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程翔: 制止“左”毒禍港

程翔: 制止“左”毒禍港

在香港政制發展的過程中，有一個很不幸的現像，就是每當香港政治發展到一個關鍵時刻，大陸就發生強烈的“左”的傾向，直接遲滯了香港的發展。這是一個很令人感到無奈的現實。

第一個關鍵時刻是 1989年“六四事件”。當時香港正在草擬決定 1997後政制的《基本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六四事件”前的草擬工作，處於一個政治上比較寬松的大環境（這是由於大陸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等銳意進行政治改革），所以中共主導的草擬過程也顯得比較包容，不但願意接納反對派人物如司徒華、李柱銘參與草擬工作，而且在內容上，也從寬處理，例如《基本法》第一稿有關國家安全（即後來的第23條）的規定，都是比較原則性的，不像“六四事件”後通過的定稿規定得那麼嚴厲和具體。顯然，這是由於“六四事件”後中共全面“左”傾的結果。其實在“六四事件”中發生百萬港人示威反對北京屠城後，港澳辦一位高級官員就向我慨嘆，“《基本法》可能要收緊了”。第23條就是一個“收緊”的具體例子。5.39.217.76& ]1 p: `2 V8 v, d& y4 }

“六四事件”後中共全面“左”傾的影響，還不止於 23條的嚴寬，更是全面影響中共對香港回歸後整體政制發展的政策。最近，內地法學者曹旭東先生就全面論述了“六四事件”後中共“左”傾對香港政治制度的影響[1]。他把“六四”事件稱為香港“政治發展分水嶺”。他說：公仔箱論壇: l4 {2 R& @  }) H

“1989年的這次事件帶來了以下幾方面的政治影響：, i& C& w, ?) l3 k0 @

（1）嚴重損害了香港民眾對中央的信任，香港社會民眾原本對大陸就心存芥蒂，在此次事件之前，有超過55%的人不信任中央能夠遵守“一國兩制”的承諾，此次事件之後約有70%的被訪者不相信“中國會尊重《基本法》所保證的個人權利和香港獨立的經濟制度。”
（2）讓中央對香港（尤其是香港民主派）非常不放心。支聯會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現讓中央意識到了香港社會中蘊藏的巨大政治能量，中央越來越懷疑和擔心香港變成一個“反革命顛覆基地”，中央似乎更加堅信，急速的民主步伐只會有害香港的“安定繁榮”。9 {' _& u& c4 P% e! [; D$ k' G
（3）中央與香港相互不信任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此次事件造成的最大影響就是讓中央與香港無法相互信任，中央一直期望能夠掌控香港的政治發展，香港則總是有一種要掙脫中央的傾向，這種不信任也是導致後來政制發展爭論的主要原因所在。。。。。公仔箱論壇' ?8 d8 q+ b% i; Y! y

曹旭東先生認為，中共對香港人的不信任，導致在《基本法》的草擬過程中對香港的民主進程要大力“剎車”。他詳細列出《基本法》的“剎車”機制及其影響。他說：tvb now,tvbnow,bttvb1 v7 d$ }8 w" Z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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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對政黨政治起到剎車作用的制度有以下幾個方面：（1）規定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短期內不會直選產生。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分別是：第一屆400人；第二、三屆800人；第四屆1200人。（2）關於議員個人的提案權，基本法規定，議員不可提出有關公共開支、政治體制和政府運作的草案，如果提出的草案涉及政府政策，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3）點票機制方面，議員提案和政府提案享受的待遇不同。議員提出的議案、法案及對政府法案的修正案，需要由功能界別議員和直選議員同時過半數通過；政府提案則不需要分組點票，總體過半數即可。（4）立法會議員產生沿用復合型選舉體制，包括直接選舉、功能界別選舉和選舉團選舉。直至2012年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仍然是直接選舉和功能界別選舉各占一半”。他的結論是：“基本法的制度設計限縮了政黨的活動空間，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達到了控制政黨政治發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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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學者的見解，在香港人看來，都是耳熟能詳的，但難得的是，他敢坦言香港的政制發展，受到“六四”事件的影響，也就是中共“左”傾的不良影響這一事實，這在大陸學者中還是比較罕見的。公仔箱論壇% R) Y& b! q( s, d9 `, i3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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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關鍵時刻就是現在。今天我們正處於2017年能否有真正普選的關鍵時刻。但是很遺憾，正值這個重要時刻，大陸又發生tvb now,tvbnow,bttvb8 R" u- a2 z$ _5 d* K
“左”傾趨勢。中共新領導人習近平上台不夠半年，先是在今年五月推出匪夷所思的“七不講”，繼而在八月19號的講話中宣布向自由派知識分子宣戰。這兩件事筆者在本欄已有詳細分析和評論，茲不贅。這裡必須指出的是，由於中央“左”傾，就立即導致本地“左派”氣焰高漲，這就非常影響政制發展的討論。

