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 莊迪澎／文人辦報，復興有望？

編按：2013年馬來西亞全國大選結束，變天未成，彌漫鬱悶氛圍。接下來的民主進程該如何繼續走下去，似乎是當前社會大多數人的疑慮。十六年前，「烈火莫熄」運動以降蔚為風潮的各種政治社會運動，是民間社會力與既存體制結構間之矛盾與衝突的展現。這些激情的身體與聲嘶的叫囂背後，蘊藏了豐沃的生命故事，將曾經孤獨的理念匯聚，形成一波波力量，在一次又一次的衝撞當中，推動整個社會緩緩向前，見證了社會改革之艱難，也見證了民主轉型的奮進。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6 G( ?* c# T9 ?5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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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運動要有清楚的論述，更要有具體實踐的力量，才能不斷地擴大社會基礎。配合10月20日舉行的推介禮暨講座「時政評論與時代精神」，我們特此刊載一系列相關文章，期能溫故知新，對日後的公共討論有所助益，繼續用文字介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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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街報》到《燧火評論》的出現，還有其他曾經浮現、正在浮現或醞釀浮現，規模或大或小的新類型媒體實踐，不論其立意、編輯功力、筆陣和內容，莫不展示了復興「文人辦報」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之重要，在於能彌補非主流社會群體所偏好的閱讀品味與需要因市場失靈而生產不足之窘境，在同質化的主流媒體中開拓不同的路子，使主流媒體視為缺乏商業價值的邊緣議題、觀點和主流社群可能不屑一顧的社會現象得以重返公共領域，促成多樣的媒體和多元的社會輿論。公仔箱論壇" k) y8 l5 R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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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誕生之初，並非有利可圖的商業項目，畢竟17世紀還是一個識字率低、通訊和交通不發達的年代，而且報紙售價不便宜，不是普羅大眾消費得起的「精神糧食」。在歐洲，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自創報刊，以茲對抗皇權（馮建三，1992：206）。在美國，早期的報紙是「黨派報紙」（partisan press），由政黨資助出版。直到19世紀便士報（penny press）盛行後，才演變成跨黨派的大眾媒體。公仔箱論壇. y- h2 h  x( Q5 l# j  }

在亞洲，報紙的誕生雖然比西方稍遲，但同樣的，最初也不是以商業項目的姿態出現，而是爲了執行某種非商業性「使命」而催生的事業，一是傳教士爲了傳教而出版報紙，一是政治行動者爲了倡導政治理念而出版報紙。例如，公認為馬來（西）亞最早的中文報刊、1815年創刊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就是新教傳教士William Milne所辦，根本要務為宣揚基督教義。至於公認為全球最古老現存中文報紙的《光華日報》，則是孫中山爲了倡導革命事業而創辦；而且，除了革命派，梁啟超、康有為所代表的維新派也曾在馬來亞辦報。' A \& `7 }# T; R [( s
知識份子影響報章言路
不論是傳教或倡導政治理念的報紙，其創辦人和主持編務和筆政的人是佔社會少數的知識份子，因而有「文人辦報」的說法。即便有些報紙的業主不是知識份子，而是商人，但是由於他們可能沒受教育、識字不多，而且當時對知識份子的相對尊重，知識份子把持編輯方針的角色還是比較吃重。19世紀中文報業仍未沿用總編輯這個職稱，通用的是主筆（陳蒙鶴，2008：31），反映了這類知識份子左右報紙言路的決定性角色。
當然，「文人辦報」可說是某個特定時代的現象，因為在極少數人有機會受教育的社會背景底下，知識份子和普羅大眾之間有明顯的界定，凸顯了知識份子的重要性。然而，曾幾何時，「文人辦報」的傳統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資本家和技術人員的結合；我認為至少這可歸因於兩個因素。
首先是大眾報紙風行，加上廣告產業的誕生，使得報業成為有利可圖的產業，吸引資本家和財團紛紛進場逐鹿。激烈的競爭導致兩種局面，一是進場和成產成本節節攀升，而過去可能掌握一部份生產工具的知識份子，如今已沒有能力掌握這些生產工具；二是過去可能存在的知識份子自創的報社或是由商家經營的小報社，敵不過財雄勢大的財團或報業集團，不是被兼併，就是被驅逐出場。而且，當新聞成為商品，奉「客觀性」為圭臬以迎合政見和價值觀各異的龐大讀者群／消費者之後，報社已無必要執著於延攬有人文素養、思想和見地的知識份子。tvb now,tvbnow,bttvb. ^- F6 F" n% I Y' q* m

