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黃偉豪﹕民主從來不是賜予的——從六四和中國政改看香港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4-5-26 06:32 AM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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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豪﹕民主從來不是賜予的——從六四和中國政改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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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四」25周年的前夕，回看「六四」對香港人的最大衝擊之一，莫過於使香港人深切及濃烈地感受到自己「中國人」的身分，及了解到中國和香港已慢慢地連成一線，成為了命運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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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非常擔心「八九六四」的中國，將會是九七之後的香港。25年後，這一種憂慮和恐懼不單止沒有消失，反而是變得更加強烈和真實。九七回歸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在不斷地印證了這預言。就如這一刻，當中央及特區政府正聯合絕不手軟地打壓「佔領中環」運動的時候，我們便開始擔心「八九六四」的北京天安門，會變成不久將來的中環。手無寸鐵及和平示威的市民和學生，被流血清場的場面，不期然地在腦海中浮現。8 W/ @, t+ ~$ ?1 [4 A& T1 S

「六四」的源起和爆發的主因之一，是中國的政治改革，嚴重地滯後於經濟改革，使國內由改革所帶來的貪污腐敗和社會矛盾，到達了失控的地步。這種由政治改革滯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矛盾，也在今日的香港社會中浮現。而在中港命運連線下，分析香港的政改，已不再能一廂情願地只是分析香港的內部因素，而忽略了中央的立場及誘因，和國內的政治形勢及發展。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5 v1 L2 W8 I4 e. r$ Z

究竟是否要「中國先有民主，香港才可以有民主」，這個原先類似「有雞先，還是有蛋先」，看來較為知識性的問題，在「一國兩制」的界線已日趨模糊，中央愈來愈直接及毫不避忌地介入香港的事務和管治下，已變成了一個香港人要迫切去思考的實際問題。
既然「一國兩制」已逐漸退化至「一國一制」的可悲地步，在分析上，我們無妨「將錯就錯」，來一個還原基本步。公仔箱論壇5 a2 c0 a) f! q- 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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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邏輯出發，要理解中央如何看待民主及處理香港的政改，一個至佳的方法，莫過於觀察中國內地的政治改革，及中央在面對國內嚴重的管治壓力下，有多大的誠意透過民主制度，來化解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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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裏，不得不先和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還記起在香港的高級程度會考仍未被取消的年代，筆者曾參與「政府與公共事務」科的出題工作。在有關中國政治的部分，我和同事最害怕出的問題，就是有關中國的政治改革。主要原因是害怕考生會在這一條問題上「交白卷，拿零分」。5.39.217.76: o0 @" A7 k- u2 I  q7 q

最諷刺和令人感到嘆息的是，學生之所以會「交白卷」，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懶惰或蠢鈍，而是中國在「八九六四」後，根本沒有進行過任何實質和有意義的重大政治改革。真正在這問題上「交白卷」的，是中央，而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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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何缺乏政治改革？

中國的政治改革，或更正確地說，解釋中國為何缺乏政治改革，便成為了研究中國問題的老牌學者、波士頓大學的JosephFewsmith，在他去年出版的新書《中國政治改革的邏輯和局限》（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見參考資料），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Q2 _9 Q) l! ^5 d* f5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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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國缺乏政治改革，並非因為中國不需要政治改革。而是一如Fewsmith在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是統治中國的共產黨因害怕自己的權力受約束和制衡，黨及幹部的利益受損，而一路拒絕改革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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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wsmith又發現，中國即使有推行政治改革，也離不開兩個負面的特色。首先，改革往往是細規模，及在較邊緣及經濟發展較低的地方進行。理由是這些改革只是實驗及宣傳性質的政治政績工程，不是認真的改革。原先只是用來「做樣」的改革，萬一被認真起來，也不會失控而威脅黨和幹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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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負面特色是，改革的程度是十分之低，性質十分之表面，即使成功地被落實，對於推進中國民主化的實際效用也相當有限。例如中共所推行的黨內民主（inner-party democracy），最終仍停留在「差額選舉」的層次，未能增加黨在社會上的代表性和對人民的問責。鄉村選舉仍在黨的嚴密監控下進行，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仍是由黨員勝出。近年獲積極推行的所謂「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即在制定政策前要先吸納市民的意見，在Fewsmith眼中，在沒有競爭性選舉的一黨專政下，只是「掛羊頭賣狗肉」，虛有民主之名而無其實的「諮詢性獨裁主義」（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當政治制度滯後，不能配合經濟發展步伐的時候，政府官員與人民的矛盾日深，民意及民情苦無出路，人民的訴求只有被迫透過制度以外的渠道來表達，包括遊行、示威和集會。日久積壓的不滿情緒和憤怒，更不時透過官民衝突的形式來爆發，當中往往涉及流血與暴力。根據Fewsmith在書中引用的統計數字，在1993年，符合以上描述的「群衆事件」（mass incident），中國全國只有8700宗。但到了2010年，「群衆事件」的數字已急升至約18萬宗，是1993年的20多倍。在設計自己的書的封面的時候，Fewsmith也特意地選擇了一張2008年貴州甕安縣騷亂的火燒公安局的照片，真的十分應景。5.39.217.76: C, K( H) C# c& ^6 Q3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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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擔心又痛心的是，香港的政治制度也滯後於經濟發展，在中央和特區政府均沒有太大的誠意為香港帶來民主的時候，香港的情况正愈來愈似中國國內的局勢，社會與政府的衝突和矛盾正不斷地升級，恐怕不久便會到達爆發的臨界點。1 [/ u4 `) o1 B+ x/ D(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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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政制改革，本應是為香港逐漸升溫的社會矛盾，尋求制度化出路的良機。民主化是推動政治發展的最佳方法，而政治發展的主要目標就是尋求社會穩定。極權和封閉的政治制度可以帶來社會穩定，從來只是一個短暫的政治神話，只是把社會的矛盾壓抑和把多元性隱藏的掩眼法。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d2 f! _4 n( {) R! u9 _: i

