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聲援人權律師同行緘默孔傑榮

聲援人權律師同行緘默  孔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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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過去對國內一小群「人權律師」的打壓行動，並未能有效阻止他們繼續進行維權活動，但目前當局正在實施的新一輪恐嚇、打壓行動，似乎開始在這方面「取得成效」。有些勇敢的律師被羈押，與外界隔離，少則幾日、多則數月，雖然他們最終獲釋，但其中大多數卻從此三緘其口。這種沉默令人不安。公仔箱論壇) r) v; `% C- z) C

這些律師在被囚期間，遭受了羞辱和酷刑折磨，訊問人員還會沒完沒了地要求他們簽署所謂「違法行為」之「悔過」書，並保證「將來不會再犯」。即便是獲釋後，他們仍會繼續受到騷擾，當局持續的監視、隔離、威脅、限制及搜查，使得有些人感慨，這根本就不是重獲自由。並且，哪怕沒有警察不時的提醒，所有維權律師也都深知，不僅他們自己，就連他們家人的安危也都攥在政府手中。中國的改革家雖早在廿世紀初期就廢除了對政治犯親屬實施「連坐」的刑罰方式，但在當代中國，哪怕所謂的「犯人」從未被以任何罪名正式起訴，他們的配偶和子女也常常會被政府盯上。因此，一些還未受過警察任意羈押之苦的維權律師成為驚弓之鳥，亦是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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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約有十七萬律師，數千名法學教授，然而，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對於維權律師日益惡化的處境，始終保持沉默，引人側目。○九年，五百多名律師曾聯署請願書，抗議對劉堯律師的不公定罪，此舉成功為劉爭取到較輕刑罰。但對於政府目前對維權律師這一波的「失蹤」和鎮壓，法律界卻未湧現類似規模的聲援。當然，政府對媒體的嚴密控制，使得這些法律專家可以繼續心安理得地對這些大煞風景之事視而不見。另外，其他律師只要對受難同胞表現出任何形式的支持，後果隨即便來：不僅他們和當事人之間關係可能被破壞，甚至還要冒職業權利被侵害的風險，因為負責規制律師執業的地方司法局可能來找麻煩。受司法局控制的地方律師協會，幾乎從不履行其保護維權律師的義務。公仔箱論壇, j7 s* p* D1 @  n+ V/ [

對中國法學教授來說，公開發表意見要冒丟掉工作、或至少待遇受影響的風險，此外還會危及他們在重要法律改革項目上的影響力。刑事司法專家們有時會說，相較為個別律師所受虐待奔走呼號，更為重要的，是維持政府對他們的信任，以便能夠有效地呼籲立法改革。有些人企圖以貶低事態嚴重性來逃避問題，聲稱「其實並沒有那麼多虐待律師的案例發生」。少數學者甚至提出，維權律師應該學聰明些，知道直接頂撞政府沒有好結果，要想保護當事人利益，須採取其他更為迂迴的方式；這是在暗示，實現法治本就不可一蹴而就，而維權律師不計後果的魯莽行徑，反而是「揠苗助長」。公仔箱論壇/ O4 O! S( c  j  `

好在少數傑出的教授和律師偶爾還能設法直言。○九年，知名北京刑辯律師李莊（非維權律師），因替一名所謂重慶「黑社會」首領辯護，而被嚴重不公定罪。北京律師協會就此案發出了簡短質詢，但很快就被壓制下來。最近，重慶檢方對李莊的第二次起訴以撤訴告終，許多人相信，檢方這不可思議的舉動，至少一部分是迫於一批頗具影響力的法學教授和律師的聯合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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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以外的法律專家是否也應當留意中國人權律師遭受的打壓呢？香港法律職業人士至今未表現出興趣。香港大律師公會在對其會員的一份通告中提及了李莊案，據稱還與北京律師協會在私下會晤中就維權律師現狀進行了討論。至於香港律師會，雖在去年十一月與大律師公會發布聯合聲明，對毒奶粉事件維權人士趙連海一案的審判程序表達關注，但顯然還未公開聲援過維權律師。相較之下，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一個規模很小，知名度卻很高的香港人權組織，卻一直在呼籲所有中國大陸之外的律師抗議中國律師遭受的虐待；他們的努力也得到香港若干學者和重要人權機構發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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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律師最近也開始積極支持其大陸同行。台北律師公會已發出數封信函及聲明，抗議中國維權律師所受虐待，並在上周「六·四」前夕，和其他幾個組織一起，呼籲馬英九總統就中國律師遭受壓迫一事，與中國政府進行討論。此外，台北律師公會還與台灣人權促進會及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一道，就相關議題舉辦會議和發布新聞，並開展與大陸維權律師的交流活動。台灣學界也逐漸對此議題表現出興趣。

西方國家的律師組織，亦在慢慢增施壓力。今年二月，擁有約一百萬名律師會員的歐洲律師公會，第三次向中國政府表達了抗議，這次措辭最為強烈。三月，紐約市律師協會主席，代表該協會二萬三千名會員，致函中國司法部部長，大篇幅詳述了多名律師遭受虐待之案例，要求中國政府進行調查、停止騷擾律師、以及重申中國法律及國際法下律師執業不受非正當干預之權利。同月，總部位於法國的「國際律師觀察」也就此事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此外，紐約組織「中國律師之友」（設於福特漢姆大學的萊特納國際法暨正義中心），亦發表許多聲明，強調目前日趨惡化的局面。四月，倫敦的國際律師協會人權部也表達深切關注，指出，「中國當局不斷擴大的綁架規模，製造出了恐懼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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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外國律師聲援其中國同行的陣營中，卻獨獨不見為數眾多的國際律師事務所及律師個人；他們受益於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間貿易往來、技術轉讓、投資交易的驚人成長，但對中國維權律師的困境至今未置一詞。例如，一些與中國關係密切的美國律師事務所，就對外界試圖引起它們關注所作的種種努力視而不見。要所有外國律師事務所聯合起來、共同表達關注，這可能性微乎其微，但除此之外似乎別無他法，因為律所出於其自身競爭力的考量，可能會繼續持漠不關心的態度。我們不禁要問，中國維權律師遭受的迫害要有多嚴重，才能喚醒他們外國同行的良心，尤其是那些在中國工作的外國律師。客戶想來不會要求他們的律師注意這問題；或許只有那些律師事務所想要聘請的、理想尚存的年輕律師和法學院學生的批評之聲，才可入律所之耳，助得了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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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傑榮，Jerome A. Cohen，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關係協會亞洲研究兼任資深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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