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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3-5 01:10 PM | 只看該作者

[港澳台] 劏房．倡議 hk01

根據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最新報告，2017年居於不適切居所的人數較往年上升9%，全港逾11.5萬人受問題困擾。居住權屬人權，在社會結構性貧窮問題及政府房屋政策成效不彰的雙重夾擊下，基層市民被迫蝸居劏房，埋下生理及心理隱患。
劏房住戶的心聲是什麼？他們日常生活中最為迫切的需求又是什麼？劏房專題，將從劏房住戶的生活日常、政府措施的效用，以及保障居住權益的「最低居住標準」入手，探討社會應如何為市民的住屋權編織一張安全網。
本文為專題第一篇，從劏房家庭的故事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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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未讀小學的昊明（花名）與弟弟住在葵涌一棟大廈的劏房中。（陳嘉元攝）- V/ q* |" c* I) Q. a
除夕前兩天的下午，劉太和兩個兒子一如往常留在家中，大兒子昊明（化名）拿着媽媽的手機玩遊戲，小兒子峻辰（化名）纏着媽媽，電視機的聲音迴蕩在100呎的屋內，無人說話都不顯得冷清。或許因為屋內逼狹，視線觸及之處布滿大小物件，看不出整理行李返鄉的痕跡。「之前昊明的功課中有一個問題，夏天最喜歡做什麼？昊明的答案是『最喜歡去姨母家玩』。他每次出去住都不想回來。」劉太笑道，「這次（返大陸過新年）可能又會不想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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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太一家四口，住在葵涌一棟大廈的劏房內，是全港近20萬劏房住戶的剪影。近年來，隨着劏房人數上升，住屋環境與租金不匹配，劏房住戶的住屋環境愈來愈受關注。根據政府統計處今年1月公佈的最新統計報告，全港已有近20.7萬人蝸居劏房，其中近三成為單身人士，其餘為二至四人家庭，而兒童隱患和長者安全尤為引人關注。近年來，劏房人口數字與公屋輪候時間一同節節上升，「上樓難」不僅帶出政府近十年房屋政策失效的問題，長遠還會對數十萬蝸居劏房的居民造成不可抹去的影響。

劏房細小，孩子想要的玩具因空間問題，難以實現。（陳嘉元攝）tvb now,tvbnow,bttvb* d& B! f: ` k; A0 S
公屋量增長緩慢，過渡房屋杯水車薪，福利津貼與社區服務等中短期措施都無法在一時半刻解決劏房戶的住屋問題。面對龐大的住屋需求，租金高企的市場將劏房塑造成現代都市生活的「必需品」；然而，住屋權是人的基本權利，政府是否應該為條件惡劣的住戶提供一張安全網？香港是否需要訂立最低居住標準？相關標準又該如何制定？政府究竟是擔心干預市場會導致基層居民利益受損，還是過於懶政，甚至要犧牲市民權益來換取資本家利益？個人命運之不同，自然受先天因素影響，但維護住屋權益、推動居住正義，則無關階級、不分你我，這些問題和答案，需要大家一起面對。
劏房小童的「夢想」：上公屋，有一輛電動玩具車

看電視成為劉太家中唯一休閒娛樂的活動。（陳嘉元攝）
去年5月，劉太搬到現在居住的這間劏房。屋內面積100呎左右，開門迎面就是一扇窗，相比於網絡上流傳的劏房相片，顯得通透明亮。但這畢竟是能夠一眼望盡的房屋構造，廁所和廚房塞滿物件。早前有業主放出「獨一無二」的劏房相片，馬桶與梳化床緊緊挨着，幾乎構成了「家」的所有。劉太的家雖然不至於此，但當三個人坐在小椅子上後，家中幾乎不剩走動空間。

劉太一家有兩段住在劏房的經歷。三年前第一次搬到劏房，面積比現在居住的房子還小，需要和其他人共用衛生間和廚房。昊明爸爸注重衛生，又因環境擠迫，決定換一套劏房。昊明因為轉校不開心，回到家中忍不住問媽媽，能不能回到爺爺嫲嫲家裏住。2 |3 n( i2 p0 {, m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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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的租金是劏房住戶面對的最大問題。根據統計處數字，2017年劏房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為4,500元，較2015年4,200元上漲300元，租金佔入息逾三成。劉太的劏房租金每月4800元，家中只有丈夫工作，大兒子近年將要步入小學，小兒子也已經就讀幼稚園，儘管租金未及收入一半，但高昂的租金對他們而言依舊是沉重的負擔，需要依靠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補貼家用。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0 n$ P+ ]: B1 l

