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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劉銳紹﹕悼不是敵人的「敵人」——羅海星 [打印本頁]

作者: zophia 時間: 2010-1-20 07:09 AM 標題: 劉銳紹﹕悼不是敵人的「敵人」——羅海星

這篇文章放在評論版，也許有點不大合適，因為它不像評論；它也不是悼文，因為在我心裏，文中的人沒有死——因為他的精神不死。5 z' a. S+ j+ O' Y% u
但在上周四，打開報紙，赫然發現頭條前的新聞：「羅海星肺炎病逝，享年61歲。」無情的現實鐵槌敲醒了我，長期患病的海星，終於不能再跟我豪情壯語，暢論國家大事了。, y& }8 W( F2 B9 a/ l

上一世紀70年代，我和海星已經相識，但走向深交，還是由1986年我長駐北京採訪的歲月開始。那時候，他擔任香港貿易發展局駐京首席代表，每天在商場打滾。我戲言對他說：「你已經成為資本家了。」5.39.217.76; e0 \$ t3 N) `0 l/ m0 m
交淺言深之下，他才透露絲絲心語。原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一腔熱血，返內地升學。但正是這段日子，他目睹荒唐怪誕和觸目驚心的人類悲劇。一位同學險些被活埋，而義正辭嚴要活埋他的人，正是他的同學；為什麼要活埋？只是為了要他說一句：「我不應該反對毛主席。毛主席萬歲！」5.39.217.76& m( b" ]' f, t+ C! I3 Z# ^- f

義無反顧參與「黃雀行動」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例，一幕一幕地在海星的腦海裏浮現。但1978年開放改革之後，新的生命元素又注入他的體內。他感到中國重新走對路了，經濟搞不好，什麼都不用說。所以，他不怕被我們謔笑是「資本家」，大踏步地走上經商之路。那時候，他的辦事處就在北京最繁華的長安街上、那一幢最豪華的寫字樓——中信大廈之內。我們叫這幢大廈做「朱古力大廈」，因為它的外形就像一排朱古力（巧克力）。「世界之窗」、大型國企，都把總部設在這裏。海星經常有一些自慰式的話：「我只是當貿易發展局的首席代表，而不是自己做生意，賺國家的錢。我還不算是真正的資本家。哈哈！」
事實上，在這段期間，他致力推動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合作。後來，他寫了一本書，講述他駐京期間的所思所想，所見所聞，仍是那一股投筆從商、為國興邦的書生意氣。這一代人，在文革的痛苦掙扎中清醒過來，沒有迷失方向，沒有意志消沉，沒有變成金錢萬歲，沒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實在很難得的了。

但一聲槍響、一陣轟雷，驚破了他的書生報國之夢。「六四」之後，他感到經濟可以報國，但不可救國；經濟可以使中國富強，但未必可以使中國開明。他痛定思痛之餘，參與了營救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結果在營救陳子明的時候被捕了。他事前沒有告訴我他的決定，事後獲釋回港才對我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太愛國了，同時又愛得太辛苦了。但無論愛得多麼辛苦，還是要愛下去。所以，我那時候想，首要工作就是要保存這一點命脈，為中華民族留一點希望。」無論他的抉擇是否正確，這正是他義無反顧地參與「黃雀行動」的動機。
上述過程，就像春雷乍響，各位已有所聞，但其後發生在海星身上的事，卻有如一串炸不響的悶雷，壓在心裏，令人鬱澀難抒。各位可有興趣傾聽？公仔箱論壇' [: `1 M0 M* T' O _7 v5 j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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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紅酒貿易噩夢總是纏擾着海星被判入獄之後，適逢港英政府為新機場融資，須取得中國配合，讓償還債務的日期延至九七年之後。所以，當時的英國首相馬卓安紆尊降貴，老遠地跑到中國，成為「六四」後第一位訪問中國的西方領袖。但馬卓安擔心這種行動受到國民和西方社會指摘，於是提出要求釋放羅海星，而中國為了突破西方的封鎖，也願意合演這台戲。所以，海星在無可選擇的情况下成了中英雙方的一張政治牌。無論如何，獲釋回港始終是好事，政治在某些時候就要講求妥協，但後來一些事情又是海星難以估計的，令他再次無可選擇。公仔箱論壇- B' D& j) J# D9 t% D9 l. n9 [

