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傳統兩種結果――從國際共運看中共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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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
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歷史學副教授$ R Z: ?9 o! {; Z9 j1 D%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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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地慶中共祝建黨9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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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成立９０週年之際，在國際共運的背景下，如果把1921年的中共和2011年的中共對比的話，那麼很明顯，最有意義的對比是當年一手幫助建立中共的蘇共早已瓦解，而中共不但仍然存在，而且中國的「崛起」無疑在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上有利於它的繼續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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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當年蘇聯以二次大戰主要戰勝國和世界超級大國的身份，並支配東歐，控制或影響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多共產黨國家，在這樣一個局面下卻不戰而敗，放棄政權，而對比之下，中共卻渡過大飢荒，文革，六四和普遍腐敗等種種合法性危機，不但倖存而且似乎其壽命看來還很難預測？$ u$ b- v$ b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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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除了必須放在中國和世界的現狀下來回答，一定程度上國際共運的歷史也可以提供一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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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
國際共運既是一個整體，也充滿了內部的差異，應該說有兩個不同的傳統。5.39.217.76; d& n+ }3 {$ v  W/ c) T
一個是在蘇聯東歐形成的傳統。這個傳統在思想來源上和歐洲啟蒙運動有關。歐洲啟蒙思潮19世紀早期就傳入俄國，1870-1880年代經典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俄國流傳，產生了社會民主主義思潮，不但批判資本主義，也批判專制主義（經典馬克思主義是批判中世紀專制主義遺產的），後來建立了社會民主黨。5.39.217.764 ^  E- b/ \. a
這個社會民主運動在20世紀之交發生分裂，出現了以列寧為代表的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左派，即布爾什維主義，後來發動十月革命，建立了蘇聯。這個制度以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出現，但卻繼承了中世紀專制主義。
另一個傳統是在中國發源和形成的。中國第一沒有啟蒙思潮的浸潤；第二，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傳入中國又是非常晚近的事，通過十月革命，離中共建立不過數年。
它一開始就和兩個東西結合在一起：一個是強烈的民族主義，另一個是激進知識分子要參與政治的願望。民族主義使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中國主要被用來解釋國際體系，解釋中國在國際上的屈辱地位；知識分子參與政治的願望使得十月革命啟發了被排除在權力結構之外的中國知識分子：政治權力可以不通過憲政民主而是通過大眾動員和暴力手段相結合的方式來奪取。5 O! E: \8 P# @6 }2 M2 ?
這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真正含義。8 Z3 Q, u0 F1 Q' C1 X/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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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 2 W8 n- s) e8 C2 J5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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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25日蘇共全會在克里姆林宮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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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國際共運史，可以說，國際共運內部一直存在著以蘇聯為首和以中國為首的兩個集團。公仔箱論壇2 `+ j/ X; L# S% p
它們之間在冷戰等重大問題上的跨陣營重合 (蘇古、蘇越同盟)，有時掩蓋了兩大集團在國內重大問題（如社會主義的目的、共產黨權力合法性的來源和黨－國關係）上的深刻分歧，最後導致在不惜代價維護權力和放棄權力上的差別。這個差別的由來，相當程度上就和這兩個傳統有關。
儘管用現代民主制度和自由人權這些來衡量，這兩個傳統無疑都是專制主義甚至一度是極權主義，但以蘇聯為代表的那個傳統在文化和地理位置上畢竟與歐洲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那些普世價值和相應的制度文化有較近的聯繫；社會民主主義在布爾什維克主義中還有一定的遺存。
而以中國為代表後來在越南古巴和北朝鮮發展起來的那個傳統首先在文化背景上就和啟蒙運動有先天的隔閡，和皇權或王權專制主義有更直接的血緣關係；其次，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基本上都是從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直接演變過來的，本來就缺乏社會民主主義所具有的對社會和人類更基本問題的關注和人道情懷，一開始就把「如何奪取政權」作為最直接也是最終結的目的。
在這個意義上，60年代的中蘇論戰不僅僅是一場共產黨教條主義者之間的爭辯，也和這兩個傳統之間的衝突有關。5.39.217.76; G. ^ V% c/ h8 R7 Q) p
當時蘇聯已經意識到社會主義制度有一些根本問題,所以提出了「全民黨、全民國家」的概念，一定程度上容許市場機制和物質刺激的經濟改革，提出和西方和平共處。3 n" c6 X3 p6 B4 g* X$ r
這些觀點被中國、古巴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北韓和越南貼上了「修正主義」的標簽，認為是離經叛道。20多年後國際共運的分裂，根子在60年代就種下了。公仔箱論壇8 d; x0 I5 o! @1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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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原因0 W! J3 y( W( O4 J- U; q+ y: I
除了這兩個傳統的差別，蘇共和中共奪取政權的過程也留給它們不同的遺產。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概括說：「蘇共基本上是通過一次政變奪取政權；而中共則通過長達22年的內戰，依靠蘇聯的長期援助，也利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各種機會和國民黨的無能，最後奪取了政權。顯然，在奪取政權方面，與蘇共相比，中共經歷的環境更複雜，「鬥爭」更艱苦，過程更曲折，手段更多樣，經驗也更豐富。這些都使得中共在政權問題上比蘇共要敏感得多，既是因為得來不易，也是因為得來僥倖。
所以，從毛澤東反覆強調「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到「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再到鄧小平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過去20年來不絕於耳的「防止和平演變」，可以看出中共向來對奪來的政權抱有不安全感；而它建政後犯下的大量國家罪錯，以及近 20年來的全面腐敗，更是加劇了這種不安全感。
在他們看來，堅持黨對社會的權力壟斷，是獲得安全感的唯一手段。」換句話說，就是怕被清算。
相比之下，蘇共哪怕在斯大林時期就否認社會主義社會有敵對階級，赫魯曉夫時代甚至提出了「全民黨」、「全民國家」。站在中共的立場上看，蘇共的這些提法會使共產黨在面對體制內的大規模挑戰時理論上自我解除武裝。
這兩個傳統和奪取政權的不同途徑和歷史經驗，實踐中就對蘇共和中共之間的一些重大區別有一定的影響，尤其在事關人類文明和政治權力的底線的時候。5.39.217.76# H$ `. ?' s5 C) P! ~3 D# f3 k2 U
在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時代，毛澤東可以想像在被核大戰摧毀的世界上還可以建設社會主義，而對赫魯曉夫來說這完全是不可思議的。
在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的時代，鄧小平可以把坦克開上街頭換取共產黨對權力的繼續壟斷，而戈爾巴喬夫則認為到了結束暴力和權力之間的這種關係的時候了。
這就是蘇共為什麼會瓦解，中共為什麼能維持的一個歷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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