得到安置，而不是把他們拒諸門外，任由他們自生自滅，你心底裡其實已經認同人道主義的內涵，只不過它可能和其他理由比拼，矇騙了你的思考。那管其他理由是成本問題，原責任問題，文化問題，我們都可以利用比例原則幫助思考。但如果你堅持學習杜林普（Donald Trump）興建城牆，無視問題，我不希圖改變你。畢竟這都是一種做人態度，一種選擇。活在偽常識的騙局中，世界可能更美更簡單。對於成本或文化問題，有時間容後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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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Why compassion is the last thing this refugee crisis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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