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梁展文事件」看公務員問責信報社評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0-12-9 08:17 AM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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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梁展文事件」看公務員問責 信報社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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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就「梁展文事件」成立的專責委員會昨天正式提交報告，由於從成立專責委員會到提交報告，為時長達兩年零兩個月，期間各方論點各大傳媒均已披露，加上過去兩日部分傳媒（包括本報）對報告內容作出「預告」，我們認為，還值得探討的課題，既非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應否下台，亦不是梁展文是否獲得新世界的「延後報酬」，而是常任秘書長應否承擔政治責任。
不少論者都以為，公務員政治中立，自然毋須承擔政治責任。但其實，翻查《公務員守則》第3.7段，即知公務員政治中立主要指「在履行公職時（包括提供意見、作出決定或採取行動），他們不得受本身的黨派政治聯繫或黨派政治信念所支配或影響」。簡言之，重點在於不偏幫任何政黨，並非指公務員毋須從事政治工作、毋須肩負政治任務，以至毋須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事實上，早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港英政府就強化政府機能而委託顧問公司撰寫的《麥健時報告書》中，即已提出重組政策科，確立司級官員制度，而那些司級官員都是資深專責政務的官員，是為公務員（尤其是政務官）政治化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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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七十年代後期，時任港督麥理浩曾經考慮設立「部長制」（Member System），遭英國政府否決後，轉而在八十年代初發展出一套集政治和行政功能於一身的政務官制度，尤以司級官員為極致（佐證是同樣叫Administrative Officer，香港政府所採用的中文名稱是「政務主任」，而新加坡政府則叫「行政官」）。可以說，由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大部分政務官都是政治官員。

換言之，過去三十多年，政務官政治化過程一直都在進行中以至深化中，而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特區政府三司長十五局長當中，除了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其他十七司局長都是由公務員出任，可見資深政務官的政治歷練比絕大部分香港社會精英都要足夠，政治敏感度亦都應該相應偏高。當中，十五位局長的職級待遇，等同二○○二年七月一日高官問責制實施後的常任秘書長，亦即梁展文退休前所處的位置。公仔箱論壇* g2 z/ }4 h, 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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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展文在「我的回應」一文中五度提到「政治」相關語，其中頭三度把「政治」與「事實」對立起來，另外一度把「這個政治議會所謂的『調查』可能會以政治為主導」與「終審庭大法官領導的獨立調查」對立起來，最後一度把「政客」與「公義」對立起來，迹近明示專責委員會的報告實屬「政治迫害」。! t5 R* E. T3 w: i

我們認為，問題始終在於資深高級公務員（尤其是常任秘書長）應否承擔政治責任。基於上述分析，答案是肯定的。退一萬步說，單看常任秘書長，實應有足夠的政治敏感度去分析處理各項公眾關心的事務，其中自然包括一己從政府退休後申請新工作。5.39.217.761 Y4 W2 e3 ?7 d# R, v

有權就有責，權力與問責應成正比關係。常任秘書長手握直接調動各類資源的大權，與局長的關係上亦因資訊不對稱而處於上風，若毋須為其制定的政策負上政治責任，恐怕愈來愈難說得過去，而實際上也到了政府必須認真檢討的時候。至於可行途徑，其實不外兩條，其一是加強常任秘書長（甚或署長）的政治問責性，另一是把常任秘書長（甚或署長）本來的權力收歸須要政治問責的局長（甚或副局長）。以「梁展文事件」為例，問題之一正是當年梁展文任屋宇署署長時身兼建築事務監督，擁有批准嘉亨灣加大可建築樓面面積的酌情權。日後，屋宇署署長不是必須問責，就是要把酌情權交給問責局長或副局長。

說到底，香港人除了全力推動民主政制，也須認真審視政務官職能其實十分之政治化的問題，否則香港難免不亂，而這亦是「梁展文事件」最具正面意義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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