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卷看世界﹕僅是歷史？由《毛澤東治下的大饑荒》談起 葉蔭聰

felicit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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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N0 Y$ y4 K4 N開卷看世界﹕僅是歷史？由《毛澤東治下的大饑荒》談起  葉蔭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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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大學任教的歷史系教授馮客（Frank Dikotter），大概是近年最多產的中國現代史研究者之一；他去年的著作《毛澤東治下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要算是行外人最感興趣的一本，因此，鮑樸也忙覑把書翻譯成中文。作為一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我一邊閱讀此書，一邊在思索﹕當中國都成了超級經濟強國了，重溫五十年代末悲慘的故事究竟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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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w. M( r* w. f對歷史學家而言，任何新材料、新觀點都是新意﹕馮客重新推算大躍進的死亡人數是四千五百萬，比近年國內的學者及記者的推算還要高；除了大量農民餓死外，有大約二三百萬人被地方幹部虐打或折磨而死。而從書名即可知，馮客把大躍進的災難責任，算在毛澤東頭上，他指出，毛澤東不是被地方幹部「浮誇風」所瞞騙，而是為了「超英趕美」的大計而犧牲農民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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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下神壇 與希魔並論
# o% H% L+ S" O5 t/ b對很多中國人來說，這些只強化了原有對大躍進的認識，談不上挑戰。不過，馮客畢竟是一位西方歷史學者，這本佳作可能針對西方多於中國。「毛澤東」在西方以至第三世界國家中擁有獨有的象徵意義；1936年，《毛澤東口述傳》經斯諾（Edgar Snow）之手，在抗日戰爭的歲月，以中英文同步開始宣傳「大救星」，不單引起全國知識青年投奔延安，毛澤東亦開始進入歐美「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進步知識界。隨覑共產黨的軍事勝利，毛澤東思想激發戰後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再加上西方各國在六十年代的「反文化運動」，遇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毛成為不少西方激進青年及思想家的標記。直到今天，老毛還是一件激進的外衣，例如近年頗為火紅的哲學家巴丟（Alain Badiou）愛自稱毛派，毛澤東泉下有知，大概可以在史太林甚至列寧面前威風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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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馮客把毛澤東與希特拉、史太林相提並論，頗有把毛拉下神壇的效果，不過，意義已不大，因為，近年批毛的西方著作不乏，包括幾年前張戎及其丈夫哈利戴（Jon Halliday）那本頗受爭議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而且，毛澤東可能只是知識界的小眾口味，偶爾被像齊澤克（Slavoj Zizek）這樣的思想怪傑拿來舞弄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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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華人社會，毛澤東的專制惡行在知識界甚至民間已近乎常識，國內自由派自然對毛大加鞭韃，而所謂「毛派」，大概只有少數會花心思為毛澤東在大躍進、文革中的言行辯護，至於「新左派」對歷史中的毛澤東更是含糊其辭或避之則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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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 e* ~% ]# {6 x% R' k4 @不過，我們亦不必浪費了馮客的苦心，畢竟這是一本依賴大量地方檔案資料的作品，而且，他對中共由中央至地方的黨組織、動員的細緻分析，值得我們結合當代中國情景來細讀一番。5.39.217.76* o/ ~3 E9 C$ M5 H5 G! [

