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啟漢﹕請不要把「半熟的蛋糕」扛出來

教育產業化，把偉大的教育變成世俗的產業，對很多教育工作者來說，這建議本身已墮進道德的誤區。但本文嘗試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出發，集中探討教育產業化在落實的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難題。其實也不難想像，由於整個政策都是在急就章的情况下形成，目標不明確，產業的定義含糊，亦沒有充分的數據和論證，落實的結果只會是政策朝令夕改；又或好像政府過去的宏圖大計，在政策循環（policy cycle）中迅即成為過眼雲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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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政策過程
理性（rationality）一向是港府的核心價值。試看西方的民主社會，多元聲音的互相角力，核心組織的內部游說，各方利益拉扯的結果，使到公共政策難以統一；可是，為什麼特首單方鼓吹的教育產業化也儼然變成整合薄弱的失敗之作？理性模式講求的，本應是政府需釐清政策目標、找出和比較政策選擇、最後判斷哪個選擇最能達至既定目標。整個過程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教育產業化有多理性？似乎直到現在，政府還未清楚掌握政策的內涵和目標。總括來說，教育產業化可包含兩個完全不同的定義。其一是藉此輸出教育服務，從而賺取外來的收入。就好像英國的情况，近十數年間英國大學的數目以倍數增加，只要能負擔高昂的學費和宿費，排名30以外院校的大門總為大家而開，因此，近年到英國升學的國際學生大幅攀升，工黨政府也以此「驕人業績」而感到自豪。國際學生需要付全費，由此賺回來的額外收入可以津貼本土學生。不過，「驕人業績」的背後卻是降低門檻，濫收學生，造成「大家一起蠢下去」（dumping-down）的惡果。教育產業的另一層意義是把香港辦成亞洲區，甚至國際級的教育樞紐，人才薈萃，成為「知識型經濟」騰飛的催化劑。可是，要達到人才薈萃，除了要吸引人才到港升學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留住畢業生。明顯地，教育產業化的兩層含義未必能夠相容，真正的人才是不會在質素下降的情形下還來港升學的。二擇其一，可惜政府好像還游走在兩者之中，而不知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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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目標也沒有後着
目標不清晰，政策選擇又如何呢？假若特首和經機會的原意是要把香港提升為國際教育樞紐，從而集合人才，那麼政府必須考慮有什麼方法可以確保外地生在畢業後，將會留在香港工作，而不是把香港視為到英、美等國繼續升學或工作的一塊「廉價跳板」。這不是杞人憂天，而是確實存在的問題。根據教資會2008年公布的數據，除了港大和浸大以外，其他大學的留學生，佔絕大比例的（85%或以上）都是在畢業後即離港。在《施政報告》中，特首只是重申本港是一個國際化的都市，基礎建設和制度健全，彷彿市場的力量就會把人才自然留下來。挽留外地畢業生看似複雜，其實也絕不困難，新加坡就是一個很好的參考例子。環顧馬來西亞、緬甸、文萊和中國大陸，新加坡的生活環境確實怡人。「花園城市」或許我們學不來，但相關的配套措施卻可以「即買即賣」。新加坡政府要求領取獎學金的留學生簽訂服務協議，承諾畢業後在當地需工作一段時間，通常是3年；3年工作，再加3年學習，6年時間大概已能產生足夠的沉澱成本（sunk costs）。可惜的是，或許害怕帶來爭議，政府至今還沒有觸及這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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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特首的目標原來是要輸出教育，賺取額外收入，那以上的後着可能未必適用。但細心揣摩，不難發現《施政報告》中也有措施與輸出教育這個目標相違背。特首的教育產業化政策，是鼓勵自資院校的擴張。可是，無論在財力、人力、設施、聲譽和質素方面，自資院校對留學生的吸引力，肯定遠遜於受政府資助的大學。政府憑什麼推斷自資高等院校有進一步發展空間，有潛質成為教育產業的重要一環？要是發展自資院校，似乎投放資源於傳统大學，再向部分留學生收取全費，或許更加合乎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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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本來在經機會報告後就能寫就，但反覆考慮都是覺得特首必定會有更具體的措施在《施政報告》中發表，所以還是決定暫時把寫作計劃擱一擱。可是，過了今天，教育產業化還停留在一個沒有目標、沒有措施的階段。要建立教育產業，除了口號之外，似乎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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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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