媒體集團重技能輕人文5.39.217.765 g9 ^! I# s% H& {* d/ ^; n
其次是教育普及、商品化和專業化，一方面模糊了知識份子和普羅大眾的之間的分界，另一方面則是產製了大量的新聞技術人員。新聞與傳播學系的訓練，雖說讓後來的新聞工作者所掌握的新聞產品的產製知識和能力，比起19世紀的報人過猶不及，但是又陷入兩種不好的境況：一是大學教育的商品化及過度專門化，大量生產的畢業生重技能（和機器）而輕人文（和學問），此現象在馬來西亞尤其顯著；二是他們在報社的地位和左右編輯方針的能力已遠不如前人，因為在盈利掛帥的媒體集團（尤其是上市公司），行銷和廣告等業務部門淩駕於編輯部門，編輯方針既以盈利報表為指導，也以大老闆的政商利益為依歸。換言之，雖然新聞工作者雖然掌握「專業」知識，諷刺的是，卻淪為只是產製新聞商品的技術人員。
就馬來（西）亞而言，「文人辦報」的傳統何時消失，固然不易提出具體的時間，但中文報業的變遷情況可以作為參考。陳應德將1911年至1942年劃分為中文報業的商業化時期－－革命派和維新派的政治論戰隨著滿清政府在1911年覆亡而結束，此時的報業主主要是出於各自的商業目的而辦報，其中最為顯著的例子正是1923年創刊的《南洋商報》和1929年創刊的《星洲日報》，陳嘉庚和胡文虎都是爲了幫各自公司的商品打廣告而辦報（Tang Eng Teik，1988）。往後的變遷，雖然經歷慘澹經營的歲月（例如1980年代），但自1990年代後期至今，中文報業之蓬勃，規模之大、商業化程度之高，已無須贅言。
新聞媒體的大眾化、主流化、集團化和商品化，往往意味著新聞媒體再也沒有鮮明的獨特性格，僅剩下「為讀者提供最快捷的資訊」、「不偏不倚」諸如此類價值缺席且意義空洞的編輯方針口號。而且，報紙日益庸俗和膚淺，業已造成許多讀者習慣於閱讀所謂「淺白、簡單、易懂」的報紙，卻對有所圖、有深度的非主流報紙切步，以致後者委實不易找到生存的空間。
這樣看來似乎悲觀，但是網際網路普及、出版工具精簡便宜、網站操作簡化，彷佛為復興「文人辦報」的傳統提供了契機，因為它使得知識份子縱然未能掌握資本家所掌握的生產工具，要為推動某種志業而開創媒體也不是難如登天的事。另一方面，大學教育普及固然產生了前述的重技能而輕人文的弊病，但同時也為復興「文人辦報」的傳統提供了儲備人才，雖然這群人可能相對稀少，但他們的書寫力度和廣度，恐怕為數眾多的主流媒體的編輯和記者都難望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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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紙媒「文人辦報」局限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b/ S" m3 Z1 i+ @
當然，此時的「文人辦報」雖然同樣是以知識份子為主體，但「文人／知識份子」可能要有新的定義和界定；「辦報」亦不再局限於指謂「報紙」這種紙本媒介，而是也涵蓋網站、書本甚至是影像的形式。2013年9月創刊的《街報》及2014年5月創刊的《燧火評論》，可成為探討此現象的個案。前者是八大版小開本報紙，「附身」於《火箭報》內頁，由編輯團隊確立主題和製作內容；後者則是政治與文化評論網站，主要是由一眾背景各異的特約作者助陣，堪稱百花齊放，顯現不同作者對各自關懷的公共事務與文化現象的觀察與反思。兩者的媒介類型和知識份子的參與方式都不同。% o- o; ^5 W) }- S3 |
《街報》的編輯團隊幅員小、年輕，而且都有媒體研究的本科教育背景，其中兩位催生者張溦紟和楊潔亦有社會學的訓練。《街報》雖小，卻有鮮明的企圖心，亦是2013年全國大選政權輪替的期許大熱倒灶之後，幾個年輕公共知識份子介入政治與探索前路所做的實踐；誠如張溦紟（2014年9月23日）所述，《街報》展現了它介入現實政治的態度和方式，而且「自許要培養自主公民，期待人們夠成為社會主體，即相信有介入和改變的可能，並且有能力與各方勢力尋求聯結甚至對抗。但是，現階段的《街報》較能完成的，不是直接反應時下政治社會運動議題的變動。相反，它是給社運組織者在論述上接力的平台，同時看到組織運動和議題經營的多樣性。」公仔箱論壇: ]* i5 x7 ]. u, |6 B! u6 P: R: j
