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張躍然：供給側改革，服務中產的中國階級政治

張躍然：供給側改革，服務中產的中國階級政治

「供給側改革」犧牲誰，照顧誰？它真的如「權威人士」所說，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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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躍然：中國如火如荼進行的供給側改革，是一場再分配政治。圖為遼寧省一間鋼鐵工廠。攝：Stringer/REUTERS$ m2 b: |0 \- o) @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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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這個概念，從2015年年末起，一直牢牢佔據着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話語中心。本屆政府上台之後，正好趕上中國經濟進入關鍵的轉型時期，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弊端盡顯、不可持續。在這種情勢下，本屆政府接連拋出多個口號式的概念，以此來為中國經濟尋找政策藥方，比如2013年的「克強經濟學」和2014年的「新常態」。而「供給側改革」概念的最終出世，在最高領導人的強力推動下，儼然成為本屆政府在糾結幾年後，對「中國經濟應向何處去」這一問題的總體性回答。
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5年11月10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講話，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供給側改革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2016年初，《人民日報》發表「權威人士」論經濟形勢文章，提出「不妨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公式來理解這一政策，「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供給經濟學」本身興起於上世紀70年代，美國前總統列根（雷根）和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柴契爾夫人）都被視為標誌性的實踐者，兩人都通過控制貨幣來打擊通脹、通過減税和放松管制來減少政府干預，戴卓爾夫人還注重國企的私有化。然而「供給」二字，太容易讓人聯想到西方經濟學中的供給學派（supply-side economics），和以供給學派為意識形態理據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對此，中國政府有意撇清其「供給側改革」和西方「供給學派」、「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聯繫。五月初，官方媒體刊發了習近平在一月份發表的一份長篇講話。習在講話中說：「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藉機製造負面輿論。」tvb now,tvbnow,bttvb% f8 v, T+ ^- }1 ^* G, a3 n

中國政府不希望外界將「供給側改革」和「新自由主義」作類比，這種心態可以理解。但事實上，政府目前大力推動的「供給側改革」，真的不是新自由主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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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新自由主義」簡單地等同於「政府減少對於市場運行的干預」，那麽「供給側改革」確實沒有什麽明顯的新自由主義色彩。然而，這種對於新自由主義的理解方式有其侷限。如同本文將闡述的，「新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一種以犧牲低收入群體利益為代價、保護中高收入群體利益的「階級再分配政治」。而在這個層面上，「供給側改革」實實在在體現著新自由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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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的階級意涵
從中國政府提出「供給側改革」至今，公共輿論對其解讀普遍缺少階級維度，實在令人遺憾。在這裡，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供給側改革」將會使哪些階級收益、又將犧牲那些階級的利益？公仔箱論壇4 v. B: l+ V/ e/ g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釐清：「供給側改革」一系列措施背後的出發點是什麼？本屆政府對於中國經濟未來的長期願景是怎麼樣的？對此，最高領導人已經說得很清楚：各項改革措施的根本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R. {" E$ G: i# |9 x

推動產業升級、淘汰勞動力/資源密集型的「低端」製造業，發展技術/資本密集型的「高端」製造業和服務業，這一改革目標看似能使全體國民受益。然而容易讓人忽略的是：產業升級同樣是一種階級再分配政治。如果仔細考察產業升級帶來的好處由誰享受、代價由誰承擔，就會發現：產業升級往往是一個主要惠及中高收入群體，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低收入群體利益的過程。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p' |/ s! e$ g  Y: {

首先，技術/資本密集型行業往往只能帶來少量而高薪的工作崗位，這些行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數量，遠遠小於它們在GDP中所佔的產值比重。因此，當一個國家的經濟重心轉向技術/資本密集型的行業時，很可能會出現一個尷尬的局面：最有競爭力的行業無法有效拉動就業。公仔箱論壇$ f. C- J+ L( q1 B0 J  l2 }9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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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會導致，產業升級帶來的經濟紅利，只是給一小部分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提供了高薪工作的額外機會；而原先扎堆在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工薪階層，只能轉去低薪、不穩定、甚至無法保證全職工作時間的低端服務業，或徹底退出勞動力市場。西方發達國家和台灣、香港這樣的後發經濟體，在淘汰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過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這種情況。因此，產業升級難以惠及低收入群體，反而可能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在本輪「供給側改革」淘汰落後、低端產能的過程中，已造成大量工人斷薪、失業。產業升級能使他們獲得更好的生計來源嗎？

