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与调结构敦轻敦重？

新政府上任以来，一直在为中国积累已久的严重经济问题处心积虑，想尽办法寻找突破口，多项重大改革措施并用，从城镇化到自贸区，从破垄减负到土地改革。但这一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决策者的犹豫与动摇：从一开始的调结构，到后来的钱荒，再到新近的保增长。这是改革的第一回合，是决策者与金融资本家的较量，但资本家胜出。5.39.217.769 k2 I' q3 U- ], A1 s2 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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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在第二回合中，资本家势力再占上风，迅速推出一系列刺激计划与方案，于是“增长”思维再次占据上风。一些地方，直接把城镇化搞成了造城运动，大肆圈地造城，于是土地财政之风再次盛行，地王频出，房价跟着上涨。面对持续上涨的房涨与城镇化的造城扭曲，决策层近日再出表态，强调要打破垄断，调整结构，宁愿适当降低增长速度，也要着力做好结构调整。这一声明，似乎又将改革回到健康轨道上，但还有待观察。0 U+ ?) c7 `) K1 m! k1 Y! T

　　新政府的改革，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多事之秋。但不管道路如何曲折，前方如何困难，有两点不可否认：其一，今天的问题，是肉食者自己造成的，而不是市场天生的。结构的失衡，完全是人为的危机，因此应当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其二，今天的问题，必须正确地处理好，否则会后患无穷。结构失衡、国民二元导致如此社会一系列问题，比如贫富分化、腐败、权贵资本、祼官海外资产或富甲巨资外逃、环境污染、消费低迷，等等。基本可以说，如今的一切社会与民生问题，基本都是因为当年的决策不周全造成的。倘若我们今天的决策还是只顾眼前，而不顾代际利益与长远战略，那么再过三十年，历史将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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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农地土改问题。中国历史上，所有动荡，基本都来源于“农民起义”或贫民造反，只有极少数是贪官夺权（如安史之乱）等造成局势动荡与朝代更替的。这段历史，我们要吸取教训。如今的土改，既要做到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使生产要素进入流通并使持有人从中受益，又要做到持久受益、社会持久稳定，不因一时为利“失地”者，最终因彻底失去生存的根基而再次沦落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从中国历史来看，农民阶级是最好对付的，只要有的吃有的住，他们就会安稳下来，甚至不关心国事天下事，无心关注贫富差距或官员贪污腐败、包二奶之事，但反之，如果他们没有了吃住的基本生活基础，则社会如浮萍，根基不复存在。农民的问题不是小问题，老蒋的失败不是因为枪炮不够坚利，而恰恰是无产（革命）者太多太多。好汉不敌双拳，此为自古之理！7 f# X; K1 d, ~+ B" W7 X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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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增长与调结构敦轻敦重？这个问题必须思考清楚。一味地保增长，会使现在本来就极端恶化和失衡的经济结构更加失衡，资产价值泡沫会越发地严重，届时只怕收不了场，引起社会不稳定。同样，一味地调结构，失去经济的基本增长，同样会也对现在的社会构成太大的冲击，故也不可取。如何达到二者的平衡？这就是要先考虑清楚敦轻敦重，分清主次。就目前而言，对中国来说，调结构是主要预期，增长只是次要矛盾。如果没有良性的经济结构，则我们一切保增长的努力都是南辕北辙，包括对农地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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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轻易地把农村土地改革，定位在“保增长”的庸俗基调上。目前许多地方小政府，大搞农地市场化或商品化，表面上标榜着土地改革，其实就是在继续此前错误的土地财政做法，是为保增长寻找新的替死鬼（其实，保增长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改善民生，只是为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这种做法，只能图一时之快，却会留百世之患，不仅会推动城市房价的再次上涨，甚至几十年后会对社会有致命的冲击，故应当长远设计，慎重筹划。我曾经设想过股权化，但后来也觉得不妥。当然，这是一个历史交给全国人民的“作业”，国家应当广泛征求民众意见，集思广益，以求寻得万全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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