昊明（化名）家中僅有100呎，他最想要一輛電動玩具車，媽媽卻不准許在家中擺放。（陳嘉元攝）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R* j2 S* J q$ |
租金之外，被濫收水電費亦是許多劏房戶面對的難題。2017年，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團體及社區工作部發布的《葵涌區不適切居所室內環境質素及水電費》報告指出，劏房住戶平均每月電費高達570元，較上年升幅為27%；而平均每月水費開支則為170元，漲幅達到21%。這樣的支出，比一般住戶高出許多。參照中電公布的用電價目，以每個家庭平均2個月用電800度計算，2017年的平均總電價為113.2元，而2016年與2015年分別為113.2元及114.2元，可見電費總體趨勢是下降的。劉太的業主則每月收取300元水電費，多除少補。+ K* F, G4 b'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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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冬梅加入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協助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服務劏房居民近兩年。作為社工，她時常與劏房住戶接觸，實地了解住戶生活情況及需求。對於濫收水電費的現象，她聽說過最貴的電費為每度2.8元，而正常電費僅為1.8元；水費更是離譜，最貴高達每平方米35元，整整高出水務處價格近4倍。公仔箱論壇3 S: N; S" ^) Y% Z3 ]' }

為了節省水電費等生活開支，劏房家庭必須「鬥智」，才能細水長流。由於之前住所空間過小，無法做飯或洗衣服，有時候劉太會回娘家完成這些家務；現在的住所空間稍微大了些，便依靠在夏天少開冷氣來節省電費。

但生活最苦澀的，還是孩子的成長環境不盡人意。去年政府與民間組織共同推出「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為期三年，可提供千戶劏房家庭入住。但早前有組織調查深水埗劏房住戶對共住房屋的看法，結果顯示七成劏房戶不願意入住。劏房住戶抗拒共住有其原因，例如共住雖有當下流行的「共享」概念作修飾，但共住狀態根本與共享原意無涉，很有可能變相催生另一種劏房形式；另外，共住亦會帶來私隱問題的憂慮。

劉太及丈夫每日在地上舖床墊睡覺。（陳嘉元攝）
談及共住房屋，劉太亦有所顧慮，關鍵之處在於家有二子，讀書問題成為首要考慮。由於共住房屋計劃限期三年，兩個孩子處於入學階段，轉校造成的心理影響不容小覷。昊明經歷過搬家轉校，自然對不停變換環境有所牴觸。9 B, H6 s) a4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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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明還有一個小小心願始終難以實現——擁有一架電動玩具車。生活在太過細小的房子，擁有一架玩具車都顯得奢侈，媽媽只能忍痛拒絕孩子的要求。然而對於一個急速吸收生活養分的幼童而言，童年失去的不僅是玩具，昊明平日想帶朋友回家玩耍，因為空間太小，不被准許。或許是安慰聽得多了，昊明如今已懂得在被拒絕後輕輕說一句，「等公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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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太在接受採訪期間，昊明一人安靜坐在床上玩遊戲。劉太提及等待公屋的無奈時，昊明會微微抬起頭，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劉太說起孩子有渴望的禮物卻無法獲得，不免有些無奈，但又打趣道，小小年紀的孩子已懂得說「一起等公屋」，十分懂事。但昊明心裏或許都留有不解，對未來看不見亦摸不着，只能以「上到公屋可能都放不下玩具車」來安慰自己。
不適切居所易引發情緒問題公仔箱論壇2 P0 H1 g1 E! L1 v: `+ m

家中環境小，不僅會對孩子的成長造成顯性和隱性的損害，對成年人的生活亦有影響。（資料圖片）tvb now,tvbnow,bttvb* j) N0 M0 ?% W8 O% [
家中環境小，不僅會對孩子的成長造成顯性和隱性的損害，對成年人的生活亦有影響。劉太的丈夫一人撐起家裏收入來源，一天勞碌回到家中，看電視成了別無選擇的休閒活動。「客廳」細小，收拾完吃飯所需的桌椅後，一家人坐在地上難免磕磕碰碰。小兒子活潑好動，玩樂時常會踩到父親，久而久之，對工作了一天、只想有一個休息空間的父親而言，漸漸成為心理負擔。