其次，中國政府推動產業升級，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滿足國內的高端消費需求。習近平在論述為什麽要推進「供給側改革」時，曾說道：「我國一些有大量購買力支撐的消費需求在國內得不到有效供給，消費者將大把鈔票花費在出境購物、『海淘』購物上……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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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高端消費需求並不是中國消費者的普遍需求，而僅僅是中高收入群體的需求。對於那些生活在「特倉蘇」、「康帥博」之類山寨產品橫行的農村、城鄉結合部和工業園區的農民與農民工來說，他們對於非假冒偽劣、價廉質優的基本日用品的消費需求都還沒有被滿足。將產業升級當作中國經濟改革的頭等大事，實際上等於政府為不同階級的消費需求設置優先級，將富人與中產階級對奢侈品、高端日用品的需求，排在比低收入群體的基本日用品需求更重要的位置。

因此，從就業機會和消費需求兩方面看，以產業升級為目標的「供給側改革」，是一種將富人與中產階級利益，淩駕於工薪階層與貧困人群利益之上的階級再分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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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都不會否認，依靠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的舊有經濟發展模式，到今天已經不可持續。但值得討論的是：這個舊模式最嚴重的病根在哪？如果要走出舊模式，最緊迫的是解決什麼問題？產業升級，只是眾多可能的答案之一。當本屆政府認定，經濟改革的當務之急是產業升級，而不是擴大社會福利支出、完善對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障、縮小貧富差距，這其實就意味着，政府對中國經濟的基本理解，體現出一種特定的階級立場。" q  `7 q% B8 n4 A/ U$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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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供給側改革背後的政策制定者抱有「偏向富人與中產階級」的主觀故意，也許他們根本還未意識到，他們一手描畫的改革藍圖背後，有如此鮮明的階級意涵。但是，不管政策制定者有沒有偏向中高收入群體的明確動機，都不能改變「供給側改革客觀上偏向中高收入群體的利益」這一事實。5.39.217.76, H' Z1 ^; C. ?1 u

「供給側改革」是「新自由主義」嗎？' q" @: V0 H" _4 }0 F* _: T
回到開頭提出的那個問題：「供給側改革」到底是不是「新自由主義」？這個问题的答案，取决於我们如何定義「新自由主義」。
一種對「新自由主義」的常見理解認為：許多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集中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其共同點可以概括為「市場取代政府」——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讓市場得以更加自主地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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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國家，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具體政策措施五花八門，其中最為常見的包括：一）減税；二）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三）去管制，縮小政府部門對企業的監管範圍和力度；四）私有化，將國有企業與公共財產的所有權出售給私有企業或個人；五）消極的勞工政策，清除工會等組織對「勞動力市場自由運轉」的制約，限制工人抗議、罷工、與資方討價還價的權利；六）全球化，通過跨國貿易協定和放開資本管制等方式，使商品和資本的跨境流動更加自由。5.39.217.76+ F0 t$ M7 R9 p& D" z$ V2 [

從這個標準看，在中國政府提出「供給側改革」概念後的半年裏，只有少數幾項政策帶有明顯的「新自由主義」色彩：今年兩會後，多個省市降低了企業繳納部分的社保費率，形同減税；三月底，「營業税改增值税」試點進一步鋪開，按照李克強「『營改增』之後所有行業税負只減不增」的要求，實質上也是減税；近半年來，多地開始對鋼鐵、煤炭行業產能過剩、長期虧損的國有企業進行瘦身、重組，裁掉大量職工，公共財政不再為這些職工提供生計來源，客觀上等同於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公仔箱論壇9 O4 S1 U! U! B9 n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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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同一時間段，我們也能看到大量與上述「新自由主義」政策背道而馳的政府行為。今年一季度，信貸投放與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大幅上升，政府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方面的刺激力度，似有不降反升之勢；多地政府推出房貸優惠政策，用行政手段為房地產市場「去庫存」；而在五月初《人民日報》刊發的「權威人士」訪談中，該「權威人士」明確表示，淘汰落後產能離不開行政命令：「減少對『殭屍企業』的補貼，不靠行政命令、單靠市場行嗎？」這些政策所體現的政府行政干預力度之大，與許多人對「新自由主義」的慣常認知相悖。2 K0 ~- y/ O5 l4 J
另外，從縱向時間軸來看，本輪「供給側改革」比起之前的宏觀經濟政策，並未體現出更強烈的親市場傾向。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來，中國政府一直以「小步慢跑」的方式，在若干領域陸續推進市場化改革、減少政府對市場運行的干預。換句話說，很難認為市場化改革的力度在2016年變得比之前更強。

