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chow

几日前安心向学生開槍、几日之后怕關燈而唔行動，比一九三三年德國國會縱火案更「出神入化」!3 V* g' ?. A+ ~/ ?3 v
其實学生是否暴動，應設立獨立檢討委員會來解决，事情還未經調查，便認定是学生暴動犯。小心上位者的煽動之舉，成了其打殺異已、操控言論計劃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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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由一九三三年國會縱火案由一宗偶發案件，急速升溫至黨派衝突，為野心家利用，繼而改變國家政策，當希特拉宣佈永不解除緊急狀態，原兇誰屬已經不（最）重要。政治化固然是推動社會變革的策略，然而一旦失控，後果難以預料。如何處理政治化事件的走向，才是這事件的最大啟示。

kschow

香港有民主，所以可以縱容暴力。連是非都分唔清既細路仔，比人擺上台，仲以為自己好偉大。5.39.217.76- V1 z& L) `; r9 x
民主派終於達到自己目的，教識年輕人，只要有冠冕堂皇既理由就可以犯法，香港人自己親手摧毀最珍貴既法治。; q2 m# s% F: R  ^
唔系道歉就可以 ...
$ G8 H0 e9 ^! k0 K2 _+ Z" e5.39.217.76bigdoghc 發表於 2019-7-6 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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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 now,tvbnow,bttvb: S* |3 Y6 G. b3 o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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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班學生係比人擺上台當黑材料，但係基本原因係香港無民主、法冶被上位者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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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達義」成為唯一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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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可以承認公民抗命的核心概念是道德說服，但歷史上的公民抗命往往並不只是純粹的道德說服，而是包含了某種強制性的政治壓力，而且也不如人們想像般完全非暴力。

譬如 1963 年，馬丁路德金與一班黑人成群進入當時法律不允許他們進入的商店、餐廳等處靜坐與遊行示威，當時一些商店無法營業，交通嚴重堵塞。警察與示威者最終發生了激烈衝突，大批的示威者被捕，包括馬丁路德金自己。馬丁路德金事後提到：我們必須組織和平卻激烈的大規模群眾運動，藉此製造一種「有建設意義」的緊張氣氛，以戲劇化方式顯示種族歧視的問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籍此打開談判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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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上述的情況不難理解。如果公民抗命只是純粹的道德說服就能達成目的，那麼抗命者基本上不需要付出違法的代價。當公民抗命者佔領某個地方，他們就是把自己與對手放進了某個強制性的狀態：對手或是讓參與者繼續佔領地方，或是用力量（暴力）把你們驅趕出去。因此，公民抗命包含了很明顯的強制性手段，公民抗命者自己也深知這點：他們是要得到大眾關注，同時向社會施出實質的壓力，運動才能發揮實質的政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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