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们在政府部门大排长龙，或因为服务态度不佳而大吐苦水时，我们可能忘了，其实我国公务员的总数十分惊人。根据政府首席秘书长莫哈末西迪在2008年1月的数据，我国公务员的数量为120万人。经过了两年的增长，相信新的数据会更高。以我国2700万的人口而言，公务员占了我国4%的人口，或是约10%的工作人口（我国有1200万的工作人口）。
这表示，每10名就业的大马公民，就有一名在公家任职。又或者，在马来西亚这个小国，一名公务员的服务对象其实只有27名公民。各国公务员与人口的比率如下：5.39.217.76- d& S. [! g4 d2 w2 o' w
国家 | 比率（%） |
马来西亚 | 4.68 |
泰国 | 2.06 |
韩国 | 1.86 |
菲律宾 | 1.81 |
印尼 | 1.79 |
寮国 | 1.24 |
柬埔寨 | 1.18 |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研究组织
非社会主义的怪现象; [4 A! W' Q1 \7 b
比较起其它的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的比例明显“超标”。在不奉行社会主义，甚至妖魔化社会主义，同时拥抱市场开放与私营化政策的国家，这种公务体系臃肿，公共投资也大幅高于私人投资的怪象，是相当例外的。7 l1 W- s# v; r- }# [
我国公务员人数的膨胀并非无迹可寻。根据升旗山国会议员刘镇东引述的数据，我国公务员从2000年的89万4788人，剧增至2008年的120万人。这表示，在短短的八年之间，我国公务员大幅增加了30万人，相等于每年增聘3万8151人，或每天增加104人。如果以工作时数来看，我国政府部门自2000年起，每小时竟然需要面试及应聘六位公务员。当然，同一时期，政府付给公务员的薪水也是直线上升。2008年政府付给公务员的薪水开支为马币410亿元，相比于2005年的256亿元，4年内暴增了约60%。我国只有约180万名的缴税人口。因此，在2008年，为了支付公务员的薪资，每名纳税人平均需承担2万3000元，或每名公务员的薪水需要由1.5位纳税人帮忙“埋单”。这是极度失衡与畸形的发展。
还有，不要忘了，我国在过去30年推行了许多私营化的工程，许多公务员连同公共企业早已被“外包”到私人界去。根据Jeff Tan的研究，在1983至2000年之间，私营化除了把许多盈利转往有政商关系的私人界之外，也把11万4198名公仆给“私人界化”，而这还不包括由州政府推行的私营化计划。否则，我国公仆的数据必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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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政府自大约10年前，从多媒体走廊就开始斥巨资推行诸多如e政府、精明卡等等资讯化的工程。种种自动化与信息技术的提升，伴随着的不是人事的精简化，而竟然是公仆数目的大幅上升。再者，政府的许多重要计划，如和美国的自由贸易谈判、物品消费税的研究等，也早已外包给国际企业与顾问进行。最臭名昭彰的，莫过于连政府的宣传与形象打造工作，都交给国际公司公关顾问APCO进行。如果我国先有私营化，后有政府扶持的官联公司与州发展机构，再加上现在连重要的运筹策划工作也外包的话，我国到底还需要这么多的公务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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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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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个疑问：一，为什么我国的公务员比例特别高？二，我国有那么多的公务员，但是为何效率依然那么低落呢？4 Z% h& o2 ^9 }% K# S* \
第一道问题的症结有很多，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来自于执政者缺乏愿景、没有魄力且畏首畏尾的政治决策所致。我国自1997年金融风暴后，百业待兴，失业率高居不下，政府面对烈火莫熄运动与庞大的社会压力。最权宜的法门之一，当然是吸纳毕业生进入政府体制捧铁饭碗。一方面，这么做可安抚民怨，把压力从体制外纳入体制内，同时也方便通过国民团结局等机构进行意识形态的重建工作，消减反抗的力道。 V+ m: }) d) T+ q/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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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当国际油价飙升，经济开始好转时，当权者不但没有正视根本性的问题，把握机会进行大刀阔斧的制度性的教育、金融、税务与社会改革，反而把油钱花费在周而复始，反复无常（flip-flop）的计划与政策之中。此时，当我国的教育制度，无法培养出能够在风暴后的私人界有立足之地的毕业生时，政府更是大批地吸纳这些人进入公务员体系。因此，在公务员人数的增长与石油价格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呈正比的趋势。士拉央国会议员梁志坚律师把这种现象称为“石油的诅咒”。+ A( k- G5 u. B
石油的诅咒意味着，拥有丰富天然资源的国家，发现通过分配资源予某些特定的领域或群体，比起注重以成长为主的经济政策，以及公平和良好的制度，将更容易维护他们的政权。于是，在制度性改革与权益性改革之间，当权者往往选择了后者。
无意义的扩张权力tvb now,tvbnow,bttvb9 m, H6 _$ R6 `9 Y9 H! G2 N
公务员效率低落的缘由则主要有两个：权力过度集中的首相署，以及公务员过多所产生的职责交叉重叠的现象。目前，共有52个机构隶属于首相署辖下，其比重几乎相等于一个“迷你内阁”。其中重要的单位包括国油、联邦土地局、经济策划单位、多个经济走廊发展机构等皆可独当一面的大型机构。这种资源、决策与权力的过度集中，导致其他部门的权力真空与重叠化，有“无事可做”或“有事做但无资源”的诡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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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过度集中的结果是，公共体系内百多万名公仆的士气与生产力低落。这导致人才流失，贪污滥权横行。二者，公务员在百无聊赖时，将毫无意义地行使与扩张他们的权力，导致公务员体系的官僚作业更形复杂、繁琐与枝节，形成一个臃肿、无用、啃噬纳税人钱财的巨兽。
公务员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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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引领我国迈向高收入的创意经济，当权者务必向占我国10%工作人口的公务员体系开刀。而且，首相更应该身体力行，先从首相署开始进行瘦身工作。各部门原本就该各司其职，只是过去由于首相个人的权力欲，以及其贯彻权力的方便，才导致今天头重脚轻的局面。重检首相署的特权，再以绩效为准把权力下放到各部门、州属，甚至是地方政府的手中。至少，以后要修改槟城的巴士川行路线，也不需要劳烦布城的批准。这才能够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尽其能的地步。$ D! U W% G% a( D$ G$ _1 f
当然，权力下放最终的体现，就是把权利，也就是包括把地方选举权与公投权等，归还到人民的手上。让自首相署开始的权力链连接至州、县省局、地方政府，最终至人民的手上，那么人民才有可能使用串接的投票权来限制与监督政府。纳吉深知下放权力的最终结果会是人民力量的崛起，因此万万不敢松绑他（们）的既得权力。但是，如果没有政治与权力结构的改革，夸夸而谈的政府转型与新经济模式，不就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花招（political gimmick）而已吗？- i7 D& Y) @) g$ b) D! |4 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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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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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 Tan, Privatization in Malaysia: regulation, rent-seeking and policy failure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q6 `5 h' n; \1 f L' f- ?& 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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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聪是马来西亚科技与工艺大学交通物流硕士，现为政策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