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林茵：廉政從來不單靠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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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曾蔭權及前任政府司長許仕仁先後爆出貪腐醜聞，我們慨嘆AO治港神話破滅和指摘相關人物品格操守以外，不少人聯想到九七主權移交之際那支廉潔高效得舉世稱譽的公務員隊伍，為何僅僅15年便墮落至此？與其懷念麥理浩、肥彭或者事頭婆，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指出，回歸後廉潔不再，有其深層的制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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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時期亦有大商家的代表被委任入行政會議或擔任立法會議員，唯後九七的政治組成體系，將政商之間的合作關係進一步制度化。中央早在回歸前十幾年已決定依靠商界和財團穩住香港政局、制衡民主派的方針，《基本法》所定下的政治體制，例如偏重商界的功能組別、特首選委會的制度，都在保證不同類型的經濟利益集團能有代表進入政府的決策機關。公仔箱論壇6 q2 G0 L2 P5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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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嶽教授指出，九七前香港主要官員多是洋人，退休後回祖家安老，是否得覑英資公司的好處我們不得而知。但現在政府高層都是香港人，退休年齡亦比回歸前的官員更早，50多歲離職後仍大有可為，他們的政治經驗和人脈極有商業價值。於是，一方面有政治制度保障了大商家能對高官決策施加影響，另一方面是高官在任時已為退休部署，為雙方的利益輸送提供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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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論指特區政府第一、二把手先後涉貪，證明「高薪養廉」的神話破滅，馬嶽認為，廉政從來不能單靠高薪一途。事實上現時16萬公務員大部分仍然廉潔奉公，相比上世紀60、70年代的貪污猖獗，現在是只有極高層的掌權人士才有貪污的空間，中低層公務員監管制度嚴謹，故對他們給予較優厚的待遇仍然重要。而針對極高層掌權人士，則向來難以依靠官僚制度的方式監管，因為他們之上已沒有更高職位的人了，在維護一國兩制的原則下，亦不希望中央對香港官員施行過多的干預和監控。

需靠民主選舉與傳媒監察tvb now,tvbnow,bttvb0 w* p' h/ F! f) E: @; P/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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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嶽認為我們不應過度頌揚回歸前的香港廉潔神話，畢竟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說港英政府廉潔絕對不符事實。而70年代後短短二、三十年的廉潔光景，其實恰好是當時高官有一股嚴正執法的政治意志而已。廉署再是雷厲風行，也管不了最高層的執政者。西方國家的方法是靠民主選舉和傳媒，主要官員由政黨勝選而產生，當選前後都接受傳媒和民眾監察。5.39.217.76 V" @8 e& A& q5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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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習慣歸納董建華時期是「商人治港」、曾蔭權是「公務員治港」，其實換了一個首長，並沒有改變整個官商力量互相滲透的制度環境。候任特首上台會否有新氣象？剛落幕的小圈子選舉裏，站在唐梁背後一個個利益集團的身影或已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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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city2010

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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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2-4-1 11:25 AM | 只看該作者

許寶強﹕限富維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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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特區政府的政績乏善可陳，但作為反面教材，尤其於破除迷思方面，卻頗有貢獻。譬如說，像這樣的童話故事﹕「香港的經濟繁榮，得力於政務官的高效廉潔，背後支萦的是一個高薪養廉的制度」，在經歷了挖出「曾大屋」和拘捕許仕仁後，恐怕不容易再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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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養廉虛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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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是否貪腐，還有待廉署法院查證。不過，高薪養廉之說，在新的社會環境和時代脈絡下，似乎愈來愈經不起考驗。

香港政務官的薪金，比絕大部分本地打工仔為高，這是不爭的事實。政務官想擁有豐足穩定的物質生活，絕非難以企及，在過去如是，到現在也如是，這亦是為何每年招募政務主任時，都能夠吸引大量成績優異的大學畢業生報考。一旦成為政務主任，大概都能不愁衣食；如果步步高升，晉身首長職級，除了每月十多二十萬的收入外，還有優厚的福利津貼和退休保障。坐享如此吸引的薪津條件，政務官自然傾向循規蹈矩，鮮會以身犯險。所謂「高薪養廉」，也就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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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當代的消費社會，生活質素的好壞，以至個人的身分價值，並不取決於收入或財富的絕對數量，而是由相對他人的差異所主宰。換句話說，假若在我們的生活圈內，大多數人的財富比你多、房子比你的大、汽車比你的豪，就算每月收入二、三十萬，仍有可能會感到情何以堪。相反，如果與我們交往的主要是尋常百姓、販夫走卒，那麼擁有政務官般的薪金津貼，要自我感覺良好地生活，自然綽綽有餘，甚至足夠讓我們成為泷人羨慕仿效的對象。

