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4 \* T: J" T( n) b 其实,这一政治嬗变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笔者曾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夏季号)一文中指出,早在90年代末期,中国政治已经出现了三大同步发生的变化,即公共权力的私人化、政治暴力的合法化与普遍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3 U; N/ P9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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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与中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又有什么关系?对这一点,至今还缺乏与之相关的系统研究。要理清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一政治嬗变的脉络,还得回到中国黑社会组织这一研究上来,只有理解了黑社会组织对中国政治的日渐渗透,才能理解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一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公仔箱論壇 _4 S( f3 i2 g- ^% E+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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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存在黑社会组织,以及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点,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曾涉及过,《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出版)的第10章就专门讨论黑社会组织的兴起及其社会影响。现在中国已经出版了不少研究黑社会组织的专著,也有不少专门研究中国黑社会组织的专家。但由于中国并无真正的的学术自由,这些有关黑社会的研究严重滞后于中国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发展,甚至远远落后于媒体报道。比如媒体已经大量揭露黑社会组织对中国经济与政治领域的严重渗透,中国的学术界还在探讨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组织。而学术界做这种“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组织”的探讨,[1]仅仅是因为中国政府至今只肯承认中国出现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2]决不愿意承认中国有“黑社会组织”。5.39.217.765 g* z; l% Z6 F a
, B$ L1 {; o! M' x/ P 其实,国际犯罪研究专家对现代黑社会组织的特点已经形成了共识,以此来衡量中国的黑社会犯罪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五大特点如下:一是有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庞大的犯罪组织与经费来源;二是集团内部有独特的行为、生活方式与准则,整个黑社会可视为一个亚文化群;三是集团的活动一般处于秘密状态之中,但在一定条件下有时能公开;四是集团之间犯罪活动有行业与地域的区别;五是集团行为与活动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寄生性和反社会性。以这个标准来观照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应该说,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已经出现了黑社会组织,而90年代则是黑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时期。 , d, ?& q9 s. Y5 W& p公仔箱論壇公仔箱論壇3 c% U* W1 m2 U& i8 k. \
随着黑社会势力与地方政府官员的结盟,中国政治已出现了严重的黑社会化趋势,这一趋势在基层政权的行政作为中尤其明显。在不少地区,由政府官员庇护的黑社会组织不仅代行部分政府职能,还垄断了当地的一些重要经济行业,其权势之大,被当地人称之为“第二政府”。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对付失地农民及城市拆迁户的反抗,更是有意利用黑社会组织充当打手,将这些民众置于绝望境地。有的地方政府,更是与黑社会组织唱双簧,压制民众反抗,如河北定州市政府在绳油村征地事件中,广东省番禺地方政府在太石村村民罢免村官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很能说明地方政府黑社会化的趋势。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各地地方政府借助黑社会组织强拆民居,以及在农村强行圈占农民耕地,更是黑社会组织特具的掠夺性、寄生性与反社会性的集中表现。tvb now,tvbnow,bttvb* U* L' s1 _0 d7 y2 t6 \5 N7 Y
