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衛採訪權保障記者安全傳媒組織應該約見中聯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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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公安人員藉故搜查、阻撓香港記者採訪的事件，破壞了長期以來香港記者與內地當局磨合出來的默契，事態性質極其嚴重。香港新聞團體不應只是表達關注、譴責便了事，特別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簡稱NEA）應該聯同其他新聞團體（例如記者協會），約見中聯辦和港澳辦相關官員，反映前線記者的擔憂疑慮，最大程度爭取在前線拼搏記者的採訪權和保障其人身安全。tvb now,tvbnow,bttvb" |) Y8 F% o; u; Z

記者內地採訪模式tvb now,tvbnow,bttvb2 L- |1 b4 W3 q3 Q5 n

是長期磨合的結果0 f4 X) W; f7 y, x! W  f4 ^) j
香港記者到內地採訪，始於31年前改革開放之後，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隨着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開展會談，中方或許基於統戰、傳達信息、爭取輿論等需要，開始組織主流媒體的記者到內地採訪，包括全國人大會議開放給香港記者採訪（1984年的第六屆人大第二次會議），也是有關方面組織以記者團的形式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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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英會談期間，以至後來《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組織採訪不再，本港各家傳媒自行派記者採訪，還有採訪突發事件、或是自行設計的專題採訪等，使得到內地採訪，逐步成為香港傳媒的工作範圍。香港和內地就傳媒的角色、功能和運作等，認知上截然不同，但是歷經這麼多年和種種事故，總算磨合出一套「明規矩、潛規則」，讓香港記者得以在內地採訪。3 e5 u5 G/ I7 Z!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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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記者到內地採訪，絕非一帆風順，例如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國務院港澳辦頒布的嚴厲管理辦法，例如要求香港記者到內地採訪，要在約半個月前提出申請等。另外，更有碰到焦頭爛額的，例如1992年10月，《快報》記者梁慧珉採訪中共十四大會議，因事先取得江澤民的報告，被指竊取國家機密，一度被捕；1993年9月，《明報》記者席揚因為一則金融事務的報道，被指竊取、刺探國家機密，身陷囹圄3年後獲釋。公仔箱論壇8 A( ]' F& w8 Z.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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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例，以香港的新聞自由準則而言，內地的處理是太嚴苛。但是六四事件後收緊香港記者到內地採訪，基本上還是從管理出發，梁慧珉和席揚事件，顯示內地的「機密」陷阱處處，香港記者因而提高了警覺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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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假法律之名行惡* h/ |, W- E.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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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守法也屬徒然 6 X3 ~. s' Y* m' `) y
此外，內地官員一再提醒香港記者到內地採訪，要遵守內地的法律，個別親中陣營重量級人物，例如已身故的徐四民先生，也一再告誡香港記者到內地採訪，要守法，以免墮入法網。這些年來，香港記者汲取了大量經驗，到內地採訪，恪守法律規定，逐漸與內地有關部門、官員磨合出一套默契、模式，所以再沒有發生事故。tvb now,tvbnow,bttvb) q, [8 ^  }$ }. G& R( R3 P9 f+ J

但是，成都公安人員藉故搜查now電視台記者的事件，卻從根本上衝擊這套默契、模式。此事顯示一種情况，就是：無論香港記者如何嚴格守法，也不能保障採訪權利和人身安全，因為只要公安人員假法律之名以行惡，記者的命運就宛如待宰羔羊。  D+ X$ F. q! N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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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公安人員搜查記者，使人不寒而慄之處，在於以下3點：

第一、公安人員執勤時，拒絕出示警證，也表明沒有搜查令，他們就是擺明違法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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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公安人員口頭說接到有違禁品、毒品的「舉報」，卻拿不出具體資料，因此，有合理懷疑所謂「舉報」，只是生安白造的藉口，目的為阻撓記者到法院採訪譚作人受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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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假如公安人員可以違法執法、生安白造，則不能排除他們會進一步栽贓嫁禍，使得到內地採訪的香港記者，除了採訪權可能隨時被剝奪，人身安全也會陷入險境。* q$ l% u# h3 }: i, ^

成都公安人員這次所作所為，最要害之處是脫離了「管理」的做法，藉故「管制」記者，把記者列為「罪案嫌疑人」，使記者失去行動自由。記者距離「犯罪」，只有一步之遙，而記者是否「犯罪」，就決定於公安人員的一念之間。這種情况，使香港記者對於內地公安人員，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從而破壞了香港記者到內地採訪的模式。此乃事件的關鍵之處。6 I) u1 C" R& }; q

關於此事的跟進，據知now準備向成都公安局投訴，而昨日署理行政長官唐英年答覆記者提問時，表示會了解事件，再作跟進，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則認為特首這次一定要出手，向四川省政府尋求交代。這些進展是恰當的。now要鍥而不捨，務求得到合理交代為止，而特首適當跟進，以收保護香港記者之效，是應有之義。公仔箱論壇1 V: C" i4 u' N6 l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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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採訪權保障記者安全3 t8 ?9 D0 w: `/ w

NEA有不可推卸責任 * B1 C9 P3 g/ e; x; D* S
香港的新聞團體不應讓事件不了了之，要採取主動，由新聞行政人員協會聯同記者協會等，約見中聯辦和港澳辦官員，反映憂慮和提出意見。例如，起碼查詢日後若再遇到類似now記者的遭遇，香港記者可以怎樣做？拒絕搜查？還是報警？爭取藉着面談，找出一個讓記者遇事時趨吉避凶的指引。新聞行政人員是前線記者的上司，有責任為記者爭取採訪權和保障下屬的人身安全，因此NEA聯同記者組成的記者協會一起行動，是恰當的，也是NEA不可推卸的責任。" B2 y9 t+ Q7 l: h$ _1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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