維布倫（Veblen）的《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提出了著名的「炫耀性消費」概念，意指在當代人際關係疏離的工商社會，能彰顯高尚身分、社會地位的，不再是毋須工作的休閒，而是透過客觀上能起炫耀作用的消費。於是名貴的商品和服務化作為成功的身分證，不斷追逐上流生活品味和物質享受，成為了拒絕失敗告別自卑的生活習性。然而，當駕名車、品紅酒、住豪宅愈來愈普遍，現代的富豪新貴，只好透過購豪華遊艇、買私人飛機，更上一層樓，為的是在身分和地位上維持與他人的區別。維布倫講述的，其實主要是上層階級的故事，而所謂有閒人士，從前是貴族，現在則是資產階級。

香港的高級政務官既非新興貴族（如內地的太子黨富二代），也不及本地資產階級富有。然而，在內地和本地財富急劇集中、中港關係快速「融和」的經濟大潮中，於功能團體與小圈子選舉的親疏有別政治氛圍內，政務高官不僅常有機會與富豪新貴交往，更容易領教新時代下富豪生活與「高薪」一族的明顯差異。

「新時代」的其中一個體現，正是全球和本地貧富兩極分化，新富人口（尤其國內的）絕對數量的可觀增長。隨覑財富向富豪新貴集中，奢侈品市場也蓬勃發展。儘管在內地目前的政治環境下，奢侈品消費者主觀上不一定是為了「露富」，但競購高檔名牌，客觀上仍構成了「炫耀性消費」的區別效果。據統計，中國奢侈品消費佔全球的百分比，由1998年的少於1%，激增至2010年的10%，最近幾年都以雙位百分比的速度增長。中國目前熱中於購買奢侈品的人口，估計已達幾百萬，再加上千萬新興中產的攀比追逐，令一般的奢侈品，逐漸失去區別身分的能力。當數以千萬的同胞都穿金戴銀、成千上萬名車穿街過巷、豪宅天價仍供不應求時，能夠真正區別出「萬中無一」的消費行為，大概只剩下購買超豪遊艇、私人飛機，又或是飛上太空的豪華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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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新的社會政治脈絡之下，經常親疏有別地接觸富豪新貴，因此或多或少能體會到他們的「炫耀性消費」的本地高級政務官員，大概很難靠月入二、三十萬的「高薪」而感到自豪。在攀比的壓力下，單靠「高薪」這道防線，顯然不容易為我們的社會保守廉潔。

維廉須靠限富

如果廉潔真是我們想認真保衛的核心價值，在「高薪」的胡蘿蔔外再加上廉署這大棒子，恐怕仍力有未逮。要對症下藥，需從根本上改造「高薪」也難以養廉的社會環境，這可以循三個方向進行﹕5.39.217.762 k5 J& u7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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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必須扭轉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讓財富不再集中在少數追逐奢華的富豪新貴。這顯然不能透過慈善扶貧來達致，而是需要改變政策以限富。因為，香港社會之所以日趨懸殊，主要源自政府向權貴傾斜的政策。如果我們能夠限制新富舊豪擁有的特權，以及隨之而來的財富，窮奢極侈的消費自然有所收斂，高官需面對的攀比氛圍，也能夠畄淡。5.39.217.76) F/ i! s3 n4 m. J! x

其次，在貧富懸殊仍然嚴重的當下，也可改造現有的政治制度，約束高官行為，令他們不能明目張膽親富疏貧。具體的做法，就是取消功能團體和小圈子選舉，實施真正的普選，並切實保障言論、出版、示威、集會和新聞自由，迫令高官在施政時，必須面對百姓的監察，不致為富豪、商家、太子黨包圍，這自然也能減少政務高官面對炫耀性消費的壓力。5.39.217.76, }: ^& D5 T& y0 F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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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文化的改造。高薪難以養廉，與本地傳媒以至學校家庭鼓吹的單一（物質）價值觀和攀比習慣，也有點關係。如果我們的社會，能夠在評斷個人的社會身分和地位時，採納更多元的價值準則，壓抑而非高揚競爭文化，以至減少不必要的物質欲望和連帶的奢侈浪費，那麼當高官面對富豪新貴、低收入遇上中產時，就較容易自求我道，不必陷入「炫耀性消費」的攀比遊戲之中。( @! k  z7 Y* {( _8 A/ v

曾蔭權、許仕仁事件促使我們反思的，不應只是個人操守問題，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是否帶領香港社會走錯了方向﹕既強化維護了財富集中的趨勢、又造就了脫離群眾親疏有別的特權生活圈、潆生出仇貧愛富追逐奢侈的文化價值，不僅遺害百姓，也令政務高官身陷其中，造就了高薪也難以養廉的社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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