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呂大樂﹕向市民負責的政治反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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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atspi
時間:
2009-11-18 07:00 AM
標題:
呂大樂﹕向市民負責的政治反對派
近年流行視政治為博弈：按這套理解，如何作勢、出牌、叫價往往可以扭轉大局，改變結果。作為一種學術觀點，這當然有它的趣味。而政壇中人對此甚有興趣，這也不難理解；如果技巧較之政治實力重要，則大可專注技術、招式，不用多做最實在的工作。而在媒介傳播可以大大影響政治發展（由燃點具爆炸性的話題、改變社會氣氛到塑造政治人物的形象）的今天，這種注重如何作勢、打牌的想法就更加有吸引力。問題是：當應用到現實政治的時候，這一種博弈思維明顯地有其嚴重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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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政治之不同於一個牌局，在於並不是每一回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你來我往都只在於作勢、叫價。以博弈形式進行的政治交換只適用於某些狀况，到了重要關頭或觸及重要的利益或考慮的時候，參與其中的有關方面不再會無止境的叫價回價，而是總有關鍵的一刻，「醜婦終須見家翁」，底牌是要翻開來見人的。現實政治說到底是關於權力與實力，底牌（群眾支持）是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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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現時社會上——尤其是泛民圈子之中——各種有關面對政改諮詢應該如何回應的討論，其實重點不應在於招式的研究（由5區辭職到泛民總辭），而是認真估計一下自己擁多少實力。對於這個問題，在泛民及相關的社會運動圈子之中，一直存在兩種值得商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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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香港人支持民主，這是毋須再作辯論的事實；既然如此，那麼以任何形式爭取任何有關民主化的要求，都一定有群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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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問題從來不在於廣大群眾，而是民主運動的領袖過分保守，以至沒有膽量廣泛動員，白白錯失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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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港人普遍認同民主發展，這一點應該沒有太大爭議。一個纏繞香港社會政治發展20多年的老問題，再加上九七之後這個死結愈纏愈緊，多少總能說服大家這個問題終須有一個了斷。但問題是前一種觀點從來沒有清楚交代最為重要的一點，這是就算在支持民主發展的大方向的群眾之中，究竟有幾多人會堅持某一個由泛民主導的方案，鬥爭到底，誓不罷休？這也就是問：究竟有多少市民真的認為在泛民那民主旗幟之下再沒有議價、妥協、讓步的空間？更直接的問：眾泛民議員們真的了解多數市民的共同底線嗎？至於後一種想法，除了同樣是對民眾的訴求存在一種主觀期望之外，更假設了叫價愈高便愈有群眾支持；實情是否如此，是一個實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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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討論關乎全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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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由個別人物全權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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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個人的觀察，我並不認為上面的兩想法是建基於對民情的準確掌握。不過，正如上文所提到，這是一個實證的問題，我樂於接受一種有實證基礎的策略部署。我所反對的，是個別議員、政黨、什麼「政壇教父」、時事評論員、傳說中在背後發功的一些有強烈政見的人物，憑着他個人主觀意願去拋出一套談判策略，並將整個討論道德化（例如以防止中方逐個擊破泛民議員之名，而向他們逐一施加傳媒壓力，減少整個談判過程中妥協、轉彎的空間），再而令爭取民主的運動變為個別人士表達個人的政治道德及主張的一項社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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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幾年裏，我們經常可以見到這一種十分「政治正確」的個人政治願望的表達，當中參與者所獲得的個人滿足感與成就感是相當明顯的。但作為市民的一分子，我卻從來不明白為什麼由他們坐在賭桌上享受博弈的樂趣，而市民大眾只站在後排，而且還往往要賠上賭本。這一種關係應該有所改變。今次關於政改的討論與談判，關乎市民大眾的利益，不應該由個別議員、政治人物全權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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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非主張直接民主；現實上，我們不能不接受代議的安排。但正是因為有代議的安排，我們更需要提醒泛民：歸根究柢，他們是要向市民負責。可以想像，一定會有民選議員認為自己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早已取得明確授權，沒有必要重新認識民意。也可以想像，一定會有議員提出：大不了在辭職之後，若補選失敗，失了議席，他個人負責。我提出的意見是，在這個重要關頭，我們所講的負責並不只是一人做事一人當那麽簡單，而是對市民、社會負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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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論是提出5區辭職還是總辭，如果旨在搞一次變相公投，那請提出一個合乎民主政治要求的標準——假如補選時沒有51%的投票率，而同時泛民候選人未能得到六成選票，那就基本上是一次失敗。同樣，如果決心發動群眾上街爭取民主，那就要動員三五十萬人參與行動。不要以發聲為理由，將薄弱的群眾基礎掩飾過去。示威不成變為示弱，這是社會運動導論的基本概念。為什麽要提出這樣高的要求？為什麼要給自己設定門檻？因為只有如此才能督促大家本着向市民大眾負責任的態度來進行民主鬥爭。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會小心衡量進退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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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回政改討論並不是另一場政治博弈，更不應該是一場由一些政治人挪用市民的籌碼來豪玩的牌局。市民的聲音應有一個更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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