2 s' ?/ a! b Y8 h5.39.217.76 为了让人们了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主要危险,本研究报告主要研究黑社会组织如何在官员的庇护下垄断经济行业,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以及中国政府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而政府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在中国的主要表征就是: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暴力合法化与普遍化。这种政治嬗变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当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神话破产之后,依靠枪杆子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后只能借助暴力维持政权。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W& q/ r8 |% x
上面分析了当代中国黑社会组织滋生的社会背景,本节将专门探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社会现象──“保护主义政治”。本文涉及的“保护主义”(clientelism)主要是指中国的政府官员与黑社会组织之间在“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利益交换关系网内将公共权力私人化,即将权力用于牟取私利。由于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已经深入渗透经济领域,这种公共权力私人化往往能够帮助黑社会组织控制当地的主要经济领域。而这些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与正常企业不同,其经济活动凭借权力与暴力的双重保护,往往带有掠夺与强迫性质,对当地的经济不仅未起促进作用,反而产生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 ^7 `/ X% t2 g8 Q5 b) n0 Utvb now,tvbnow,bttvb* K' L* s9 `3 w& D' m
1. “保护主义政治”与国家资源分配 0 ^' _1 u. f/ utvb now,tvbnow,bttvb 7 S" q7 `+ P$ L Y/ e, c 在政治学研究中,西方学者经常使用“保护主义”这一术语来解释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一些特有的政治现象。这种保护主义关系指在地位、财富和势力上不平等的个人或团体之间为了利益交换而形成的非正式联盟关系,主要存在于规模较小的社群或者地域中。在这一社群或区域里,地位较高的人(即“保护人”)利用其权势及其掌握的资源保护并且施惠于地位较低的人(即“被保护人”),而后者以追随、服务或者上贡作为回报。[7] 5.39.217.76# s( B& y. z9 V: r
7 C. I1 R& ?8 h6 X7 K 尽管具黑社会组织背景的公司有各种合法经营作掩护,但利润来源主要依赖非法经营,涉足娱乐业几乎是黑社会组织的共同特点。更兼中国是个穷人远多于富人的社会,市场需求疲软,销售竞争极为激烈,商家仅靠正常经营极难获利,使用黑社会手段获利便成为这种经济环境下的捷径。黑社会只畏惧政府权力,因此它们寻求政治权力来庇护其“生意”就成为运作成功的前提。尤其是某些特殊行业如赌博业、陪侍服务等,按中国的现行法律本身即属违法,若没有地方警察部门与文化缉查部门做后台,一天都难以生存。所以中国的黄色产业有个特点,即由“黑”“白”两道共同控制,所谓“白道”即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为经营黄色产业的黑社会组织提供保护,政治权力即他们入股的资本;而他们对黄色产业的控制与分利,则基本上是通过“黑道”实现。2000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公布的专门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卖淫嫖娼相当猖獗,陪侍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庞大而特殊的社会群体,无论是在海南还是在甘肃,无论是在省会城市还是在穷困县,只要有歌舞娱乐场所,就会看到“陪侍小姐”(即妓女)。这些色情场所的背后都有公安机关及其他政府部门官员为不法经营者充当“保护伞”,被称为“白道”。该报告还透露了一些特别能够说明问题的细节:“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经营者和陪侍人员都曾表示,‘我们这里绝对安全,如果有检查的,有人会先通知我们’;当询问到是否知道当晚有检查时,大部分‘陪侍小姐’都可以讲出检查组的派出单位。”[15] 由此可见娱乐行业的对官场的政治保护依赖之深。 1 }, b6 H) X' F" M公仔箱論壇 , X. g( U) V% D+ d; y6 P) v& ^" e2. 操纵经营合法产业 5.39.217.768 y* N H0 C/ W3 H9 `* 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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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经营娱乐业(含黄色产业与赌博业)的黑社会组织主要依靠与警察建立政治保护关系,那么在其他领域从事经济活动的黑社会组织则必须与政府部门建立更广泛的政治保护关系。尽管中国各地黑社会涉入的合法行业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一个地方的什么行业、产业获利相对丰厚,黑社会组织就会成立相应的公司把持垄断这些行业与产业。这些名为企业、实为黑社会组织的公司,其成立与发展壮大,完全依赖所在地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们之扶持。 ) b7 [+ j9 ?# w$ E