談及居住空間細小對人的心理健康有何影響，劉太聲音漸漸輕了下來，憶起去年一宗劏房母親肢解女兒的案件，劉太一反先前平和的語氣，低聲說可以理解那位母親的舉動，社會悲劇與空間小密切相關。蝸居逼狹劏房，容易導致脾氣大和其他情緒問題，小朋友便成為大人發洩的出口。公仔箱論壇) m3 w# U0 P8 h8 O# V# |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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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太的兩個兒子年紀尚小，不諳世事，「他們現在意識未夠，未知自卑，還不懂得比較。」劉太坦言，她擔心孩子們長大後若仍蝸居劏房，難免產生階級觀念、衍生自卑情緒。事實上，處於青春期的少年逐漸有獨立人格及意識，不再依賴父母照顧，更容易產生情緒問題。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回憶接觸劏房少年的經歷，曾見到約莫12、3歲的青少年，「住在劏房很不開心，本來12歲就很反叛，他更反叛。」情緒無處發洩，少年逐漸放大反叛情緒，「對家裏不滿，回到家裏就是睡覺，不敢告訴別人他住在哪裏，有很重的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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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的居住環境會對人產生不同影響，不僅會導致個人產生情緒壓力、降低集中力、睡眠質素下降，還會引發家庭衝突。（資料圖片）4 s; x( e: @& W4 k8 J5 K
在佈滿情緒牢籠的社會中，這樣的少年不是孤島。近年來，精神健康成為在現代都市生活中愈發重要的話題。據2017年食物及衞生局《精神健康檢討報告》指出，本港精神病患者人口持續增加，約有110萬至180萬人患有精神障礙。在精神健康的隱患中，低收入的基層市民受到不適切居所的影響尤為值得警惕。明愛社區發展服務於2017年10月發布《不適切居所及租金壓力下對基層租戶構成情緒危機》調查報告，指基層租戶因住屋問題衍生出精神壓力，屬於精神健康高風險群組，並有45.5%及44.1%的受訪者具鬱症及焦慮症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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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切的房屋對人產生的隱患究竟有多大？根據英國環境衞生協會研究，潮濕、擠迫、有噪音、衞生條件惡劣等居住環境，會對人產生不同影響，不僅會導致個人產生情緒壓力、降低集中力、睡眠質素下降，還會引發家庭衝突。+ c' I4 O- d/ W' z9 K8 @
住屋隱患對精神健康及發展影響。（資料來源：英國環境衛生協會）
不適切居所衍生的隱患不可輕視，少年失卻青春，青年疲於供樓，長者晚年不安，如此處境正正是貧富懸殊與樓價高企時代的側寫。蝸居四方天地的劏房住戶，他們有何實際需求？政府提供的舒緩政策成效如何？這些問題可從社區層面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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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3-5 01:13 PM | 只看該作者

政策收效微　貼身服務靠社區( ~8 ^) W9 O4 F# q. ?/ Z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最新報告，2017年居於不適切居所的人數較往年上升9%，全港逾11.5萬人受問題困擾。居住權屬人權，在社會結構性貧窮問題及政府房屋政策成效不彰的雙重夾擊下，基層市民被迫蝸居劏房，埋下生理及心理隱患。
劏房住戶的心聲是什麼？他們日常生活中最為迫切的需求又是什麼？劏房專題，將從劏房住戶的生活日常、政府措施的效用，以及保障居住權益的「最低居住標準」入手，探討社會應如何為市民的住屋權編織一張安全網。
本文為專題第二篇，從社區中心觀察基層市民需要怎樣的貼身服務。5.39.217.76" C2 A' r" l" b' j: R0 [% |* J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今年3月將正式推出「煥居生活館」，幫助劏房居民。（陳嘉元攝）5.39.217.76$ _; B/ n ?# e. O. R
現時公屋平均輪候時間為4.7年，遠超政府「三年上樓」的承諾，市民利益受損，無奈只能「打甩門牙和血吞」。劉太加入等候公屋的長龍已經六年有餘。問她心情如何，劉太脫口而出說「想死呀」，然後又爽朗地笑了笑。上公屋遙不可及，津貼補助雖是雪中送炭，但無法解開劏房生活的死結。專為劏房住戶提供服務的社區中心，對劏房戶而言最為「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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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於五年前成立，由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協助組織。大聯盟所在的社區中心有兩層樓，街坊和社工在門外種了兩排蔬果，記者來到社區中心的這個下午，正好有小朋友在澆水。一進門，溫馨的氣息迎面而來。乒乓球桌上放有積木玩具，靠牆的書架擺滿讀物，時常有小朋友在這裡消磨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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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將正式推出「煥居生活館」，離社區中心不遠。「煥是光明的意思，又是『換』的諧音，是搬屋的意思。我們希望能在搬屋期間，跟他們一起度過艱難的時間。」姚冬梅提起即將面世的新項目，眉目間不僅流露興奮的神情。公仔箱論壇% I/ ~* u. K1 c& Z5 \! K# }