如果把「新自由主義」定義為「市場取代政府」，那麼習似乎是對的：「供給側改革」好像確實和「新自由主義」搭不上太大關係。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5.39.217.764 n- G& E( P& S+ C  z  V* f6 I4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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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並非「市場取代政府」tvb now,tvbnow,bttvb7 G8 B, n( C, C
上述分析有一個根本漏洞：把「新自由主義」等同為「市場取代政府」，這樣的理解是错的：市場與政府並非對立關系，市場擴張也不等於政治權力的撤退。原因有兩點，其一來自於政治經濟學理論，其二來自於中國的實際現狀。

從理論看，學者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在《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早已指出，市場必須依賴政府這隻「有形的手」才可能建立。市場的出現不是一個自下而上的自發過程，而恰恰是自上而下政府干預的結果。波蘭尼認為，市場的擴張不可避免地會破壞社會的原有秩序、威脅民眾原有的生計來源，因此會激起來自社會各個層面的自發反抗。因此，市場擴張的前提，是政府能夠平息或鎮壓這些社會反抗力量。這樣說來，市場和政府並非對立關係，「市場取代政府」也是一個偽命題。只有當政府積極、強力地打壓那些「反市場」的力量時，市場才得以繼續存在和發展。5.39.217.76$ X6 e5 ~" G' `& _

從中國的現實看，市場擴張也絕不意味着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發揮的作用變弱。我們沒有理由將「市場」與「政府」對立起來。誠然，市場確實有可能在許多領域取代行政手段，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方式。但在「國家資本主義」的現實語境下，中國政府直接或間接地控制着大量資本，可以指揮着這些資本參與到市場活動中來。無論市場擴張到什麼程度，只要政治權力還明裏暗裏掌握着大量資本，它就不可能只是市場的「守夜人」，而必然成為市場的積極參與者。將市場擴張等同於政治權力的撤退，實際是犯了改革開放初期，某些中國研究學者所犯過的幼稚病。' c( G0 v3 l. 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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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政治才是「新自由主義」的實質- E, Z; E  O3 I6 b* k
如果「新自由主義」的實質並不是「市場取代政府」，那我們該如何理解新自由主義呢？我們又如何判断中國政府的「供給側改革」是不是「新自由主義」呢？
仔細考察西方國家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由來，我們就會發現：這些改革並非政策制定者受某些學術思潮影響的結果，也不是經濟危機自然而然催生的、技術性的政策反應。恰恰相反，新自由主義改革，本質上是一個階級矛盾驅动的政治過程，是政府在政策層面倒向富人與中產级利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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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Marion Fourcade和Sarah Babb的研究表明，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率先開始改革的國家，此前大都經歷了一段階級矛盾空前高漲的時期。在那段時期，對於時任政府所推行的高度偏向窮人的收入分配政策，以及此起彼伏、烈度升級的勞工運動，富人和中產階級感到愈發不滿，因此積蓄了強大的政治動力去支持那些擁抱新自由主義、立場強硬的政治領袖上台。這些政治領袖掌權後，否定前任政府偏向低收入群體的政策路線，出台各種政策，保護中高收入群體的階級利益。全球最先開始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智利皮諾切特（Pinochet ）政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學者Monica Prasad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她試圖回答：為什麼美、英兩國比德、法兩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幅度劇烈得多？在她看來，導致這種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二戰之後的三十年裏，美、英兩國在税收和福利開支方面表現出鮮明的「劫富濟貧」傾向，從而將中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的利益對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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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二戰後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收入結構發生改變，大量低收入群體成為中產階級，從再分配政策的受益者變成了受害者。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對「劫富濟貧」政策的反感在1970年代末達到了頂點，為列根（Ronald Wilson Reagan，雷根）、戴卓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柴契爾夫人）的上台創造了民意條件。這些政治人物上台後，着力迴應中高收入群體的利益分配訴求、大幅弱化對低收入群體的政策照顧。換句話說，英美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源於階級矛盾，體現的亦是一種「多數人的暴政」：當富人和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中的多數，他們為保護自己的利益，必將犧牲作為少數的低收入群體的利益。公仔箱論壇# S' a' B  n+ w1 I

