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文薈：春雷精神：為人民服務

由李亞遨主編、大將出版社印行的《於無聲處聽春雷：1974年春雷事件的回憶與見證》，是一本有非常特殊意義的好書。近年馬來西亞學生運動資料紛紛整理出版，對發掘和記錄獨立以來國內的學生運動，特別是華校生的學運，有重大意義。《於無聲處聽春雷》正好填補上世紀70年代馬大華文學會經歷過的一段動人的學運回憶，也把「春雷事件」和當年社會上蓬勃的基層人民文藝活動，重新發掘出土。* ?$ P0 L8 V$ V0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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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60年代是世界範圍內的學生運動年代，而且學運是會傳染的，在東西方都普遍出現。如果政治穩定有序，學生運動不會成為社會活躍力量；只有當政治社會處於浮動不安狀態，學運才會成為社會上一股領導力量。可是，學運儘管震撼和有爆發力，卻不能成為一支持續和有組織的政治勢力，只要國家堅決以強硬動作因應，就會消解於無形。公仔箱論壇9 R2 Y" s' O# u; F' X; [- o

1970年代初期馬來西亞的學運，以及社會上的左翼文藝運動，都是社會變遷的結果，某種程度上，也是冷戰和意識形態對峙的產物之一。現在有人說，中國的文革雖發生在1966年，但文革的根源跟中共建國後的17年息息相關。同樣的，1970年代的大馬學運，也與獨立後十多年的政治演變有重大關係。對於1970年代的馬大華文學會和「春雷事件」，這裡主要談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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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級與族群  x( V8 [9 ?/ w5 @# k) w9 o. r/ o6 C3 ^3 p

當年的馬大華文學會有一個很自覺的想法，就是把階級問題放在種族問題之上，即使在春雷的節目上，也強調「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是階級的」，這顯然與當時的思潮背景有關。從後來的社會演變看來，其實馬大華文學會和春雷大匯演，正好是處於馬來西亞華人政治論述兩個大傳統之間，恰好是過渡的轉折點。

獨立後華人社會的政治論述，可以歸結為兩大傳統，一是社會主義，二是族群自救，大部份在華人社會居主流地位的政治論述，大都不出這兩大傳統。早年的馬華公會雖然代表了一支微弱的保守主義論述，但不成氣候已經褪色。華人政治也缺乏自由主義的理論傳統，即使有所現形，也不過是單薄的民主信念。5.39.217.764 ?$ J& z9 O$ S/ m

可是，社會主義的論述傳統卻是華人政治中一支激情奔騰的大旋律，自獨立前後一直到1970年代中後期，它在華人政治中都享有巨大的動員影響與精神魅力。無論在中文、英文源流的華人政治思潮中，社會主義論述都有擁護者，也曾經有過深廣的群眾基礎。5.39.217.76& I; K9 ~" O$ u! `7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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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大華文學會在進步學生改組後，其實就繼承了這個華文左翼的傳統，關心工農和社會不平等。但是，馬大華文學會的崛起，雖然為社會主義陣營注入新生的活力，然而進入1970年代後，國內社會主義的論述其實已經走到晚期。這股論述傳統雖然流露堅毅的意志，也有許多理想烏托邦的想像，但在社會現實議題上，卻缺乏較深刻與紮實的、具有本土意義的政治經濟分析。左翼論述無法向上提升，就難以回應五一三事件後現實的族群政治。　反而，自1970年代起，華人政治興起另一股隨後影響極大的論述，就是一連串關於族群自救的思考，最後在1980年代達到高峰。李亞遨把這系列族群自救的事件稱為「華社維權運動」。公仔箱論壇* O, _7 Z8 n) v0 c+ j9 Z% l7 p; 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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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自救論述一反過去的社會主義／華文左翼傳統，重心從階級平等轉為族群平權，雖然主軸仍是訴諸平等，但主體已從階級移位到族群身上，並帶有一定的文化救亡用意，以及「自強」、「尋路」的意圖。這是植根於建國後複雜的族群政治，華人政治面臨集體重創，以及新經濟政策施行後深重的壓力。自此華人政治中大多數的動員與集體行動，無不出自族群自救的論述，而論述的核心關懷，則以捍衛語言文化和發展華文教育為重中之重。