對中共政治術語不大熟悉的人，不知道何謂“左”？結合過去大陸發生的“左”禍，以及香港 1967年左派暴動的特點看，“左”毒在香港政治環境下的表現形式有以下幾種：

1
思想單一、盲目服從：這些人只知聽從中央，而不會考慮怎麼樣才會對香港、對大陸有真正的好處。
2
自鳴“愛國”、唯我獨“革”；這些人自我界定“愛國”，其他人都不夠我“愛國”（唯我獨“革”是內地術語，即只有我最革命）。近年出現的“愛”字號組織，都是這一類。5.39.217.76+ ~( ?( V0 t4 _: u$ c+ b4 J4 w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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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門戶，擴大打擊：例如左報公開點名林煥光、田北俊、不點名批判劉夢熊等建制派人士。例如一位專欄作家就這樣描繪：“梁振英身邊政治面目可疑者不乏，公然發表挑戰《基本法》言論者猖狂”（見《信報》2013年8月9日）。在這位人士眼中，連梁振英心腹張志剛提出的方案，都被批判為“折中主義”，成為他眼中的“在特區政府管治班子中搞小動作，干擾中央”的人物。換言之，凡提出不同意見的，即使是建制派中人，也受打擊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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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情觀念”，上綱上線：例如最近對英美的批判、把市民要求中央落實普選承諾提升到政權保衛戰、政權爭奪戰、前途命運的“決戰”等，用中共術語都是“無限上綱”之陋習。5.39.217.76' @, N4 e3 n8 N$ r  {% N$ F: J*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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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傾向，拳頭說話：挑動群眾鬥群眾，本是中共最優而為之的事，近期出現的“愛”字號組織鬧事、黑社會為特首護航、老太婆霸位排拒泛民參與特首“落區”見市民等，這都算是小兒科。更嚴重的是，還沒有開展政制的咨詢，就先派解放軍演習恫嚇等。

以上所舉僅其犖犖大者，都是典型的“左”的表現。只要讀者細心分析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和香港的“ 67暴動”，就可以看到這些似曾相識的“左”毒，今天已大量出現在您和我的身邊。在這種氛圍下，香港不可能有理性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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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預見，內地“左”毒復歸對香港政制發展的討論會帶來極負面的影響，包括：  L! h) Y" a" [1 E' K3 u,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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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國”壓倒“兩制”：在考慮香港長遠發展時，京港之間只會強調“一國”，完全沒有人，包括梁振英，敢於為“兩制”說話。5.39.217.76+ @" c6 e6 T3 T'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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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壓倒“地方”：喬曉陽在深圳的長篇宣示，已表明中央會采取“大石壓死蟹”的方式來處理香港的政制發展。
3
“武力”壓倒“和平”：香港人不服氣嗎？解放軍已做好准備。中共日前已宣諸於口：“中央駐港機構，包括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解放軍駐港部隊，將各司其職，作好准備”。這句話重點當然是在駐軍。

走筆至此，我們不妨重溫鄧小平關於反“左”的言論。他在 1992年南巡時說：

“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 T  u, J3 a0 o4 K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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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防止“左””！願大家一道來制止“左”毒禍港。5.39.217.764 I5 ]& L8 W2 j/ S* T#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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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見曹旭東：香港政黨政治的制度空間《法學》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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