+ u! i7 {/ o R+ N$ q% z4 B5.39.217.76 广西省岑溪市有三大“支柱产业”:石材、木材、液化气,90年代初期这三大行业由县委书记女婿欧杰雄的“共发实业有限公司”把持,这位县委书记退位后,该产业便由黑社会组织头目程学满、程学德两兄弟把持垄断。[16] “二程”兄弟之所以能垄断这三大产业,完全依赖县长程柱德、市委副书记莫以海等13名政府官员的保护。[17] 在福州“凯旋集团”董事长陈凯的黑社会组织犯罪案件中,涉案的政府官员共有113名,福州市委、公安局、法院、省安全厅、反贪局、税务局、银行,以及主管娱乐行业审批的文化局等党务官、政务官以及事务官全在其关系网内,成为陈凯得力的政治保护伞[18];其中,主管文化娱乐行业审批与管辖的福建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该处专管公众娱乐场所,如游戏机厅、夜总会、歌厅等)副处长钱香进、福州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兼文化局长吕赣明等人对陈凯的发迹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公安局副局长、治安巡警总队政委及文化局的文化稽查队队长则扮演着陈凯“自己人”的角色。[19] , z2 l7 O! }9 @4 m) x
4 x+ N) W. p. M; \) \1 B: m: c 许多黑社会组织都使用非法手段经营合法产业。2003年初,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张执文黑社会组织的宇龙公司在招标竞争中未能获胜,张执文遂动用黑社会手段绑架和威胁招标中获胜公司的销售人员,迫使对方让出代理权。[20] % ?( V+ Y+ F; s1 i5 J
6 ^2 d {4 [: P: O f1 P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与中共建政初期的“土改”、“工商业改造”那样的劫富济贫行为相反,现在圈占拆迁户土地的行为实质上是劫贫济富。不仅如此,政府还明确规定了拆迁时要执行“贵贱有别”的政策。例如北京市规定:“副部长级以上的公民,特殊公民(指民主党派中的高层人士、外籍公民、在台湾原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房地产,在拆迁过程中土地使用权需依法评估、补偿”。[19] 这等于赤裸裸地宣告,土地使用权并非真的属于国有,而是“依法”有等级差别;对权贵阶层以及“特殊公民”而言,他们的宅地“依法”私有,拆迁时其土地使用权必须充分补偿;至于无权无势的普通公民,他们的宅地就“依法”公有,只能听凭政府宰割。 / n" P' A) k$ t* f' ^ ptvb now,tvbnow,bttvbtvb now,tvbnow,bttvb* M( |6 } R4 j5 ^- J) e/ F
2. 中国政府近十年拆了多少住房?公仔箱論壇6 m/ P5 Q/ J& A2 D5 b) d) Y
/ R+ u# M+ |: N3 j# V5 M; v' E6 t5.39.217.76 近十年有多少中国人失去家园?中国政府不会提供这类数据,但综合各方面信息,还是可以得出概貌。2005年11月29日,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人权组织“住房权与驱离中心”宣布,中国被列入2005年违反住房权最严重的3个国家之一。该组织敦促中国信守它签署过的国际人权条约,不要为了经济发展践踏人民的居住权。“住房权与驱离中心”的执行主任莱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每年都要挑选3个国家,将它们列为违反人民居住权情形最严重的国家,2005年是中国首次入选。他说,中国入选的原因是,该组织每天都收到来自北京、上海以及其他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有关强行拆迁问题的报告。与中国同时列名的另两个国家是津巴布韦和印度。近几年津巴布韦持续违反住房权,以实施城市清理计划为名使70万人被赶出家园。印度的哈拉施特拉邦为把孟买建设成一个“世界级”城市,从2004年12月以来强行让35万人拆迁。但与中国相比,这两个国家因拆迁而受害的人数较中国少得多。莱奇说:“我们看到并收到成千上万失去住房的人给我们的报告,如果他们反抗强行拆迁就会遭受进一步的骚扰、逮捕、监禁或其他种种问题。从中国传出有关报导出现急剧上升的趋势,这令我们感到震惊。仅仅为修建2008年奥运会的建筑,北京就有40多万人被拆迁,其中很多人是被强行拆迁或得不到足够的补偿。”[20] “住房权与驱离中心”公布的仅仅只是城市拆迁户的数字,农村被夺去土地的农民不在此列。据莱奇介绍,中国签署了上百项与人民住房权有关的国际法规和条约,但中国当局在过去10年里却拆除了至少125万所住房,搬迁了370万人,其中很多人是被强行搬迁的。由于政府与房地产商给予的补偿极低,许多人在被强制搬迁后失去了住所。[21] 拆迁已经成了中国民众不能承受之痛。 0 x# R ~9 j j6 f0 i& R* Z. e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 T& g6 o3 |) K5 |( W% a, N w$ }5.39.217.76 必须说明的是,近十年内中国到底拆除了多少房子,由于中国政府将此视为绝密资料,至今没有一个完整且令人信服的公开数据。但下列数据可以让人从中管窥一些实情: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C7 w' ]3 L6 x* L1 v