三年前，姚冬梅作為全職社工加入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平日時常走訪劏房住戶。（陳嘉元攝）
兩前，姚冬梅作為全職社工加入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協助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平日時常走訪劏房住戶，「煥居計劃」在接觸街坊的過程中應運而生。家訪過程中，社工們發現，劏房街坊搬家頻繁，一則是因為家中小朋友成長，需要更大的生活空間；二則因為業主加租加得厲害，或用不同藉口回收房子。而劏房住戶在交完房租後基本沒有積蓄，搬家費用對他們而言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搬家費用高昂，如何才能節省開支？「煥居計劃」中的「義氣搬運司機計劃」為此設計，先由社區中心通過宣傳或街坊介紹，招募司機，以市場八折的價錢幫助街坊搬屋。計劃啟動不久，姚冬梅透露曾有「原價」2,000元的搬屋個案，司機最後只收取300元。計劃還在完善，之後還將推出網站，模仿Openrice提供評價服務，「（司機計劃）不僅看價錢，也可以看服務質素，保障雙方。另一方面，有些司機都未必有錢，也是基層街坊，比較難自己找生意，所以計劃可以給司機一些機會。」姚冬梅解釋道。現時已有七名司機加入計劃，「有的是街坊介紹的，有的是知道我們宣傳的，有的司機也是劏房房，他們都願意幫助街坊。有的街坊（司機）好好，他們說以前也窮過，知道搬屋過程都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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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居生活館」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個空間讓街坊親自動手實踐家居維修。生活館內擺放了幾張木桌，提供專業維修工具，開放的空間就像一間設計工作室。將於4月開展的「家居維修班」，有份構思課程內容，包括天花板漏水處理、石屎保留修補、牆身掃油漆技巧、安裝門鎖和水龍頭等。* w- i( b, G) J+ H

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所在社區中心提供不同物品予劏房居民。（陳嘉元攝）tvb now,tvbnow,bttvb7 b5 L% c* \4 x8 R2 Q

除了硬件設施上的幫助，有過基層家庭生活經驗的姚冬梅也關注劏房住戶的心理狀況。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會定期舉行居民關注組會議，邀請街坊一起分享明常生活遇到的困難。「有街坊因為住在劏房，覺得自己能力不夠，總之是會怪責自己，怪自己不夠厲害、沒錢，才會住這些劏房，他們成天這麼說。」一開始只有十人左右的會議，如今已經有二十多人參與。「我們希望街坊多參與（活動）之後，懂得分析住屋問題，（他們住在這樣的環境）不代表他們不勤力，可能是社會因素令租金這麼高，劏房環境愈來愈差也有其他因素。當他們懂得分析問題後，就不會一直怪自己了。」組織街坊會議的姚冬梅深有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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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太在知道葵涌的社區中心之前，形容等待公屋「等到灰心」，「之前自己沒有找過資料，只是感覺徬徨，亦不知道還有多久才可以上樓。」直到二、三年前，她認識了一些也在等待公屋的人，才有對象分享和討論彼此情況。社區中心除了提供貼地的服務和免費物資，亦教住戶了解自己的權益，例如當財政預算案來臨的時候，住戶會討論政府的方案。9 _8 T n2 O( J! D