在中國本身也不重視自己的政治改革，寧願犧牲社會穩定，也不欲見到黨和幹部的權力被制衡，既得利益被挑戰的情况下，中央會主動為香港帶來民主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甚至等於零。因此，香港人更必須要透過今次政改的機會，來主動表達自己對民主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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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至今，成功和持久的民主制度，從來不是被賜予的，而是靠主動爭取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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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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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Fewsmith, Joseph. (2013)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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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cit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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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5-26 08:29 AM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4-5-26 08:31 AM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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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記客: 香港人的六四與民主5.39.217.76& n3 z/ S! S, C4 c* C: L: 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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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容易又六四。香港人是否應該放下這個「六四情意結」？近兩年討論得特別多。想法與「城邦本土派」較接近的李怡先生，寫了一篇題為「該放下愛恨交纒的六四包袱了」，刊於五月廿一日《蘋果日報》蘋論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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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是回應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呼籲港人放下包袱，為國家民主出一分力」的說話，而有所發揮。被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認定是地下黨員的梁愛詩，經常為中共說項，有時甚至以「中央代理人」的架勢，勸港人「愛國」，即愛她的「貴黨」，又經常粗暴抨擊香港的法治。灰記對她的言論向不以為然。如今她又再發功，要求香港人放開因「67年反英抗暴」、「89年政治風波」而引起對中國的「感情愛恨交糾纏」，為「國家民主出一分力」。

灰記對梁愛詩忽然要港人為「國家民主出一分力」摸不著頭腦，很多中國內地人和香港人都正在為中國的民主出一分力，一些港人參與大陸的勞工以及弱勢團# S0 [6 M2 z9 I# q; q7 G, C* B
體的維權活動。很多人認為，在中共壓制一切民主改革的聲音中，這些艱難的，經常受共產黨官僚打壓的「依法」維權活動，對推展中國的進步，即所謂「為國家的民主出一分力」，有一定貢獻。因此，港人不必梁愛詩「勸勉」「為國家的民主出一分力」，反而要質問她和她的「貴黨」，為何要阻撓港人，以至中國內地人為中國的進步而努力，她的「貴黨」可曾「為國家的民主放一點權」？

李怡認為，如果梁愛詩把「為國家民主出一分力」改為「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便十分同意。我不知道李怡為何認為沒有或很少香港人「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香港由八十年代到現在，起碼一些聲稱民主派的人或多或少有爭取過民主，是否盡力是另一回事。近年加入了很多八、九十後，他們不只在普選問題上，在各種公共議題都積極發聲，甚至有帶頭示範作用，如反高鐵的八十後，以及反國教的九十後，都是反對中共要融合(吃掉)香港，要思想上控制香港下一代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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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記同意這群八、九十後比上一代的六、七十後，以至四、五十後，少了「六四包袱」，更關注本土，但至少他們相當一部分，受父母老師影響也好，受老師影響也好，對八九年在中國發生的一切並非莫不關心，他們也許對支聯會每年「悲情一夜」的哀悼儀式並不認同，但絕非「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想法。在這裡順帶一提，今年進一步多媒體出版的小書《六四小渡海》，就是一本立足香港本土的六四書寫，希望藉回顧港人當年所作所謂，重拾港人的鬥志。

