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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是根據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的英文原文翻譯而成的（編按：新增的一章根據的是2007年英文版最新刷次）。翻譯過程中，譯者也參考了該書1983年出版（初版）的日譯本，ベネディクト・アンダーソン著 白石隆，白石さや譯『想像の共同体─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起源と流行』（東京：リブロポート，1987）。
• 艾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著，《驅逐的政治──巴勒斯坦民族自決鬥爭，1969-1994》（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 1969-1994.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4），p. 334。
• 本文中關於安德森個人背景的敘述，主要取材於他的兩篇帶有自述風格的導論文章：他的《語言與權力》（Language and Power, 1990）一書的導論，以及他最近一本著作《比較的幽靈》（The Specter of Comparison, 1998）的導論。
• 培利‧安德森於1938年──也就是班納迪克出生後兩年──生於倫敦，但出生後不久就被姨媽帶到中國。請參見艾略特（Gregory Elliot），《培利‧安德森──無情的歷史實驗室》（Perry Anderson: 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艾略特這本書是第一本對培利‧安德森的思想與實踐作全面性檢討的著作。
• 《語言與權力》，p. 2。
• 主修西洋古典研究意味著必須通曉古希臘文與拉丁文。在西方語言之中，除了希臘文與拉丁文這兩種古典語言以及母語英文之外，安德森至少還精通法文和德文。當他日後投身東南亞研究之後，他至少又先學會了印尼文、泰文、菲律賓的塔加洛文，以及西班牙文。
• 《語言與權力》，p. 1。關於培利‧安德森的政治實踐，特別是他和英國新左派運動的關係，以及他的歷史社會學理論的討論，除了前述艾略特的近著《培利﹒安德森》（1999）可供參考之外，也可見於福爾布洛克與史考契波（Mary Fulbrook and Theda Skocpol），〈命定的途徑──培利‧安德森的歷史社會學〉（Destined Pathways: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Perry Anderson），於史考契波編著《歷史社會學之視野與研究方法》（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4），pp. 170-210。
• 《語言與權力》，pp. 1-3。
• 前引書，p. 3；《比較的幽靈》，p. 19。
• 《比較的幽靈》，pp. 18-19。
• 《語言與權力》，p. 4。
• 筆者在此借用了一本精采的雷蒙‧阿宏訪談錄的書名來描述安德森的「實踐的觀察者」的傾向。請參見詹姆士與瑪麗‧麥金塔譯（James and Marie McIntosh），雷蒙‧阿宏（Raymond Aron），《入戲的觀眾》（The Committed Observer [Le Spectateur Engagé
• 這部論文在1972年以原題出版，請參見班乃迪克‧安德森，《革命時期的爪哇──占領與抵抗，1944-1946》（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1944-1946.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語言與權力》，p. 7；關於柯許特的事蹟，請參見本書第六章。
• 請參見安德森的《比較的幽靈》第二部所收諸文。
• 《語言與權力》，pp. 9-10。
• 前引書，p. 10。
• 雖然安德森和另外兩個重要的不列顛民族主義理論家蓋爾納（Ernest Gellner）和湯姆．奈倫（Tom Nairn）都在他們的民族主義理論中使用「不平均與合併的發展」這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用來理解資本主義的歷史擴張模式的概念，不過他的用法和後兩者有很大的不同：後兩位理論家直接以「不平均與合併的發展」論來解釋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化或工業化後進地區對來自先進地區剝削的一種反彈），但安德森主要是借用「不平均與合併的發展」來描述民族主義的歷史擴張的模式。關於蓋爾納的理論，請參見蓋爾納著《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1983）；關於湯姆．奈倫的理論，請參見奈倫著《不列顛的崩解—危機與新民族主義》（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London: NLB, 1977）。
• 所謂布迪厄式論證指的是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關於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如何產生「實體化」 （reification）效果的理論。關於這個理論在民族主義研究的運用，請參照羅傑斯．布魯貝克（Rogers Brubaker），《重新架構的民族主義——新歐洲的民族與民族問題》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安德森並未引用布迪厄的理論，但他的論點與布迪厄論證精神頗為接近，故筆者借用布迪厄之名。
• 厄尼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關於蓋爾納的民族主義在西方社會科學界的討論，請參照約翰‧霍爾（John A. Hall）編，《民族的狀態——厄尼斯特‧蓋爾納與民族主義理論》（The State of the Nation: Ernest Gel1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1999）。
• 漢斯．孔恩（Hans Kohn）的民族主義研究早期經典《民族主義的理念》（The Idea of Nationalism）只寫到十八世紀末的歐洲就花了七百多頁！請參見孔恩著《民族主義的理念——起源與背景研究》（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Toronto: Collier Books, 1944）。另一個有類似企圖的作品用了四百多頁，但基本上只完成民族主義的分類，無力建構一個系統性的解釋。請參見布儒理（John Breuilly），《民族主義與國家》（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霍布斯邦的《1780年之後的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編按：臺灣麥田版書名為《民族與民族主義》雖然也十分簡潔，但本書以歷史敘述為主，並未真正提出一個理論性的解釋，同時該書還是一本典型的「歐洲中心」觀點的作品。