馬大華文學會和「春自人間來」的巡迴演出，算是在社會主義論述走向式微前的最後一波衝擊，由於大勢逐漸已去，很快就被查禁，它表面上跟後來族群自救的維權運動擦身而過，其實兩者仍有所交集。因為馬大華文學會轉型的主要背景，是在族群分歧越來越尖銳的低壓下出現的，校園內外的種族化和馬來化氣氛升高，包括面對安華領導的右翼馬來學運挑釁。於是，在英文為主的馬大校園中，華族學生逐漸形成以華語溝通和互動的群體，產生集體的認同感，還想進一步有所作為，抗衡高吭的種族主義。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5 A- c1 J& l*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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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這股學運力量，雖有左傾的底色，但從事的活動和工作，仍然與傳統的華團社會組織緊密結合，例如依托在華人文藝團體和地方組織，他們固然有社會主義的共同語言，但民族的文化與政治處境也是把彼等結合在一起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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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華文學會成員不一定具有強烈的左翼認同，但在大環境下都面臨共同的制度和文化偏差，在參與活動時分享這股集體的感受。早年他們比較重視階級取向，但這個群體的成員有不少人在1980年代投入民族文教事業，正說明他們沒有脫離華人政治上的兩大論述傳統，既有繼承也有接合，在認識上承認馬來西亞的問題既是階級的也是民族的，不能孤立起來一分為二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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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體運動和個體生命8 \* T; @; e3 ~4 H& r

學生運動參與者的生命史，往往會受到年輕時參與學運的影響，而在他們後來的生命歷程中，留下強烈的烙印，甚至改變了生命的軌跡與方向。許多馬大華文學會的主要成員，顯然就因為學運改變了人生，即使36年之後，華文學會和春雷都還在生命中留下印記。

馬大華文學會和春雷的故事，使我想起一本研究美國1960年代大學生參與民權運動的著作，書名是《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這個運動是1964年美國北方的大學生利用夏天的暑假，到南方去幫助黑人做選民登記，但是這個運動有一定風險，因為學生到了南方，可能會受到當地保守白人的威脅。可是他們都是嬰兒潮世代，在戰後的社會環境下成長，養成了高度的樂觀主義，相信個人付出的努力一定可以改變社會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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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的作者還找出兩群人，一群是實際參與自由之夏的人，另一群是報名後卻臨時沒有出現的人，結果兩群人後來的生命歷程有很大差異。實際參與的人，會增強個人對民權運動的認同，以及不同的生命選擇，包括日後參與更多的社會工作；也有人為了維持運動的信仰，而犧牲個人的事業發展。

在馬大華文學會的成員，同樣有人因學運的影響，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包括自由、家庭、事業、人生等等。集體的運動和個人的生命歷程，相互連結在一起，成為生命史的重要部分。許佩珍女士在《星洲日報》一則訪談中，提到當年馬大華文學會的成員，後來不管在那一個工作崗位上，都比較關心社會議題，這就是運動留下來的意義和影響。因為他們經歷過共同的歷史事件衝擊，養成共同的世界觀，分享著同一個時代的精神價值。

可是，當年參與春雷籌備的青年朋友，雖然共享特定的時代背景，但並非每個人都擁有很深刻、很堅持的思想信仰，有些人只是對當時的集體情懷抱有一分認同和共鳴。也就是說，在學運的群體中，不是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抗爭熱情，也不是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思想高度；他們的參與，除了意識形態的影響之外，還有情感因素，如分享集體的價值，或是認同參與的歡愉，以及精神上的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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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馬大華文學會成員的回憶中，其實演出前的「集訓」，是大家記憶最深刻的一環，巡迴的經驗也常常被拿出來回味。是這種情感和認同，讓大家更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分享這種純粹的友誼，反而是馬大華文學會和春雷使人感動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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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雷事件」的主要成員吳建成，在回顧當年蓬勃的基層人民文藝活動時，強調兩個特徵，一是不滿現狀的造反精神，二是不分族群為弱勢階級服務。  Z2 {2 C6 n2 L0 |3 q7 m" N

春雷的參與者多是戰後成長的嬰兒潮世代，同時更是獨立前出生的一群。國家在獨立時向全民許下的承諾，後來一一幻滅，都看在他們敏慧的眼神裡，這股青春樸實的社會主義理想，加上族群焦慮的處境，最後點燃了春雷的怒火。總結一句，春雷精神就是為人民服務，今時今日人心潰散，更需要喚起昔日的春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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