組織社區活動要面對資源不足的問題，對於社工而言，最開心的莫過於看到街坊在參加活動過後有所改變。姚冬梅憶起與街坊的交談，「他們自己會說，自己參加活動後會開心。」接觸了不少劏房街坊後，姚冬梅看到街坊對政策失望，更覺與街坊聯繫的重要性。「街坊參加活動後，懂得講自己的訴求；他們更了解自己的問題，也會更有自信。」有的街坊原本認為自己無知，只當旁觀者，「但當他們懂得之後，會邀請朋友一起來了，」姚冬梅欣喜於發現街坊自身產生的變化。
政府措施成效不彰　「基層的需要，好像總是放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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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社區中心能為劏房住戶提供「度身訂造」的服務，但援助畢竟有限。（陳嘉元攝）0 Q" N0 g) C0 o( z  @
儘管社區中心能為劏房住戶提供「度身訂造」的服務，但援助畢竟有限。公屋數量未能達標，基層市民無法上樓，只能委身居住在不適切的居所。因此，對劏訪住戶而言，政府的中短期舒緩政策必不可少。tvb now,tvbnow,bttvb# ]" K# i+ @- B- g% {3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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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於2016年推出低收入家庭在職津貼，但至2017年6月，政府僅收到7.4萬宗申請，惠及11.9萬人，與預期的20.4萬戶、71萬人目標相距甚遠。申請過程繁瑣、工時及入息資格不合理等問題，是阻擋低收入家庭申請該津貼的主要原因。劉太已是第二次申請低收入家庭在職津貼（下稱「低津」），第一次申請過程對她來說並非好回憶。首先是填表過程繁瑣，在遞交申請之後，職員並未主動跟進，和等待上樓的心情相似，等待津貼的過程是茫然的。時隔半年，「救命」津貼才到劉太手中。( O" A! x7 {+ u+ u, B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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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社會對低津政策改善呼聲漸漲，2017年10月施政報告公佈將放寬低津入息資格，一人住戶不再被排除在外，津貼額將調高，工時要求增設中間層（每月168小時），增設四分之三津貼額，允許家庭成員合併申報工時。這些調整或會降低申請門檻，但仍有申請困難的人群，例如難以提供工作證明的零散工。若沒有穩定僱主，無法提供僱傭合約、工作和薪金證明，便無申請資格。5.39.217.76' g* E7 a- j9 X3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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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津之外，N無人士津貼亦是劏房住戶的「救命稻草」。所謂的N無津貼，由2011年成立的關愛基金發放，向「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發放一次過生活津貼，對部分無法獲得任何政策援助的劏房住戶而言，能夠發揮「補漏拾遺」的功用。於情於理，「N無津貼」與低津在目標和作用上並無重疊，不能互相取代。
劏房住戶有份參與種植的蔬果。（陳嘉元攝）
關愛基金曾於2013年、2015年和2016年三度發放「N無津貼」，但2016年底宣布次年不再發放。按照政府說法，「N無津貼」是配合財政預算案推出的短期紓困措施，由於2016-2017年度相關短期紓困措施較少，「N無津貼」隨之取消。數日前（28/2），政府公布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計劃重推N無津貼，料將有15萬人受惠。儘管如此，對於長期處在租金上揚、環境惡劣的劏房住戶而言，津貼仍不過是杯水車薪，治標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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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針對近年來惡化的劏房問題，政府終於在2017年與社聯共同推出「社會房屋共享計劃」（下稱「共住房屋」），計劃在3年內為1000名住戶提供為期2至3年以上的共住房屋，但接受度不如人意。早前有組織調查深水埗劏房住戶是否願意住在共住房屋，結果七成人拒絕入住。劉太對共住亦有遲疑，由於大兒子今年將上小學，共住房屋期滿後又需要搬屋，學習地點對孩子成長的影響以及搬屋的消耗是家人最大的考慮。回到共住概念，國外以共享房屋舒緩住房問題，但其根本上推廣的是促進社區關係的共住形式，而香港住屋空間本已狹小，共住的居住體驗未必優於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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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社企「要有光」向城規會申請，將深井山邊前身為九龍紗廠職工宿舍改為租住房屋用途，並於2015年展開翻新計劃，最終於2016年完成維修工程，提供45個單位。共住房屋常被拿來與光屋比較，身為光房計劃董事會成員的鍾劍華認為，「要做到共住，又產生正面效果，不是拿出一間屋就可以做，是花費了很多心機。」例如光房計畫會專門配對租客和業主，但鍾劍華坦言，光房計劃只能做到「幫得一個得一個」，要解決根本問題，不能止步於此。「我們做了幾十個光房，我們只是給幸運的少數人一些選擇。」