+ |7 J4 V6 t* o* P% ^4 ~5.39.217.76 《了望》杂志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从1992年起,有关北京城建问题的群众上访事件骤然增加。以1995年为例,1月到7月有163批,3,151人次,占那一时期上访批数和人数的46.5%和43.2%。[22] 北京拆迁的问题较全国各地发生得更早,因为在陈希同任北京市长时大规模拆迁即已开始。此后拆迁纠纷蔓延至全国,而且各地政府均模仿北京市政府在拆迁时使用的黑社会手段。) w3 K& ?! b4 m& M- u9 }1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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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有两个部门受理拆迁上访,一个是建设部,另一个是国家信访局。据建设部公布:2002年1至8月份,共受理来信共4,820件次,上访1,730批次,集体上访123批次,其中反映拆迁的分别占28%、70%、83.7%。[23] 2003年全年受理拆迁上访总量为3,929批、18,071人;2004年上半年因征地拆迁上访的人数有4,026批、18,620人,其中集体上访905批、13,223人,个体上访3,121批、5,397人,半年就超过2003年全年总量。[24] 国家信访局未公布具体数据,只公布了上访案件增长的百分比:从2000年以来,反映城市建设特别是拆迁安置问题的信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从拆迁投诉信件看,2003年8月底与去年同期比上升50.34%;从拆迁户上访人数看,2002年比2001年增长64.86%,到2003年8月底,又较2002年同比增长47.19%。[25]2004年的上访信件和人数较2003年同比上升了50%和47%。[26] # o: f0 {3 \2 b" b Q6 V& a & O/ k& H! B% l 这些以上访形式反抗的拆迁户只不过是拆迁户中的极小部分(约2%-5%左右)。以上海市为例,2003年5月底,上海富豪周正毅在上海的中心城区静安区拿下了一块总占地面积达17.64万平方米的地块,这是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需要拆迁12,000户民居。尽管补偿偏低,但其中只有500多户将不满转化为反抗行动,而采取积极反抗手段如上访与诉讼的仅有100多人,不到1%。[27] 2000年2月北京的拆迁户曾发起万人诉讼,即10,357名被拆迁户联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著名事件。但由于各地拆迁户的忍受底线不一,缺乏集体行动的一致利益诉求,兼之组织成本太高(主要是政治风险太大),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在全国几乎仅见一例。公仔箱論壇' j! p' r* f# S' S; z' E3 z.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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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拆迁户因为不想让全家人走上一条没有终点、也看不到希望的荆棘之途,选择忍受了事。还有部分人鼓足勇气上访,但还未走到北京就被拦截回来──这种拦截在民间被称为“截访”(官方的说法是“劝返”)。被“劝返”者占上访者相当大的比例。黑龙江省不是全国拆迁纠纷最多的省份,但也有不少上访者。据该省政府公布的内部数字,仅2004年下半年“劝返进京访218批861人次,其中9月1日到年底劝返153批534人次,劝返到省访40批130人次。”[28] 其他各地被劝返的亦不在少数。 # z* R8 R9 {& d6 G, X1 n5.39.217.76公仔箱論壇- R2 c. H% o0 f. j* a. l
3. 政府指挥、参与或支持纵容暴力拆迁 - ?6 g) V) }( H8 p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5.39.217.76' c% @+ E7 [9 [. y
拆迁过程中的暴力行为何以屡屡发生?地方政府为什么对这些违犯法律的暴力行为视而不见?而各地政府又是如何将成千上万的拆迁户赶出家园,迫使他们接受极不公平的拆迁补偿呢?答案是:政府行为黑社会化。 " k" |/ S+ N: u公仔箱論壇 5 H( O. a8 L! L0 c2 a) R9 {0 l 大量事实表明,各地政府的“拆迁办”与拆迁公司之间存在紧密的利益关系。在有些地方,地方当局为了掩人耳目,将“拆迁办”与拆迁公司从形式上分为两家;而有些地方干脆就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 e/ K- O8 w/ j3 \6 b/ ?" x1 `4 V7 Y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9 B) L2 S% ?, \3 k
下面以中国的“首善之区”北京市为例,说明地方政府与拆迁公司的关系。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的主管单位是西城区政府,新兴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主管单位则是北京市政府房改办公室,而朝阳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的主管单位是朝阳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几乎无一例外,每一家生意红火的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有政府背景,往往总经理就由政府派出的官员兼任。理解了这层关系,就不难理解政府在房地产公司与拆迁户发生利益纠纷时,对于居民房屋的估价做出裁决与发出强拆指令时,为什么会毫不掩饰地偏袒开发商。许多开发商经常公开对被拆迁户说:“我们和政府是一家的,你们告也没用。”[29]5.39.217.764 _& X/ {# Z Z9 c7 _&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