其後，他因私事到英國去，本來沒有打算與英國政府接觸，但馬卓安知道他到了英國，要求與他見面。正是人情難卻，海星於是到唐寧街與馬卓安見了一面。馬卓安為的是要搞「政治秀」，但可哀的是，內地有關人士對這類事情從來甚少求證，不會多問實際詳情，就認為是「向英國感恩戴德」的表現。海星就像小媳婦那樣，無從解說，只有任由惡家姑喜歡怎樣想就怎樣想吧。! h# g* u. S" L7 u( X3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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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畢竟是要生活的。海星回港後，打算重操故業——經商。據他說，內地開始流行飲紅酒，所以跟朋友做紅酒貿易。自食其力，是最基本、最卑微的要求了，合情、合理、合法。可是，噩夢總是纏擾着他。不知什麼緣故，生意還是做不下去。他告訴我一些可能性，但由於無法求證，所以不敢輕易作實。他說：按過去的經驗，也許有人擔心異見人士「有了生活，會不會再來反我？」9 T7 a: n5 S* P

在自由社會裏，一個人可以有多樣性，政治取向如何，不應影響他的正常生活。但有些時候，現實就是不容許一些人享有多元性，尤其是被定性的人。我遙問碧蒼：這不是「左」又是什麼？

在經濟壓力下，海星只有載浮載沉地尋找生活，後來進了自由亞洲電台。在香港，為那一家機構工作並不代表認同這家機構的政治立場，猶如左派機構的員工不一定認同內地的主張，大家只是打工仔而已。但是，在一些人眼中，自由亞洲電台不是美國國會資助的嗎？怎可以為它效勞？不用說，這又強化了有關方面對海星的定性。「定性」這一行動，活像一頭張牙舞爪的怪獸，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裏又是一具「虎頭斬」。試問，被斬斷了頭怎能駁回？被「定性」的人又怎能輕易翻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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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文化專門製造兩種人不過，海星始終相信在這個世界中，在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黃土地上，仍然有理解他的人。據他說，有一些內地人士與他接觸，也許為了摸底，但他從不拒絕，因為他相信「溝通至上」、「理解萬歲」。他對中國有很多批評，但始終對中國深存寄望，始終相信中國的好人沒有死光。他繼續溝通，並相信摸底的人也會深明大義，頑石點頭。
但好事總會多磨，按內地的習慣，欽差大臣不會長期在一個地方當下去的，以免這些人的思想「異化」。舊的欽差大臣雖然願意為他減輕壓力，但不多久就換走了，新的人重新開始，又是一個新的夢，但不知是好夢還是噩夢。我理解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特色，但這種特色不是令人太傷心了嗎？tvb now,tvbnow,bttvb* x( u, A* q, }3 r, C
從海星的經歷，令人感到中國的政治文化專門製造兩種人。第一種是屈原，本來對國家癡心一片，但卻被視為「黐線」；對國家如珠如寶，但卻被視為禾稈草，最後齎恨入冥，鬱鬱而終。第二種是「敵人」，本來不是敵人，但後來都被視為「敵人」，或變成真正的敵人。這都是中國政治文化裏「鬥爭哲學」的餘毒。我撫心自問不是「敵人」，也無條件做「敵人」，但卻不能控制人家怎樣看我。我和海星有時互相訴苦，但更多的是互相激勵。面對國家，我們都有一句共同的說話，就是：「只要我愛你，哪—管—你—愛—我—不—愛。」
海星：安息吧！中國始終會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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