9 ?2 d+ {4 E' b( d$ D! ]九十年代末，國內對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研究有一個小爭辯，爭辯的問題可以簡化為﹕為何人民公社可以在農村推行得相對「順利」？當然，所謂「順利」是指農民的反抗少，尤其是與蘇聯史太林時代的農業集體化比較，當年蘇聯紅軍的飛機坦克要開進農村，鎮壓近幾十萬的暴動農民，上百萬「富農」流放西伯利亞。辯論的一派姑且稱為鄉土派，代表人物張樂天認為，共產黨在土改中建立了合法性或文化霸權，農村集體化（例如生產隊）多少亦配合中國的村落傳統，只是到了人民公社時期規模實在太大了，所以最後回歸到以「隊為基礎」，一直至鄧小平的農村改革的家庭責任制為止。另一派則以著名歷史學家及自由派秦暉為首，他根據歷史資料分析指出，跟西歐或俄國相比，中國根本缺乏強大的村落傳統，宗族力量只在一些南方地區（如廣東）稍強，歷代官僚系統推動「編戶齊民」，大大壓過「鄉土中國」的小共同體，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只是接替及深化了（進入村一級）前朝的官僚系統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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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7 T" R# }* [% H4 b# F0 m公仔箱論壇日常暴力壓制反抗
2 l% ^0 u: W" U3 i4 n! g5.39.217.76這場爭辯不是純粹的歷史討論，而是關乎中國社會性質的政治性爭辯﹕究竟中共統治合法性的社會基礎在哪裏？其統治方式又是如何？馮客的研究似乎支持秦暉的觀點，大躍進是一個由中央至地方的政治動員，積極配合的是地方幹部，農民像被動的螻蟻，反抗相當微弱，大多是飢餓農民的零散搶劫與騷亂，簡言之，農村不存在自外於政權的「社會」。馮客發現，農村幹部絕非為人民服務，根本就是酷吏，針對弱小的個人及小群體進行施暴，換一個角度，說明了農村社群力量薄弱，中共不需解放軍對反抗力量進行正面大規模鎮壓，卻以更廣泛的日常暴力來壓制反抗，管束覑農民，強迫他們超乎體力限度地耕作、大修水利、大煉鋼等等。各級的酷吏不是偶然冒出來的，不是個人品性使然，而是在毛澤東大規模黨內外清算中提拔及培育起來的積極分子。馮客發現，就連周恩來、劉少奇這些跟毛澤東性格迥異的最高領導，在大躍進期間也是個不折不扣的毛派。至於地方酷吏，在政治運動中，他們能輕易把個人及小集體的政經利益與毛主席的話結合在一起，甚至可以愈吹愈大，例如，在「以糧為綱」下，幹部競逐增加糧食徵購額，搞衛星田，而中央自然在形勢一片大好下把指標一再提高，形成惡性循環，所謂「浮誇風」。公仔箱論壇) ^3 I* _, o1 A6 Q( C2 @( q( Y

. Q8 g7 b: ?% z, V1 N9 u5 X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今天談大躍進，仿如世俗世界以外的警世煉獄，這樣的時代本該是一去不復返的。不用等到鄧小平上台，即使是大躍進之後，中共已學懂了農民那一小片農地，是他們生計的最後小小堡壘，不能隨便拿來作亂搞，因此之後的文革對農村的影響相對較小。不過，如果細心地觀察大躍進時期的政治邏輯，我們至今還可以看到痕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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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早前在《左翼評論》發表了一篇比較俄國及中共革命的長文，他對文革後鄧小平及其老戰友的描述很有趣，他指這群領導後來都成了「走資派」，但卻有覑列寧式革命家的脾性﹕大膽、重視紀律、具想像力……（當然，失去共產黨領導是不能想像的）。事實上，共產黨的各級幹部多少也有這種特性，把上級領導的指標及方針做得很盡，變化多端，化成自身利益。中央與地方善於互相唱和與放大，缺少當年蘇共（特別是布里茲涅夫年代）的垂直命令式的僵化機制，有極強的動員能力。" ?/ R, N$ S0 W; B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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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僚的特性，大概跟姓資姓社無關。當鄧小平一句「硬道理」，地方政府遍地開花、各顯神通，當年有幹部連跑馬場也敢私自試搞。江澤民以來的中國以GDP為綱，地方在新財稅制度下更努力地把GDP翻幾番，房地產、土地炒個不亦樂乎，弄出近年「沒有拆遷沒有新中國」的名言；法輪功事件後，江澤民卸任前交給胡錦濤搞的「國內安全保衛」工作，最後弄成超過軍費的「維穩經濟」，各地「國保」通街跑，山東省花五千萬辦一個盲人陳光誠，最近各市又出現上百公安圍捕一位手持茉莉花的小市民；中央放手搞京滬高鐵，鐵路部便夥同地方政府、企業、銀行等搞出了負債1.3萬億全長1.6萬公里的高速鐵路，背後是剛涉貪污下馬的前部長劉志軍這樣的人物。) F2 u8 ]9 C3 f7 ^0 T3 i

& S) b0 n- A0 M3 Q2 x  Q+ Utvb now,tvbnow,bttvb當然，這一切都有一個前提，就是秦暉說的社會抵抗、監督力量的薄弱，因為，要大膽，便不能不扮演一點酷吏角色，酷吏存在，自然便有要對付的「刁民」，「刁民」整治了便成「蟻民」。不過，今天中國社會力量再弱，也不再是俯首待宰的五十年代農民。大躍進年代早就過去了，但中國人還要跟那個政治陰影繼續糾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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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治下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 Frank Diko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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