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廿六日飛美,廿八日將與歐巴馬會談,廿九日則在參眾聯席會議發表演說。眼前日美關係的緊密程度,很容易讓人,忘記日本和美國在「前一次」世界大戰還是敵對國家。對於此一歷史認識與歷史事實的乖離,四十多年前以「一筆之力」擊倒政壇巨人田中角榮的作家立花隆曾經提出警告。「現在的日本大學生已經不知道『不久之前』日本和美國打過仗。當然,誰輸誰贏也不可能知道。」(《文藝春秋》二○一二年八月號)立花隆的感嘆是「戰後近七十年過去,決定今天日本命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事實,在日本新世代中竟然已經風化至此。」只是,不止是年輕世代的歷史認識問題,讀者們大概也經常對於日本的知識人、政治人物甚至最高政治領導者的「歷史感」難以理解。日本人重視「時間」與「空間」的共有。但是,共有的記憶(歷史感)隨時間的流逝與空間的移轉,迅速流動。同時,基於「場」(空間)的原理,日本人隨時區別「內」和「外」。基於物理性的「力」的內外區別,對日本人而言極其日常。霸凌的概念,只要是日本人,沒有人不懂。霸凌的結構日常性地支配著日本人。人往往不是被霸凌,就是霸凌人。更平常的是「霸凌」與「被霸凌」同時存在。此一結構,只要活在日本的組織當中,終其一生活無從逃脫。所以,為了組織與個人的安全保障,日本人對於「力」的強弱,異常敏感。因此,對於生存空間的氣氛(空氣)的閱讀,極為重視。不會閱讀空氣的人易被霸凌,此一潛規則(文化),在日本人的世界早已是社會化下的「定言令式」,完全不需要說明。只是,太過注重「空間」性利益的結果,使得日本人的行動模式極度缺乏思想的一貫性。例如,從「鬼畜美英」轉化到「美日同盟」,只須一瞬。只是,事實上,此一特徵,在戰爭結束之前,早就已經被哲學家發現。西田幾多郎所指出日本人的哲學性特徵正是「我是不是我的我」以及「我要成為不是我的我」。哪一個我是我,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我的我」的成就,以及對「自我」的「超克」(既超越又克服)。戰後曾任名門一橋大學校長的阿部謹也,也曾一語道破日本人「永遠只能站在歷史之外遙望歷史,宛如看戲一般,每個人目不轉睛地看著歷史事件在舞台上自動的流轉」,完全忘記自己也是歷史舞台一員。也就是說,從來沒有進入歷史的日本人,當然無從走出歷史。安倍在美國國會演說,就國際政治言,值得關注。雖必將引起國際(特別是中韓)媒體大幅報導,不過內容如何讀者們可不用太過在意。對日本人而言,那只是一場日本首相說給美國人或美國國會議員聽的演說;對安倍晉三而言,只是他自己用來「超克」戰後日本的「演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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