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收入國新加坡學習

據報導，在2010年，彈丸之島新加坡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將達到2,100億美元，比大馬同年的2,050億美元還高。除以總人口數換算成「人均收入」，則是3萬6,573美元對6,975美元，相去甚遠。在1965年時，新馬的個別人均收入也只不過是512對335美元。; [3 |9 q4 Q" S. \+ d9 N9 X

何以這40年內，新馬二國在經濟方面的表現差距如此之大？從政治體制言，二者皆被舊類為威權或半民主型國家，二者在政治自由與新聞自由面也遠落後於許多落後國家；可在經濟面，新加坡就是遙遙領先大馬，且還吸納了約40萬的大馬人在新工作。顯見，這是個值得深研的課題。2 j8 r' h8 D' x0 i! Q5 k5 x, N

新加坡是個人口只有500萬的都市國家，可其經商環境與國家競爭力，向來被列入世界前幾名。不僅是世界第二大貨櫃（Container）港口與第四大外匯交易中心，更是世界上百萬富翁密度最高的國家。其人均收入在2007年超越日本，這確是非同小可。大馬要成為高收入國，實有必要參考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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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日本的素有策略先生之稱的經營學者大前研一在其近著《低智商時代》一書里，便把新加坡與中國同列為全球化新時代的勝利組，認為日本有必要向新加坡學習，以抑制日本人的低智商化趨勢。

大前研一看好新加坡，不僅僅是這個國家重視英語與IT（資訊科技）基礎設施，也與他提倡的區域國家（Regional State）或區域經濟體（Regional Economy）的主張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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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隨著科技（尤其是信息技術）與全球化的加速進程，要搞好一國經濟，已不宜受制於民族或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制約，而宜從不同地區的「區情」出發，分別規劃，以發揮個別地區的個別優勢。如中國近30年來的經濟成就，便在很大程度上與地方放權（decentralization），激活個別地區的積極性與能動性有關。此點，也是大馬應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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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鼓吹知識經濟

至於新加坡，也是因為能從地盡其利（地緣優勢）、抱持對外開放、有容仍大、不排外、不仇外的心態來吸納各地人才，方能海納百川而成其力的。大馬則因過度受制於族群本位思想的制約，以致無法發揮其應有的優勢。大馬若不能在思維、心態上從族群本位轉為國民本位，以發揮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的作用，其經濟成就也將是自我設限，好極有限。5.39.217.76# _! Z* i9 D8 y)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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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發展策略的角度看，大體而言，在1960與1970年代初期，新加坡也與大馬一樣，走的是以創造就業機會為主的勞動力密集產業的路線；只是與大馬不同的是，早在1980年代初期，新加坡便力圖轉型為技術與知識密集型經濟體，且還用高薪資政策來加速轉型。這一點，是大馬迄今尚不敢試用的策略。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9 v- f$ \* W, b5 l

應該說，由於時移勢轉，在進入1980年代後期後，由於全球化大大激化了國際競爭，要採用高薪資政策來提升產業升級，已較前更為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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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若不能趁早把握良機，時機一失，就成本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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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990年代，新加坡的發展策略則較偏向經濟多元化與知識經濟，以圖成為東南亞各類主要經濟活動的中心。這一發展思路，使得它更為市場導向與力圖迎合投資者的需要，如更佳的產權保護、更易取得永久居留權、更低的公司稅（17%）、更靈活的勞動力政策等。這些均使得新加坡常在經商環境與競爭力方面，取得很高的國際評估，進而也促進了其品牌力與國際投資對象的形象與號召力。

務實善用全球化

可以說，新加坡的許多主要政策，均以圍繞著提高國家競爭力與改善經商環境展開的，這種定位應比大馬所提倡的2020年宏願或「高收入國」更具激發力。這是因為，高收入國本就是所有國家欲追求的目標，本身沒什麼重大意義，可若是圍繞著提升競爭力擬定或與執行政策，就會具有很高的操作力與推動力。

舉例而言，若提出應如何做方能提升競爭力等如何（How）的提問，便易導出贏的方法，方法對才能達標。若只是提「高收入國」，便易流於口號，在具體行動上缺乏贏的方法與進路。5 Z* W2 l! x' Y d1 \

同理，台灣的策略是產業升級與高科技島，這種提法也較「高收入國」實際得多。一個經濟體若能提升競爭力、生產力、產業的價值鏈（Value Chain）、富有創新力、創意、有人才，高收入國就自然水到渠成。此外，從應對區域化與全球化的方式看，新加坡可說是個務實的、善用全球化，而非抵制全球化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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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精英領導層不會像前首相馬哈迪一樣，在面對全球化時做出消極反應，如提出「新馬來人的困境」等，而是積極回應，力圖從中獲益而非成為全球化的犧牲者。此種先機性（Proactiveness）也是值得大馬學習的。+ s2 ^% G" |7 R0 B; N( [

從治國理念看，新加坡雖力圖避免成為一個依賴文化（Dependency Culture）氾濫的保母國（Nanny State），可卻也非冷酷無情的純資本主義國。比方說，其高額公積金製度與組屋政策，便強化了新加坡人的經濟安全，使得新國雖非相對均富的國家，卻也說得上是個經濟繁榮與安全相對到位的國家。

在2005年，便有93%的新加坡人擁有房屋，其中88%為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DB）建的可負擔組屋。這個高擁屋率與公積金積累，大大強化了新加坡人的「利害相關者」（Stakeholders）心態，鞏固了人民行動黨的政權基礎。可以說這個「軟硬兼施」的執政集團確有其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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