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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法學的討論確立了公民抗命理念對法治及公義的積極意義,但這些論述主要是針對當代西方社會的狀況。其中的經典是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對公民抗命的見解,連英國法院也引用了他對公民抗命所下的定義及設下的要求,而香港法院在香港的案件亦是以英國法院的案例為依據。但如約翰羅爾斯說,這些有關公民抗命的討論,都只是適用於接近公義的社會,而他提出這些觀點時的語境是西方已有民主選舉的社會。 9 u5 ]1 G, d3 I6 s V; o* N- I9 S: F* r9 Y, ?2 S9 |
其中有關公民抗命的當代定義及要求,有兩點特別於香港當前情況有意義,那就是公民抗命的行動須是和平,及公民抗命者須承擔罪責。大家也知道公民抗命並不能直接促使制度改變,公民抗命者刻意透過公開、真誠的違法行為去改變人心,令更多人認同公民抗命行動所爭取公義。非暴力及承擔罪責這些額外的條件,主要是因應在接近公義的社會的民情,若要成功爭取得到人們的認同,就要達到更高的道德標準。公仔箱論壇* p' A! \ ]+ e5 X8 {9 L
5 l$ `" i2 T- v V& l% f. G- t, g# R2013年我提出在香港進行公民抗命時,也很受這些說法影響。我當時與很多香港人的想法近似,一方面因香港雖還未是民主的制度,但有明確的民主發展時間表,而佔領中環正是希望中共能落實普選的承諾,朝向全面民主化發展,故認為香港也是接近公義的社會。另一方面,從策略上我判斷香港社會普遍是保守的。過去香港人都是以和平及合法的方法去爭取民主,要以不合法的公民抗命去爭取,以2013年的香港民情去看,也不容易爭取公眾認同,故當時認為必須採用最高的標準,佔領中環所倡議的公民抗命因而包括非暴力及承擔罪責這兩項要求。5.39.217.76( j. J% ]( L8 t1 L' U2 G-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