當劏房儼然成為畸形租屋市場的必需品、將劏房的存在合理化，便容易導致基層市民的基本住屋權被漠視。「幸運」理應屬於「普通的大多數人」，政府應構想適合香港市民的居住標準，摒棄市場為先的教條。社區配套服務與中短期紓緩措施應繼續改進，多管齊下改善基層住屋環境，更應從訂立基本居住標準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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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最新報告，2017年居於不適切居所的人數較往年上升9%，全港逾11.5萬人受問題困擾。居住權屬人權，在社會結構性貧窮問題及政府房屋政策成效不彰的雙重夾擊下，基層市民被迫蝸居劏房，埋下生理及心理隱患。& k$ W- u2 _& \) T) P. k2 ?& h$ B" K
劏房住戶的心聲是什麼？他們日常生活中最為迫切的需求又是什麼？劏房專題，將從劏房住戶的生活日常、政府措施的效用，以及保障居住權益的「最低居住標準」入手，探討社會應如何為市民的住屋權編織一張安全網。
本文為專題第三篇，探討屬於香港的「最低居住標準」真的遙不可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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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最新報告，現時近21萬人蝸居劏房。（陳嘉元攝）
住屋權不斷倒退

回溯殖民地時期，政府在房屋問題上的政策思維，乃愈趨重視「人的生活」。香港的公營房屋催生自1953年石硤尾寮屋區大火，其時政府興建徙置大廈，以安置難民和災民為首要考量，故在設計時沒有多考慮家庭的需求。誠如徙置專員所指，政府只求以「一套快捷而實用的方法」，「解除寮屋區的火災危險及對公共衞生和秩序的威脅」。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i1 G) a1 r+ ~6 ]. y. d

進入1960年代，公營房屋的建築類型和單位面積多樣化，廁所和廚房等生活所需的私密空間亦逐漸出現在建築設計中。房屋政策的轉捩點是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相比於前二十年的「以量為主」，1970年代起政府着重為市民建造「合理居住環境」。有社會學家分析，具私密空間的公營房屋不僅是要滿足大眾個人生活需求，更是在大眾起居生活中灌輸全新的價值觀——令置身於城市中的人們具有公民自豪感，而不再是災民、難民或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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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之後，歷屆政府的房屋政策向地產商傾斜，新自由主義成為剝削基層市民的藉口。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認為，董建華時期的「八萬五建屋計劃」仍算具雄心，但可惜政府之後為防止樓價下跌、保護金融市場和投資者的利益，在2002年宣布退出市場，停售居屋，取消建屋指標。此後十年，整個房屋政策相當於就此停止，加上該階段社會發生許多轉變，例如人口增加和貧富差距擴大等，種種因素衍生出如今的基層住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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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缺乏對居住權的保障。（陳嘉元攝）
「社會上沒有用『right』（權利）的概念來看待房屋問題。」長期關注貧窮問題的社會工作者陳紹銘如是說。在他看來，在香港，房屋始終是致富工具，政府反對租金管制，正是因為站在既得利益者一方。在置業導向的社會環境中，市民沒有選擇，昂貴的租金與官方論述相互作用，令大眾不得不捲進置業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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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劍華則認為，政府在房屋問題上更是推波助瀾，「現在（要解決）的問題不（應）是要幫人置業，而是要住屋問題，令租金合理一些。樓建起來是要住，不是給人投資。」鍾劍華續指，「我都覺得置業有好處，但那不是房屋政策的目標。現在連住屋問題都未解決，就要幫人置業，我覺得政府走快了一步，正處理不太迫切的問題。」
劏房合法不合理　政府應普查了解問題

