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無法防微杜漸？ 吳景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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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發生有史以來最大弊案，不過若從此次弊案來看，這些官員貪汙之事，並非一天、兩天，為何此時才被舉發？難道現行的防貪、反貪之機制，沒能發揮效果，僅能是在貪瀆情事已爆發後，而為亡羊補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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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5 w/ O; f0 v& a由於目前管制進口的物品，不僅種類繁多，即便是可以進口的產品，也可能有數量的限制，若再加以高額的關稅、稽查的程序繁瑣，已使海關人員的可收買性比一般公務員來得高。若為了進口市場價值高，卻屬管制的物品，或關稅價額極高者，行賄海關人員違背職務為放行，自無庸言。即便屬於合法商品，但為了通關方便，也會行賄海關人員，由於其並未要求違背職務，金額肯定不會太高，收者與受者的違法性意識，也因此被沖淡，久而久之必然形成一種慣例與陋習。公仔箱論壇/ p) [2 c9 V! \5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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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海關此種收受紅包的陋習，並非新鮮事，且由於此現象的普遍性，逐漸形成一種組織與集體性的收受，不僅相互支援與掩護，更在人人皆有份的心理作祟下，造成責任分散、危險轉移的錯覺，若有不從者，為防止其為告發，甚而會遭誣陷，反成為貪汙治罪的對象。而如此的陋習，主管長官即便未同流合汙，也難逃坐視不管之責，若以不知有下屬收紅包為卸責理由，恐屬尸位素餐之徒，無形中也助長此陋習的蔓延，更可能涉及《貪汙治罪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明知下屬貪汙卻為包庇或不為舉發罪，此絕非僅以記過處分，即可了事。+ Q- C* g, E3 ]& K: X% {: c"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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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海關貪瀆現象如此，難道無法從公務員的財產申報中察覺？一個主要原因，當然在於公務員人數龐大，而受理申報的監察院或政風機構，根本無能力一一稽查，僅能為一定比例的抽查，而如此的申報制度，也無法得知公務員所可能接受的無形利益，如喝花酒、免除債務等。更何況，即便財產申報不實或拒絕說明異常財產的來源，也頂多為十萬到數百萬的行政罰鍰，如此的處罰機制無法產生嚇阻效果，恐只能防君子，而不能防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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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 ?6 n; M" b而受理申報的機關，不管是監察院或政風機構，即便查有貪汙情事，卻可能面臨無司法調查權的困境，尤其是配屬於各機關的政風機構，本在預防與察覺貪瀆情事，但由於政風人員寄人籬下，難免得看上司的臉色，再加以其不具有司法警察的身分，即便查有不法，卻無法為貪瀆犯罪的調查，而只能在事件爆發後，配合檢調機關的偵查工作，如此弱化的監督機制，自然無法有效來遏止貪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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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 A7 x8 l0 `- }# stvb now,tvbnow,bttvb即將成立的廉政署，不僅有駐署的檢察官，廉政官也將擁有司法警察權，而可以有效率的執行防貪與反貪，而成為可以期待的肅貪機關。惟證諸香港與新加坡的經驗，肅貪成效與否，不是僅靠單一的肅貪機關即可為解決，更重要的是必須使其有肅貪利器，則關於要求公務員說明不明財產的權力，不僅該歸由廉政署，且在貪汙犯罪往往具有集體性下，不可避免的，必須使用某些特殊的偵查手段，如陷阱偵查、控制下交付、運用線民，甚至是臥底等是。惟此類手段可能有觸法之虞，若無廉政官員職權行使法為明文，以排除其不法性，可能使廉政官員遊走於法律邊緣，而動輒得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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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肅貪工作絕不能光靠廉政署即能畢其功，而必須有整體的配套，因此，施行多年，但成效卻有限的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與《政治獻金法》，抑或是施行已兩年，卻無一起案件遭起訴的《貪汙被告不說明財產來源罪》，恐都得為全面性的檢討與修正。而成立在即的廉政署，也必須盡速通過相對應的職權行使法，才能使其更有效率的執行肅貪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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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
發表於 2011-7-10 07:2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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