就「文人辦報」的意義而言，《燧火評論》所展現的知識份子與媒體的關係類型，與《街報》稍有差異。馮建三（1992：206）依知識分子和大眾媒體的結合形式之深淺，區分了三種類型：一、知識份子自身即為媒體的擁有者；二、知識份子成為媒體的直接訊息生產者；三、知識份子的研究成果、意見或言論成為媒體直接或間接引述的對象。《街報》介於第一和第二種類型，而《燧火評論》則屬於第二種類型。5.39.217.76! l& O$ }3 w0 a/ f$ V& j. V/ b
新媒體實踐：深度報導，言論爭鳴0 g0 }0 l# ]1 ~ K* a+ L% |
儘管形式不同，兩者卻堪稱有志一同，皆為馬來西亞政治轉型之困頓而憂心忡忡。《燧火評論》矢志「正值馬來西亞社會面臨政治和民主轉型時期，在這一關鍵的時刻，社會在在需要更多『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胡適語）的聲音出現」之際，「堅守價值理想的陣地，並以此為原則持續不斷對社會上的種種不公、扭曲和虛妄，予以譴責、直筆和揭露，從而為我們走向更合理、善治社會的各種可能和方案探路」，亦「自我期許在這片人文根基孱弱，社會科學知識暗澹的土地上，點上一盞微弱但又頑強的燈火」。
《街報》和《燧火評論》僅為其中兩個具體實例，兩者之外當然還有其他曾經浮現、正在浮現或醞釀浮現，規模或大或小的新類型媒體實踐，像是已停刊的《獨立新聞在線》和《The Nut Graph》、《向陽花／太陽花》、改革版《火箭報》、《明察暗訪》、《當今峇南》，乃至學生經營的《反體誌》等等，不論其立意、編輯功力、筆陣和內容，莫不展示了復興「文人辦報」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之重要，在於能彌補非主流社會群體所偏好的閱讀品味與需要因市場失靈而生產不足之窘境，在同質化的主流媒體中開拓不同的路子，使主流媒體視為缺乏商業價值的邊緣議題、觀點和主流社群可能不屑一顧的社會現象得以重返公共領域，促成多樣的媒體和多元的社會輿論。
然而，「文人辦報」傳統之復興仍然面對在人力與財力方面如何為繼的嚴峻考驗。不過，這種媒體實踐倘若註定是「用飛蛾撲火的姿態，衝撞社會」（張溦紟語），就不應以個別媒體的存亡作為成敗的判準，誠如《街報》另一重要推手楊潔（2014年9月23日）所說：「在《街報》一週年，我想到的是它終有消逝的一刻，但精神與理念會隨著不同的媒體形式再出現與延續。所以，不怕。」此言甚是。
【參考書目】
陳蒙鶴（2008），胡興榮譯。《早期新加坡華文報章與華人社會（1881-1912）》。吉隆坡：上海書局。
張溦紟（2014年9月23日）。

〈《街報》是誰？側身〈街報〉一週年記〉。眾意媒體（Genta Media）臉書。

馮建三（1992）。〈學院知識份子與大眾媒介〉，《資訊•錢•權——媒體文化的政經研究》，頁203-210。台北：時報文化。公仔箱論壇0 M2 O# }5 U2 S4 g

楊潔（2014年9月23日）。〈為什麼辦《街報》？〉。眾意媒體（

Genta Media）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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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Eng Teik (1988). Perkembangan Akhbar-akhbar Cina di Malaysia（馬來西亞中文報紙的發展）. In Mohd Sarim Haji Mustajab et al (Eds.), Akhbar dan Majalah di Malaysia: Sejarah dan Perkembangan（馬來西亞的報紙和雜誌：歷史與發展）. Bangi, Malaysia: U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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