事實上，作為一項基本人權，住屋權不是什麼新鮮事物。早於1999年，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通過「適切居住權」（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內容包括居住權保障、基本服務與設施、可負擔性、居所適切性、住屋機會、地點和文化共融等。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相關說明中指出，一間「適切」的居所，除了要滿足一般住宅遮風擋雨的功能，還須應和人們對更好生活的需求，即保障人民擁有安全、平靜、具尊嚴地生活在某處的權利。5.39.217.765 s4 G1 v. d"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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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適切居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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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署對劏房有一套「定義」：「分間單位，俗稱『劏房』，一般是指在建築物原先經批准的圖則上顯示的一個樓宇單位，被分間成兩個或以上的獨立房間」，具體而言，只要符合《建築物條例》、《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電力條例》、《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等相關法例，劏房就可合法存在。然而，對比聯合國的「適切居住權」，上述條例偏重建築物硬件設施，顯然忽視了人的居住體驗。另一方面，儘管有法例約束劏房改造帶來的危險，但現時仍有許多劏房存在阻礙消防通道、牆體滲漏水等問題，政府監管成效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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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聯合國的「適切居住權」，香港有關住屋條例偏重建築物硬件設施，顯然忽視了人的居住體驗。（陳嘉元攝）
自2015年開始，統計處共發布了三份關於劏房的統計報告，但其中並未包括和住屋環境相關的統計數字，更有輿論認為報告所言的劏房戶口數低於實況。究竟普查有無必要？鍾劍華認為，為了解問題，普查有其需要，但調查結果或會令政府尷尬。「（普查）對了解問題是有用的。但我說政府一定不會去做。在公共政策上，他們（官員）都這麼說︰如果處理不到，就不要當做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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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劍華認為，政府至今都不敢正視劏房問題，甚至將劏房視為解決居住問題的方法。他坦言，邊緣房屋的問題的確難以解決，「現在劏房問題是愈來愈差，愈來愈貴，沒窗的房屋比比皆是，較以前板間房的環境還差。」# Q) @: ^( l*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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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7年長策周年進度報告，居住環境欠佳住戶類別中有七成是劏房住戶，高達83,300戶，比2016年上升9.4%。劏房住戶的居住環境急須改善，居民對住屋環境亦有其想像。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曾訪問約100戶居民關於居住的標準的要求，其中硬體設施包括人均居住面積不少於70呎、有獨立廚房和廁所、有窗、天花與牆壁沒有剝落和滲水，以及有冷氣；租住權保障方面，每年加租幅度應低於通漲、業主不濫收水電費、會簽署租約、業主要提供合理維修。從他們的意見可知，現時劏房住戶就連基本、合理的保障亦未得到。! V6 z9 ^# n* d!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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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齊下改善劏房　從訂立「最低居住標準」開始

劏房住戶家中往往無處擺放物品。（陳嘉元攝）
基本居住標準是保障住屋權的第一道安全網，但在香港尚未成形。某程度上，香港的確存在居住標準，例如陳紹銘便認為，現時《建築物條例》和《消防條例》要求建築物有窗、通風，也可以算是一種標準，但討論範疇限於安全層面，而且執法不嚴。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7 e! V7 {1 m0 z- O1 p% t8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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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居住標準不應僅僅與安全相關，「最小居住面積」也應是重要一環，而這也是多地政府為居民訂立居住標準時的考慮要素。例如在英國，人均居住面積最低要求為75平方呎，日本則高達199平方呎，台灣內政部營建署亦於2012年發佈《基本居住水準》，規定一人居所最小面積為140平方呎。公仔箱論壇1 [; \; q0 m# m9 I4 U
各地人均居住面積及最低要求比較tvb now,tvbnow,bttvb9 m) q ^0 `% j5 ?
香港目前僅得公屋具有人均居住面積標準，而該標準已是1982年的產物。當年，政府讓居於單位面積少於59.18平方呎（5.5平方米）的公屋「擠迫戶」，可以通過「舒緩急迫調遣計劃」搬遷，及至1991年，房委會將標準擴大至每人75平方呎（7平方米）。這標準20年來再無更hi新，政府固然需重新檢討，但相較之下，私人住宅的最低居住面積更是毫無標準可言。1999年，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曾討論《私人住宅的居住標準》研究報告，其中涉及基本設施、樓層高度、天然照明與通風、防火安全標準等，卻不包含居住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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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最新公布數據，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僅得56.5平方呎，不僅低於公屋標準75平方呎，甚至比赤柱監獄單人囚室還要小。這個數字近年節節下跌，有民間組織統計的劏房平均面積更低於50平方呎，足見劏房住戶身處水深火熱之中。在寸步難行的家中生活是什麼體驗？以一家四口生活在100呎的劏房為例，由於碌架床上層放滿雜物，兩個孩子睡在下舖，劉太夫婦每晚只能冰涼的地板鋪上床墊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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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居住面積的大小會直接影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這裏所謂的距離，不僅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還觸及個體心理狀態和私隱。據人類學家分析，從親密（intimate）到私人（personal），社交（social）到公共（public），四種關係的距離需求依次增加，因此在住宅內部的公用空間內，若距離無法滿足關係的需要，或會產生摩擦、激發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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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縱使劏房環境十分惡劣，仍優於過往的板間房或籠屋。荷蘭註冊建築師何尚衡指，板間房與籠屋的環境當然惡劣，而如今社會經濟已有所發展，私人空間理應隨之改善。他認為設計空間基準時，應考慮人體工學，並對當地人口進行調查，才能得出何謂舒適空間的結論。同時，考慮到各地社會的風俗習慣有所差異，在訂立標準時，需要考慮本地情況。tvb now,tvbnow,bttvb- F& W' h4 h" N% [