年青一代，以至如灰記這類老餅，除了要記憶六四，亦關注大陸維權活動，除了基於人類的同理心，亦因為明白大陸維權活動的艱難與這個冥頑腐朽政權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而香港並非能完全與這冥頑腐朽政權分割，而且現實是這政權正對著香港步步進迫。正如李怡也不能否認香港與中國綑綁的關係。因此，灰記完全想不通，香港人只管份內事，只「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的情境是怎樣？

「中國的民主只能靠在大陸的人去爭取，香港和海外聲援的作用極有限。同樣，香港的民主也只能靠香港人去自主爭取，靠中國改變而帶來是不可能的。」李怡乾脆這樣為文章作結。其實，沒有人不同意中國的民主只能靠在大陸的人去爭取，香港人從來沒有想過去「領導」在大陸的人去爭取中國的民主。但在大陸的異議者也好，維權人士也好，他們都極需要外界的聲援，而今時今日，基本上只有被中國綑綁了的香港人還在關注著這些爭民主人士的命運。重要的是，這些維權和異議者，很多都是曾參與八九民運或受其啟蒙的一代，香港人即使只是道義的聲援，也是當年未完成的「責任」。至於作用有多大，已是別話。

香港的民主當然也只能靠香港人自主爭取，但即使「中國沒民主，香港沒民主」這兩句話太被動，中國一成不變，繼續強硬專橫到底，還是有機會「和平演變」對香港的民主進程有利呢？而兩者是否有一定的互動呢？即使不是「唇齒相依」，被中國政權綑綁這個事實，香港人不可能不生出對中國發生的事「愛恨交纒的感情」。就以習近平上台後發生的種種，已反映以他為首，充滿「亡黨亡國」焦慮的中共紅二代當權派，對大陸和香港都採取了強硬，主動出擊的策略。除了要「壓服」大陸所有異議聲音，也希望一、兩年內，以解決香港「普選」問題作為令香港人「貼服」「最後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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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僅僅是數年前，香港人和廣州人就有一個一場互相支援的「撐粵語」運動。而據一些廣州「撐粵語」人士理解，中共當局之所以要加強「推普廢粵」，就是因為廣東話是連結香港人和廣東人的語言，而透過這種聯繫，香港人的示威集會爭取公義，以至爭普選、悼念六四等的活動，有「示範」作用。大家不必很狹隘的只講六四悼念，一些中港民間交流的政治、社會、文化「啟蒙」活動，一直斷斷續續進行著，但打壓越來越厲害，例如較早前中大校內曾試圖邀請大陸異議作家王力雄講他倡議的遞進式民主，但長期被中共監視王力雄不阻撓出國；最近廣州中山大學原本邀請了香港中大政治教授親往與學生交流，但在更上層的壓力下被迫取消，但中山大學的老師和同學依然擠滿了大課堂，跟周保松在網上交流，顯示內地人，特別廣州人，嚮往自由民主的公民意識的逐漸形成。6 E1 g+ P. @3 t8 u) [+ o4 B: u

在中共高壓下，在中港矛盾被兩方面一些極端份子不斷激化下，這些互相支援的民間交流會否式微，未可逆料。但看不出這些中港民間相互支援及交流，與「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有甚麼矛盾﹐也看不出「為中國民主出一分力」與「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有甚麼根本矛盾。5.39.217.76. i& Q. ]  J) c9 }* O# U, ^% ]. v

也許李怡也覺得自己說話過了頭，他繼後又寫了一篇「保住香港是六四最重要的教訓」，刊於五月廿四日的《蘋論》。

這文章他重新肯定紀念六四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的正面意義。

灰記不是支聯會的支持者，無意替支聯會行禮如儀的悼念活動辯護，也無意反駁李怡所言「… 香港人缺乏獨立的意志，未能擺脫依附強權的心態，因此對六四的反應是要促進中國民主，並望因此而獲得對香港民主的賜予。」因假使中國有朝一日落實民主，那麼她的執政黨就要透過人民的授權，接受人民的監督。而灰記幾可斷言，果真能促進中國民主，必有香港人爭取本土民主的努力在當中。那時候香港的民主不會是執政黨的賜予，而是香港人爭取回來的。: E$ y( t7 A0 q, D+ v, X/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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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保衛香港核心價值」、「保衛香港這個最後堡壘」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不也過「反倒退」嗎？灰記亦有條件地認同李怡所言「但是，真正的民主思維應該是反向的，也就是說，不是中國實現民主而帶來香港民主，而是保住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權的核心價值才能促進中國民主。假如有促進中國民主意願的話，就應該循毛澤東當年提倡的『先建設許多小中國而後成就一個大中國』，先保住香港的核心價值，發展香港的民主，而後希望能影響和促進中國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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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件就是不要虛妄地以為香港能與大陸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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