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河北法制报》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我爸是李刚”是怎样炒起来的》的报道。该文考索了李启铭交通肇事案的舆情发展过程，对“我爸是李刚”的语境给出了解释，对“李刚有五套房产”、“李刚岳父是副省长”等一时纷纭的说法给出了调查后的否认，不仅澄清了相关事实，而且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舆论生态问题。
: \! W; R4 p0 u" C3 @( s. E: u5.39.217.76根据报道，李启铭醉驾肇事逃逸被控后，在河北大学值班室对警察说“我爸是李刚”时神情惊慌。这一材料不同于此前广泛传播的说法，在那套说法中，李启铭被拦在校门时扬言“有本事你去告，我爸是李刚”。大众愤激情绪赖以建立的那副“张狂官二代肇事后不可一世”的图像被解构了。8 f: I, j% i0 j, F
李启铭交通肇事案，确实呈现了社会情绪、网络舆论、媒体传播、社会舆论相互激荡的效应，不实信息的传播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从语焉不实的网络传言，到媒体不加证实的袭用放大，再到媒体评论据以论说声讨，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虚假事实基础上的“正义刺激”，使社会讨论明显偏离了理性。( O3 N/ _& M n. Z6 x9 a* r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说，这场围绕李启铭交通肇事案的社会互动过程百无一是。虚假的信息扩大了公众对案件的情绪反应，但也确实表明了公众关注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关注造成一种公正处理的压力。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公众在不实信息下的情绪反应，也曲折反映了正常渠道下获得真实信息的困难。! j; y/ k) |! l% I9 {
媒体对一些传言的直接采用，及对某些采访材料的合目性裁剪，显示了对职业伦理准则的偏离。对此回护，将更显职业精神的沦丧。只是我们仍可分析，媒体何以失去了查证兴趣和客观公正的方向。如果媒体在日常状态下，不能坚持只对事实负责，而须负责于一定的意图，那么查证信息和公正报道，既不会成为媒体的习惯，也不会成为媒体工作的默认项。李启铭案件中的媒体表现，与日常状态下不少被认为可喜的媒体表现，可能是相通的，只不过这一回媒体直接响应了社会情绪，而没有响应“正确”意图。
' i, i8 a, q% ?; ]3 G+ |社会情绪是社会生活的无力者证明存在的一种方式。它更加博杂，是一切社会因素和社会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在每一个具体社会场景中作为基本的衬色。李启铭案件中围绕李刚的各种传言，固然无一属实，其中所传达的信息却并非没有社会背景支撑。应该说，官员子弟受到袒护、权力代际传承、官员拥有巨大财富等等，都不是天方夜谭，皆可在生活中随手验证。“富二代”、“官二代”、“警察”、“局长”等关键词之所以具有影响社会情绪的能力，正在于权力与资本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具有歪曲公正的力量。公仔箱論壇% D) r! f/ I# H* J. w! n% A9 g0 M
李启铭案件的舆论反思，不能止于规范网络和媒体的传播行为，而应以建立社会信息互动为鹄的。不实传言因合乎社会情绪而到处播扬，而官方调查则受到劈头盖脸的抨击，显示了问题的深重。然而，在此情境下，河北官方后来干脆不作回应，以待事态自行平静，实际走上了“群情汹汹，我自逍遥”的老路。官方信息受到质疑是自然的，而受到劈头盖脸的质疑，则与人们长期难以及时从官方得到真确信息有关。官方应当持续并不厌其烦地在质疑中对社会解释、与社会互动，而不是不再回应。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G& Q% n4 y9 B M. ]- {
李启铭案的社会信息互动过程有许多可供思考之处，但如果将思考限定于网民和媒体的话语责任，而非社会信息环境的深层问题，必然造成言路逼仄，而非“负责任的自由”，那就不是现代社会的信息生态了。（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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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3-31 08:5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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