陳紹銘則認為，應該細化居住標準的指標。目前政府已有針對劏房的定義，若要訂立最低居住標準，可將標準限制在該類型住所。陳紹銘坦言，政策推行時不可能永遠達至「雙贏」，若政府只關心業主的反應，將難以成事；結合當下土地房屋問題的頑疾，最低居住標準的確不易推行，但至少要作為參考標準，督促政府正視住屋權困境。陳紹銘認為，最低居住標準值得嘗試，可先作為參考線再考慮立法推行，若成效不彰，再進行改善。tvb now,tvbnow,bttvb! \3 d+ b. ^! ?1 ]1 C) Y#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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劏房環境愈趨惡劣。（陳嘉元攝）
「最低居住標準」外　尚須其他措施配合

訂立最低居住標準僅僅是正視問題的第一步，若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在權利失衡的住屋市場，受挫的還是基層。2014年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與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曾聯合調查香港劏房租金指數與住屋環境，發現劏房住戶的平均租收比（租金佔收入比率）上升了41%，但人均居住面積卻下降至47.8平方呎。研究還發現，劏房住戶要靠搬居到環境更惡劣的住屋，以維持租收比不變。因此，若實行最低居住標準，劏房住戶或會被迫搬離他們負擔不起的住所。為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在訂立最低居住標準的同時，還應配合租務管制等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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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劍華坦言，大城市難免存在邊緣房屋，但每個地方應有約定俗成的住房標準，才較為合理。「如果有很多人長期住在不合理的居住環境，對城市造成壓力和其他問題，而他們又被負面標籤，這時候我覺得就應該處理（不合理的居住問題）。」但訂立最低居住標準並非沒有後顧之憂，必須配合其他措施，方能保障租客權利不被業主剝奪。因此鍾劍華續指，每個獨立政策都很難執行，需要有完整的方法，例如結合租客註冊、合約登記、租金管制、津貼等配套措施。

「資本家即使能夠辦到，也不願意消除住宅缺乏的現象，這一點已經完全確定了。於是，只剩下其他兩個出路，工人自助和國家幫助。」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中的一番話，在今時今日的社會中依然適用。事實上，即使是大眾認知中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政府也會積極介入市場，英國即為一例。早在十九世紀，英國政府便開始整治貧民窟，地方政府被授權拆除與改建不符合標準的住房；其後，政府頒布多項法律，不斷修正房屋政策，包括1890年的《住宅法》與1915年的《租金法》等。二十世紀後，英國住宅保護體系愈趨成熟，對私有住宅的管制多樣，包括禁止居住在過於擁擠的房屋、訂明不適宜居住的房屋、強制推行住宅建築標準、控制租金等，還通過發放住房補貼、住房金融政策等輔助措施，來保障人民的居住權。

確保人民可享居住權，乃公平社會的基本要求、政府的應有之義。香港房價痛苦指數常年居首，貧富差距懸殊，面對極不合理的住房條件，基層市民無力反抗；眼看劏房問題嚴重，政府不應以「不干預市場」為藉口，推卸保障市民居住權益的責任。政府應積極介入私人住屋市場，承擔監管之責，實行「最低居住標準」和其他配套措施，從根本處改善基層市民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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