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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七一遊行的新動力從何而來 [打印本頁]

作者: katspi 時間: 2009-7-16 07:48 AM 標題: 七一遊行的新動力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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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韜文、鍾庭耀、李立峰、蘇鑰機
參與者隨着時間而散失及老化，是一般社會運動要面對的問題，七一也不例外。七一遊行舉辦多年，除了2003年的一次有比較直接和具體的政治影響外，其他多年的七一遊行都未見有什麼實際或明顯可見的影響。自然地，就算是原本的支持者也可能開始懷疑七一遊行的力量和意義，而對繼續參與失去興趣。兩位筆者在2005年曾組織七一遊行人士的焦點小組討論，就發現遊行人士如何判斷七一遊行的效應跟他們會否持續參與有明顯關係。事實上，就算在繼續參與的市民當中，也有的承認七一遊行的力量已減弱。在2007年的現場調查中，就有21%的遊行人士同意「一年一度的七一遊行已開始失去效力」這句話。不過，在今年的調查中，同意這句說話的比例並未見隨着時間而上升，相反，該比例下降至只有15%。在香港現時的政治困局中，難免會有遊行參與者意興闌珊，那為什麼七一遊行仍可以有數萬人參與？支援着七一遊行的延續的新動力從何而來？

不斷有新參與者
最簡單的答案，就是七一遊行其實不斷有新的參與者。在2007年的現場調查中，我們發現12%的參與者是在2003至2006年間從未參加過七一遊行的，而在今年的調查中，首次參與七一遊行的市民比例更達22%。以今年整體遊行人數約3萬計算，約有6000多人今年首次參與七一遊行。

跟曾在過往已經參與過七一遊行的人士比較，這些首次參加者的訴求強烈程度相對較低，在「再參加者」中，「非常同意」自己是為了支援民主而參與遊行的有86%，而在新參加者中，其比例則為66%。非常同意自己是為了所屬團體的訴求而遊行的再參加者有30%，而在新參加者中的相應比例則為24%。這些不同是可以預期的。多次參與七一遊行的市民，其對民主的追求及對政府的不滿自然會比大部分市民要高。

同樣可以預期的是新參加者的參與決定是在動員過程中較後時間所做的。在再參加者中，只有8%在七一當日或前一日決定參加遊行，但在新參加者中，相應的比例則有23%。另外，14%的再參加者則在遊行前一星期左右或之內決定參與，而新參加者則有22%。5.39.217.76' ]3 B* r/ z* B' a$ G6 o

新參加者的整體政治參與亦比再參加者低。在再參加者中，67%有參與今年的六四晚會，在新參加者中的比例則為42%。有於去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的再參加者的比例為88%，而新參加者中的相應比例則只是54%。在再參加者中，經常和家人討論政治的有36%。在新參加者中，相應的比例則為17%。但值得留意的是，在再參加者中，經常和朋友討論政治的有31%。而在新參加者中，相應比例亦有24%。雖然仍然比再參加者的比例低，但只是幾個百分點而已。

人際網絡動員新血主要來源# |. L: J1 y2 X; \) h
事實上，人際網絡的動員是新參加者的主要來源，而在各種人際網絡之中，朋友比家庭似乎來得重要。附表顯示了再參加者和新參加者對從各種渠道而來的號召的影響力的看法。從中可見，新參加者並不比再參加者認為大眾傳媒對他們有影響力。例如認為報章新聞對自己的參與決定有重要影響的再參加者有43%，持同樣觀點的新參加者則只有36%；認為電台烽煙節目對自己的參與決定有影響的再參加者有40%，持同樣觀點的新參加者則只有36%。6 @: J5 X& A4 q; n% l/ T

相比之下，雖然認為朋友對自己的參與決定有影響的再參加者亦有44%，但有同樣認知的新參加者則高達56%。新參加者亦較傾向同意從互聯網而來的號召對他們有重要影響，有此認知的新參加者有45%，而在再參加者中的相應比例則只有35%。' _2 S! M" W5 M