從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看，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實質正是「階級政治」，政策轉型是階級矛盾不斷激化、各階級力量對比發生改變的結果。改革的政治目的，是為了滿足富人與中產階級的利益需要。而形態各異的具體政策，只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4 y4 w8 J0 H& N$ C2 \# l- o; b% o3 v( b

馬克思曾經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機器是資產階級維持統治的工具。比照二十世紀各國的歷史軌跡，我們似乎該對馬克思的這一論斷進行修正：國家並不必然偏向哪個階級，各個階級都試圖發起政治行動、迫使國家回應本階級的利益訴求；而國家最終站在哪個階級一邊，則取決於階級政治的具體過程。換句話說，國家在各個階級之間做「鐘擺運動」，但其自身的重要性從未減弱。新自由主義改革，就是國家從偏向低收入階層到偏向中高收入階層的一次「擺動」。5.39.217.767 D5 t. v* w1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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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討論「供給側改革」背後的階級意涵十分重要。前文已經講到，本屆政府已經認定，解決中國經濟當前困境的根本出路是「產業轉型升級」，這是「供給側改革」的實質。但這個藥方體現的，是政府將富人與中產階級利益淩駕於工薪階層與貧困人群利益之上。這種階級傾向，正和「新自由主義」的階級本質相吻合。換句話說，「供給側改革」就是「新自由主義」式的階級再分配政治。  U; a" ?' n0 a3 K$ k8 Q*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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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供給側改革，看中共的階級政治
如果我們承認「供給側改革」是「新自由主義」式的階級再分配政治，那就必須回答：這種明顯偏向中高收入階層的再分配政治，為什麼在當前這個時間點上出現？政策制定者的具體動機固然無法確證，但至少兩方面的因素值得考慮。公仔箱論壇$ _% @+ q% j& i0 P# E+ _

第一，中共近年來似乎逐漸意識到，中產階級是維持政權穩定的關鍵，并開始強調中產階級對於鞏固中共執政基礎的重要作用。五月中旬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習近平力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政策口號，印證了這一趨勢。人民日報海外版下屬平台「學習小組」發表的一篇文章，更是明白指出：「中國目前形成的中產階層與中國執政黨的利益高度相關，呈現強一致性。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基本上都受益於中國共產黨自1978年起施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建設中國特色的中產社會，只會支撐中共執政的正當性。」7 |8 Z9 w) |, x( o% _5 }5 t6 K

不少學者認為，當今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高速的經濟增長。那麼，經濟增速放緩，必將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中共的合法性。在經濟下行時期，低收入群體往往首當其衝、受害最多，因此最有可能發起集體行動、增加政治不穩定因素。「中國勞工通訊」稱，工人抗爭事件數量從去年開始激增，到2016年1月份這一個月內就達500次以上。在這樣的形勢下，將改革開放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中高收入群體——牢牢抓在手裏，對中共來說不失為一種避免合法性危機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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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於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過程缺乏利益代表機制，工薪階層、低收入群體的利益訴求，難以被吸納到政策討論當中。一旦政策制定者在一開始選擇偏向某一階級，這種立場幾乎不可能在後續的政策討論中，被其他階級的利益代表制衡。甚至於，在宏觀經濟政策領域，對「哪些階級從政策中獲益、哪些階級的利益受損」的討論，基本處於完全缺位的狀態。所以，除非自下而上的集體行動將階級矛盾外化為政治維穩危機（如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國企改革和農村税費問題，引發下崗工人和農民抗議的政治危機），現有的制度框架沒有提供在階級語境下進行政策討論的空間。

以上這兩點，恰恰反映了中共在處理階級政治時面臨的矛盾：一方面，政策制定過程不容許各階級公開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在制度框架內解決階級衝突；另一方面，中共必須有選擇性地將特定階級作為執政基礎的核心，並在政策制定中表現出相應的階級傾向。這裏體現的，是一種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的國家﹣階級關係；而這種關係，造就了一條通往「新自由主義」的獨特路徑。

（張躍然，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政見CNPolitics團隊成員。研究方向為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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