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社运缺席与民间力量羸弱改革難超越政黨政治限制

社运缺席与民间力量羸弱
改革难超越政党政治限制作者／本刊曾剑鸣 Mar 09, 2010 11:25:42 am

【本刊曾剑鸣撰述】308大选过去两年了，从916夺权、霹雳政变、阿拉争议、教堂袭击案、槟州马来人边缘化戏码、安华肛交案直到人民公正党退党潮，事件不断，反映了民主改革历程的艰难，叫人见证了威权集团权力反扑的凶猛，但也暴露了在野反抗政治的羸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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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宛若小扁舟在大浪之中忽起忽落，时有遭吞没的危险。外在纷扰的压力未及进入脑袋转化为问题与思考，旋即就被其他议题所取代。于是乎改革失去了掌握议题的主动性，径直沦为挨打，沦为被动的反应性动作，因着外在刺激过度，终究疲于奔命，失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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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被动状态究竟出于何因？除了抨击国阵炒作种族宗教毒辣攻势，以及民联的内部疲弱与分歧，其实问题还得从所谓的308大选胜利旋风里找，失败的因子早就隐含在胜利的果实当中。tvb now,tvbnow,bttvb2 _/ h3 w- }! H0 |: H4 Q3 ~

缺乏组织性民间力量

308大选，在野党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无疑是积极的，再怎么肯定也不为过。但是应该要从宏观的结构看到，整体的政治角力过程，其实是政党由上而下的召唤所累积的政治力度，间中加上媒体与非政府组织张扬的民主议题，使得民怨得以有了共同的诠释，谓之改革的召唤云云，凭此集中之力冲垮旧有统治的框框。( L0 Z! N: C, z+ p

实际检视，民间的自我组织程度其实很疲弱，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只是文告与讲座的组织者，并未能够召唤与集结民众成为独立的集体力量。以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净选盟）的大集会为例，如果不是回教党的强力动员，其声势就会大大的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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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韩国、台湾、印尼与菲律宾的民主运动，可以发现的是，在政党以外有庞大的独立民间力量能够将质变转为量变，即将理念转为行动与组织，以巨大的群众力量迫使当权者与在野党向民主改革路线靠拢。由此观之，也就突显了本土坊间学者（例如黄进发）奇谈怪论之误，即承认国阵不接纳改革，但又冀望与迫使民联签署所谓的改革议程，以保障在野阵营不会在未来背离改革议程或无条件地取得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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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坊间非政府组织的文告宣示只能制约与提醒民联，而对于国阵的凶猛攻势毫无招架与还手之力，又怎么在威权反扑的浪潮中，维护民主的根据地不被歼灭？换句话说，即使要说服与制约民联，重点不在以知识分子寻求道德制高点的姿态画地为营，在文字的共和国争夺城池，而是如何串联民众展示真正的独立力量，来迫使政党尊重，进而达至牵制与引导政治方向。这是个实践问题而不仅仅是认识问题，是组织战而非策论之辩，知识分子可以分工论卸除责任（以嘴论政而非手脚干政），但不能回避现实。7 m! z) w- q: b6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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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实质的民间压力，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政治舞台尽是国阵与民联角力的戏码，但也有双方合作自肥的时候，例如州议员皆可获汽车入口证（AP）事件，民众无力施压。非政府组织可以抛出改革议题，但是实践的时间、程度都不在其置喙之地，其无力之窘境不能不引人深思。/ M0 Z/ o" S B"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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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运缺席遭致部落民粹反扑