請參見霍布斯邦著《1780年之後的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歷史社會學和比較方法是研究民族主義最不可或缺的途徑之一，因為幾乎所有民族主義的現象都同時涉及了歷史縱深（如特定認同形成過程）以及跨國因素（如帝國主義擴張）。然而這個研究途徑的「操作」非常困難——研究者必須有能力在歷史的正確性（accuracy）與理論的簡約性（parsimony）之間取得平衡，並且要有非常傑出的敘事（narrative）技巧，否則一不小心就會像蓋爾納一樣，掉進削（歷史之）足適（理論之）履的陷阱之中，或者會變成像另一位多產的當代民族主義理論名家安束后‧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純歷史途徑那種見樹不見林的、瑣碎的「民族分類學」之中。[22. 安東尼．史密斯非常多產，但比較重要的作品包括《民族主義理論》（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ondon: Duckworth, 1971）；《民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 of N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以及扼要總結他對民族主義觀點的小書《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等。
• 關於年鑑學派的研究途徑，請參見夏提爾（Roger Chartier），〈思想史抑或社會文化史？法國的軌跡〉（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 The French Trajectories），收於拉卡普拉（D. LaCapra）及卡普蘭（S. L. Kaplan）合編織《現代歐洲思想史——重新評價與新觀點》（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p. 13-46。細心的讀者當可在《想像的共同體》當中看到安德森向年鑑學派致意的痕跡。
• 無獨有偶的是，安德森所敬重的新左評論友人，民族主義研究的前輩，蘇格蘭的馬克思主義者湯姆．奈倫在他最近一本新書中同樣抨擊唯物論和蓋爾納的社會學現代化論都無法解釋民族主義這種極度複雜的現象——他甚至提出要回歸「人性」（human nature），從人類心理和生理出發，重新理解民族主義的呼籲！請參照《民族主義的諸面相——重新檢視雙面神祉》（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London: Verso, 1997）一書之導論（On Studying Nationalism）。
• 史坦．東尼生（Stein Tønnesson）與漢斯．安德洛夫（Hans Antlov）合著，〈民族主義理論與民族認同之中的亞洲〉（Asia in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收於東尼生與安德洛夫合編之《民族的亞洲型態》（Asian Forms of the Nation. Curzon, 1996），p. 14。
• 關於這方面較早期的研究成果，請參閱洪米‧巴巴（Homi K. Bhabha）編《民族與敘事》（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1edge, 1990）。特別是編者洪米．巴巴所寫的〈導論〉和〈散播民族——時間、敘事，與現代民族的邊緣〉（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這兩篇文章是後殖民文學研究關於民族主義的重要論文。
• 當代後殖民研究重鎮，孟加拉的帕爾塔．恰特吉（Partha Chatterjee）關於殖民地民族主義的名著《民族主義思想和殖民地世界——一個衍生性的論述》（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和著名的印度裔中國史專家，芝加哥大學的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教授的近作《從民族拯救歷史——質問現代中國的敘事》（Rescuing History for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編按：江蘇人民出版社簡體中文版書店為《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義主義話語與現代中國史研究》）都可以說是和《想像的共同體》的對話。
• 邁克．比利格（Michael Billing）著〈修辭的心理學、意識形態思考與想像民族〉（Rhetorical Psychology, Ideological Thinking, and Imagining Nationhood），收於漢克．強斯頓（Hank Johnston） 與勃特‧克蘭德門（Bert Klandermans）合編之《社會運動與文化》（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pp. 64-81。
• 其實這場論戰早在1982 年就因阿姆斯壯（J.A. Armstrong）的原初主義論著《民族主義之前的民族》（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出版而被引爆了。不過安德森似乎並未直接參與辯論。後來持續參與論戰的主要角色是現代派的蓋爾納和站在折衷立場，不過較偏原初派的安東尼．史密斯。關於這兩方意見的一個簡明而針鋒相對的交換，請參見〈民族：真的還是想像的？沃里克民族主義辯論〉（The Nation: Real or Imagined: The Warwick Debate on Nationalism），於《民族與民族主義期刊》（Nations and Nationalism），2（3），1996，pp. 357-370。
• 《從民族拯救歷史——質問現代中國的敘事》，第二章。
• 《民族主義思想與殖民地世界》，pp. 21-22。
• 最重要的兩位思想家是法國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德國的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請參閱伯納德（F.M. Barnard），《自我引導與政治合理性——盧梭與赫德》（Self-Direct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Rousseau and Herd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而將盧梭式的公民民族理念應用到法國大革命的最著名例子，是希葉（Emmanuel-Joseph Sieyes）所寫的小冊子《何謂第三階級？》（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請參見威廉．索沃（William H. Sewell, Jr）著，《布爾喬亞革命的修辭——希葉長老與何謂第三階級》（A Rhetoric of Bourgeois Revolution: The Abbe Sieyes and What is the Third Estat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愛爾蘭人安德森的這個立場和另一個對後殖民研究有深刻影響的傑出理論家巴勒斯坦人薩伊德（Edward Said）有相近之處。這是一個頗值得臺灣人玩味的政治和知識社會學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