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h2 p5 A2 P; g- K& ^當然在反抗專制與爭取公義的社會行動中,抗爭者必須恪守一些政治道德標準,不能與他們所爭取的公義目標相違背。但若把這標準定得過高,那反會帶來反效果,一方面較難呼籲更多人積極參與,另一方面會令一些未能達到那麼高的標準的抗爭者被邊緣化。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當然要達到一定程度的清潔衞生,但當一個人把這清潔衞生的要求提升至不合理的程度,他的潔癖行為就變成了一種病態,影響他個人的日常生活,亦對身邊的人構成很大的生活壓力。 + W, m7 h0 z; r' J( I* ] O, d2 A N5 _體制失效促成自衞式「私了」& Z4 J- s+ P4 G1 D# L1 k' L% y
這種政治潔癖是存在於香港社會的,這也是警方的公關策略要利用之處。暫不深究這政治潔癖現象如何在香港形成,但香港的局勢發展至現在的狀況,打破此政治潔癖的神話實是當務之急。我強烈建議大家閱讀由Candice Delmas撰寫的《A Duty to Resist: When Disobedience Should Be Uncivil》。書中作者提出了不少有力的觀點反駁政治潔癖的問題,指出在特定的處境下,抗爭者在符合一些政治標準下,仍可合理地用一些不合法及不文明的方法去爭取合乎公義的改革。公仔箱論壇9 s S5 ?: U# e7 l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