所谓民主，应该表现为民众的参与，不管其形式是言论或是结社，都能够以集体的力量去推进制度变革。在民主社会里，除了定期的选举，民众表达意见与力量的方式，就是议会外的抗争活动，亦即“社会运动”。我们可以有性别平等运动、华教运动、工人运动、环保运动、社区运动、原住民运动等等。民间力量的疲弱导致社会运动的缺席。5.39.217.76% w7 ?7 h- g$ A1 J! o: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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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本地没有社会运动，白小抗争八年、武吉公满抗山埃，还有多年前的红泥山反毒运动以及前几年的反对政党收购媒体运动，种种议题都反映社会的多样性与民间的主动性。然则，这些议题尽管在过程中都面临同样的国家打压戏码，诸如《1948年煽动法令》、《1960年内安法令》、《1976年警察法令》等等，但是都因着这种或那种的限制，未串联所有运动发展成为对于制度改革的呼唤，直指不民主的体制。因此，议题性的民众集结，也就未能持续性地冲击当权者，既受眼前议题燃眉之急所困，又为不民主体制所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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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的重要性也在于，以实质的方式让民众体会民主与切身生活利益的关系，例如工运就能够凸显国家如何以限制示威来弱化工人的谈判筹码。换句话说，没有各类的社会运动，民主改革运动就会成为知识分子理念自说自话，高谈人权与言论自由，却不被民众所理解。' }$ f' |3 r0 k  f: u+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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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大选的变化是由上而下的，这里可这样解释，民众并没有利用局势所撑开的空间作组织结社，去投身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改革。反之，保守的种族与宗教集团利用了这样的机会，去反扑民主改革议程，利用历史与社会存有的发展不均衡问题，夸大与片面地激化种族与宗教情绪，进而分化改革阵营。这样的种族动员利用的所谓民主自发的外在形式，来达致自己的目的，其实是伪民主，是部落民粹，目的不是扩大民主空间，反而是巩固威权结构。

社会运动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它借民主参与让不同的群体体会文明与政治秩序的重要，因而培养法治、理性辩论与相互尊重的权利意识。民众可以体会身份的多重性与社会利益的复杂性，而不会陷入种族政治的框框。后者把所有人都锁定在先天单一的认同，以为种族才是唯一的本质身份，社会只能分为不可对话与没有身份重叠的团块，这样就有助于种族精英从上而下地以情绪操纵之，为自己的统治利益服务。5.39.217.763 t9 H; G8 B2 n. ?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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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早已经指出了，513事件后，巫统凭借种族政治，将国家打造为一党独大国家，因此该党垄断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与资源。然而讽刺的是，它却成为自己问题的制造者，该党的每十年周期性的权力争夺，使得释放政治力，因而提供了改革的动力，第一次是1987年的党争；第二次是1998年安华被迫出走。可以这么说，尽管民间不懈地传播民主理念，但是缺乏统治集团的权力裂痕，终究无法撼动巫统的一党独大。此乃历史结构与政治现实条件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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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应该看到，第二次的巫统危机，导致安华出走，之所以能避免“四六精神党”马来民族主义的后尘，除了安华个人的因素，更大的原因是马来人内部分化，阶级与城乡差异扩大，导致独立与对抗意识的萌芽。话句话说，经济发展导致的分化，亦是改革的动力。8 g8 W1 a9 z: n5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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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八十年代的种族政治，也产生了种族矛盾的动力，以致民主行动党借此得利。种族矛盾尽管有利于民主行动党的生存，但也令其框限在种族政治，无法打破国阵的垄断结构。

308大选表面上打破了种族政治，但是其实是把问题吸纳在民联内部了。因此，面对国阵种族宗教的强力攻势，民联内部对于种族宗教问题，难以得心应手，不像贪腐与民主议题那样好操作。换句话，今天的民主改革胥视国阵与民联的角力，以及民联内部的平衡，那么改革的动力明显在于两个阵营之间，以及政党之间的权力流动。

只要执政中央的权力诱惑仍在，民联内部的分歧是可缓和的，换句话说所谓的磨合问题，除了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最终恐怕还是如何共同面对国阵的种族宗教攻势，如何解决马来社会的弱势焦虑、庞大的公务员体系以及特权阶级。这说明了种族政治并没有远离我们多远，种族政治的源头虽由国家制造，但已于体制生根，在社会有其位置，民联也未必有能力在短期内消除之。5.39.217.76) z6 R5 K0 K# X/ c- e' T

就此而言，社会运动就有其必要，对种族社会予以批判，用真实的社会面貌，创造新的认同，例如以弱势阶级与乡区名义召唤马来社群，以此破除虚假的种族矛盾，开出民主之路。社运缺席与羸弱的民间力量是难担当这个责任的，如果不发展民间独立的组织力量，那就等于被动地等待政党政治的夺权可以解放民间，但是这样的发展可能吗？5.39.217.76* W0 s" G1 m3 g5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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