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中東波革命指數與中國　沈旭暉

中東波革命指數與中國　沈旭暉
以分析中東波的「擲鞋指數」評估，中國不屬革命高風險國家，但卻有中東波各國沒有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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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中國網民發起「茉莉花革命」，北京認真戒備，一切與「中東波」有關的評論都發表不了，埃及、突尼斯、利比亞的名字成了「關鍵詞」。究竟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中東、北非發生的事在中國有多大可能出現？《經濟學人》月前自創了「擲鞋指數」(Shoe-thrower's Index)，嘗試分析阿拉伯各國被革命的風險，公式如下﹕百分之三十五﹕二十五歲以下人口比例；百分之五﹕二十五歲以下人口具體數字；百分之十五﹕政權連續執政年期；百分之十五﹕獨裁指數；百分之十五﹕貪污指數；百分之五﹕言論控制指數；百分之十﹕國民人均收入。

這個指數以阿拉伯聯盟國家為限，反映了西方認為這波革命雖是八十後民主運動，但並不容易與阿拉伯以外的國家比較；連阿拉伯聯盟內的吉布提和科摩羅，也被《經濟學人》認為因為國情太不同而不予評分。其實，這個指數只要予以修訂，也可以分析其他地方在二十一世紀的革命風險。要探討中東波有多少背景會在中國出現，我們可加入下列內容，並分析如下﹕tvb now,tvbnow,bttvb/ F2 B# p; ]: q% i

一，《經濟學人》指數極重視年齡，中國的「八十後」自也有一定激進程度，但在一孩政策下，他們的問題與其他國家都有所不同。不少激進的中國網民不是年輕人，有社會經驗，讓他們參與社會運動時懂得計算，這方面的風險評分，中國不會太高。問題是我們不應單以年齡評估風險，而應分析教育程度與人均收入的關係，因為受教育的年輕人是否不滿，根據埃及、突尼斯的經驗，是更重要的指標。以往教育程度越高，越難出現革命，但是當年輕國民教育程度偏高、而發現教育改善不了貧窮，因為投放了更多機會成本，失望會更大。在中國，教育依然是向上流動的入場券，風險還是比中東低。公仔箱論壇$ S% K* R; g4 p

二，說到連續執政時期，中國今天沒有穆巴拉克、卡達菲（卡扎菲）那樣的萬年領袖，問題是群眾究竟認為第四代、第五代領導人是換湯不換藥，還是推陳出新。阿拉伯世界的教訓是，領袖在位越長，越容易貪污和滋生利益集團，這方面，中國近年的年齡下崗制還是有監督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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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學人》指數的最大缺憾，是忽視了阿拉伯不同國家原有的內部衝突，因為只要內部矛盾存在，就是政體民主，也會持續不穩定。內部衝突是否存在，是可以從人口結構來分析的。中國主要組成部分(在少數民族自治區外)並沒有巴林一類教派矛盾，也沒有利比亞那類部落矛盾，社會矛盾與貧富懸殊理論上能以技術層面疏導，這方面的風險評估，中國也不高。

四，《經濟學人》以人均收入衡量經濟原因導致的潛在不滿，但這是有欠精準的，我們應以量度貧富懸殊的基尼系數來取代。沙特、利比亞、巴林的人均收入相當高，貪污不算世界前列，但貧富懸殊嚴重，容易累積社會怨氣。過去不少學者認為當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人民就會滿足於和諧社會，但從中東波看來，貧富差距才是矛盾主因。在這方面的評分，中國的風險是高的。

五，《經濟學人》量度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控制來判斷風險，但在二十一世紀，這也不能與時並進。我們應改為評估互聯網政治對資訊傳播的影響，具體量度是計算互聯網的使用率，再乘以互聯網在日常溝通的重要性，須知在言論欠自由的國家，報紙雜誌的控制已不管用，互聯網的政治功能會很大。中國已是世上網民數目最多的國家，不少國民在現實和網絡世界表現判若兩人，無論是網絡民族主義還是自由主義，都比現實世界的激進得多。這方面的評分，中國風險是極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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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濟學人》分析了國家的獨裁指數，但忽視了另一項相關因素，就是公民社會的成熟程度。在埃及，公民社會相對發達，令革命較易組織；在公民社會不發達的利比亞，革命則較難系統組織，但一旦激化了，卻會因為沒有公民社會的宏觀調控，更容易流血收場。中國公民社會近年已發展起來，但組織受官方嚴密控制，不可能承擔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角色，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北京控制局勢的能力是高的。但一旦局部地區亂起來，經互聯網傳播，其他地區卻可能迅速無秩序地響應。 }! Y/ g* ?$ D;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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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修訂版本的風險評估指數，中國怎麼看也不屬高風險國家，但卻有一個中東波各國沒有的風險。政府的過份反應，以及對相關資訊的刻意封殺，經互聯網傳播，足以傳遞一個扭曲的訊息，樹立本來不存在的稻草人，令一般人誤會中國的風險其實很高，否則政府不會這樣反應。就是示威原來只有十個人參與，在這環境下，也足以被演繹為群眾被打壓，被逼害情結就容易在網絡滋生。以往中國渲染外國勢力的威脅，靠的就是不完全流通的互聯網，利用人民的先天成見，取代嚴謹證據的提供。諷刺的是同一策略，在茉莉花革命組織者的角度，也完全可以應用。對中國而言，這才是最大風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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