朋友網絡對新參加者的重要，亦體現於有關政治觀點異同的問題上。我們以上提到，七一遊行參與者大都身處於政治意念相同的社會網絡中。但如果我們集中看家庭的話，我們就會發現新參與者和再參與者之間有一些差異。在新參加者中，雖然亦只有11%認為家人並不贊同自己參與遊行的行為，但這個百分比已明顯地高於再參加者中的相應比例（4%）。而且，在再參加者中只有12%不知道家人會否贊同自己參與遊行，但在新參加者中則有23%不清楚家人對自己參與遊行的態度。相對之下，新參加者和再參加者的朋友網絡則非常相近。在再參加者中，認為自己的朋友不贊同自己遊行的只有3%，而在新參加者中，相應的比例亦同樣低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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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遊行人士通過朋友網絡之間的相互動員，確保了七一遊行不斷有新血加入。由於問卷的長度及其設計上的局限，我們沒有太多數據更深入的探討新參與者的動員過程。更重要的，我們亦沒有數據或研究資料顯示新參與者在經歷首次七一遊行後的感覺。但我們在這裏希望根據我們的個人觀察提出幾點作討論。

在這次遊行過後，一些輿論借用了台灣政治術語中「基本盤」一詞來討論遊行人數。但什麼是一個「基本盤」？從我們的數據可見，基本盤並不是指同樣的兩三萬人每年都出來遊行。在我們的調查中，指自己在2003年與2008年之間參加過3次或以上的七一遊行的人士約有43%。以遊行人數總數3萬來計算，即1.3萬人左右。我們可以想像，七一的忠實支持者可能有約2萬人，而這批支持者中，就算欠缺迫切的社會或政治議題，就算民主進程看似沒有進展，大部分（但並非全部）仍會參與七一遊行。一萬數千可能是七一遊行的「最基本盤」。而今年七一遊行人數達至3萬，其實已經反映了市民對政府甚為不滿。其中新參與者的比例高於五分之一，更應該是過去多年之冠。

今年帶更多負面情緒
事實上，亦有論者指出今年的遊行人士高叫「曾蔭權(

相關)下台」和「曾蔭權慳Ｄ」等口號，更有示威者在遊行完結後留在政府總部繼續鬥爭，看來比過往「激進」。在金融海嘯之下，今年的遊行人士比過去兩年的遊行人士帶有更多負面情緒是可以想像的。同時，互聯網上興起的惡搞和自製物品風氣，亦令遊行多了極具諷刺意味的表達，如一幅「曾蔭權：『我代表你條毛』」的海報，就令不少遊行人士會心微笑。但是留在政府總部繼續鬥爭是否代表民眾逐漸感到不耐煩和運動的激化則有待進一步觀察。5.39.217.76" m8 \/ v1 Z+ O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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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遊行人數低於民主派預言的10萬，不代表七一遊行已是強弩之末。相反，雖然每年都會有市民暫時離開遊行的行列，但同時每年都會有新的市民加入遊行，而市民有時亦會帶進新的表達形式。在新參與者中，也許一些人只會參與一次，但也許有一些會受到七一的「感召」，從此變得更為熱中於追求民主自由。長遠來說，對民主有所渴求的市民只會繼續慢慢增加。而當民主進程再次成為迫切議題時，會走出來的市民很可能回到10萬以上。由於民主問題在體制上尚待解決，怨氣會因問題繼續拖延而累積，而人們的忍耐力也會減弱。大家或許記得，2005年的七一和12月4日的兩次遊行，就是這種情况。前者只有大約2萬人參與，但後者則回復至接近10萬人的聲勢。十幾廿年來的六四晚會也是類似的情况，雖然每年的參與人數有高有低，大部分時候都是三數萬人，但只要晚會能夠持續，就有機會讓更多「新人」認識六四，到了一些特定時間，如今年的20周年紀念，參與人數就可能會變成出乎意料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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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愈來愈像公民社會縮影
廣義地說，六四和七一在香港有重要的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功能。參與者既能經歷什麼是集體行動和政治參與，亦能體驗到對多元觀點的包容。每年的七一遊行都有不少政黨和團體在街邊設置攤位，或籌募經費，或解釋自己的理念，或宣傳各種議題。就筆者所見，今年在遊行路線設置攤位的團體更多（所以警方真的應該開放多兩條行車線，因為放在街邊的攤位往往已佔用了一條行車線）。支援釋放劉曉波的組織就集得過萬簽名。路上有包括《零八憲章》、《我們的七一》、記述民運人士的故事的《再回家》等書籍出售。有組織派發一份12版的有關廣深港鐵路的特刊，批評該昂貴的鐵路只為西九服務，而受影響的新界村民則被忽略。演藝團體好戲量則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宣傳。七一遊行愈來愈像香港公民社會的縮影，在爭取民主之餘，尚能體現公民社會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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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七一現場調查看遊行的恆與變之二）
作者陳韜文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鍾庭耀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李立峰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蘇鑰機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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