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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時事討論]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唔係做「新聞」…… [打印本頁]

作者: felicity2010 時間: 2014-8-10 10:10 AM 標題: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唔係做「新聞」……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4-8-10 10:11 AM 編輯 ' E8 o; n# Z/ C1 ]8 P7 d# a3 v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唔係做「新聞」……
文×陳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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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前，潘福炎潘sir一襲深灰色的西裝，腰板挺直，在等候工作人員準備時，一直在沉思。闊別鏡頭十多年，雖然他說很緊張，台詞背不熟，每次外出錄影都要NG五六次，可是他這天看來與往日沒兩樣，依舊說起話來鏗鏘有力，字字俱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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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sir重踏電視台，為的是替一個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三十周年專輯當主持。三星期前，他重踏舊地，與攝製隊到了北京拍外景，只是，那裏和三十年前已不一樣，「人民大會堂外，戴卓爾夫人跌一跤時，我和她的距離不過十呎八呎，當時的採訪車就泊在石階下等我們」。那時候，潘sir還未有亞視六君子之首的外號。「現在那個位置，不可泊車，不可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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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樣的，何止內地的採訪環境。退休後，半生為新聞拼搏的潘sir轉行做生意，坦言不想再做新聞，「老實說，我不喜歡現在香港的傳媒生態。與當年信守的原則，真的好大出入，我就諗，係咪是時候離開呢？」. L% X) ]+ a+ j, `1 m#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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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六四事件五周年，當時亞視新聞部從一間西班牙電視台買了關於六四的紀錄片，被管理層禁播。潘sir與另外五個同事不滿新聞自由被干預而辭職，人們後來稱他們為亞視六君子。當時六人之中，時任署理總監的潘sir職位最高，就成了六君子之首。此後，六君子成為香港傳媒史上重要的模範，每當人們談起新聞自由，說起傳媒人應有的風骨，他們都是經典例子。於是，訪問當天，當這個人人尊敬的前輩踏進會議室，我連招呼也忘了打，喃喃說很緊張。沒想到，他卻打了個哈哈，回應我說﹕「唔緊要，我都好緊張！」8 b, f" C0 E- L,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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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sir採訪的經驗豐富，但倒過來做被訪者，記憶所及不過三數次。他一九八○年一月入行，那時候亞視未易手，仍叫做麗的電視，八二年，戴卓爾夫人訪京，他已獲派到北京採訪這對香港前途至關重要的新聞事件。「若真的要說，當時整個採訪過程其實好沉悶。消息渠道很狹窄，基本上只靠英國大使館。中方那邊，幾乎不會有消息。香港記者最叻是扑咪嘛，人哋行到邊，我哋就由頭跟到尾。」雖說中方不會主動透露風聲，但當年內地的環境比現在還開放。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的前廳等候戴卓爾夫人，他還有機會問了趙紫陽一句說話，「我問他，由社會主義國家管治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有困難嗎？香港人怕。他答﹕『怕什麼？我們有一套辦法。』」不過這種探問方法，現在大概都不管用了，別說可以近距離接觸，就是從老遠的採訪區喊出問題，大聲一點，都早被制止了。" ^2 [/ ~) t/ k9 Z6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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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無位置㗎喎，無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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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在北京採訪的香港記者，除了有時在人民大會堂外等候，其他大部分時間其實在「木人巷」打滾。「英國官員的官邸和辦公室，雖在同一條街道上，但中間沒有通道。他們早上開會，就由官邸出來行到大使館辦公，午飯時候，又從大使館走回官邸」。幾十米的路程，就是記者們唯一可以打探消息的時候。可是，潘 sir說當時記者只有旁觀事件發展的份兒，「當然盡了最大努力，但好老實講，做唔到乜嘢」。

面對香港前途問題的關鍵時刻，香港人好像總是很無力。「香港人，無位置㗎喎，無角色。」八二年十二月，英國外交部官員鮑斯達曾向傳媒提出三腳櫈的概念，認為除了中國與英國，香港在談判中也有角色，「我們想要的是一張三腳櫈，第一隻腳是可以為北京領導人接納的，第二隻腳是可以為英國國會接受的，第三隻腳是必須為香港人歡迎和接受的」。可是這論調很快被中方否定。「我想，部分香港人是失望的。於是中英談判之後，就出現了移民潮，對回歸沒信心，香港人怕共產黨。很多人當年從內地逃來香港，都係怕共產黨啫。」5.39.217.768 S$ I) y; }' G

「當時我覺得中方會恪守承諾」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香港又來到了討論前途的關口。公民意識覺醒，不少人覺得香港人對自己的未來要有say，數以十萬計的人站出來發聲，當中有人提到，現在的香港與當時聯合聲明裏頭描繪的香港，已經走了樣。潘sir早退下火線，沒評論香港人這次是否同樣沒位置可言，但說到聯合聲明，「當時我覺得中方是會恪守承諾的，抱着觀望態度。現在，是否完全一樣呢？有落差。當時鄧小平說，除了國防外交，其他由香港自己搞，係咪咁呢？好似有些變化」。但他未曾下定論，「畢竟才回歸十七年，仲有三十幾年，繼續行落去囉」。潘sir覺得，現在香港的困局，問題出在政制的設計本身，「內地常說要行政主導，到這個時候，不行了。行政長官不能有政黨背景，政黨無法執政，政府一有政策要推行就唯有靠建制派、功能組別護駕。議員當中一半是直選，現在都這副樣子，全部直選時，點搞？」他認為在提委會中增加民主成分是可行的，但「阿爺係唔會轉軚的，情况令人好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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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機構本質變了原則失卻了」" l/ p. E+ X7 V/ f

《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後五年，潘sir率團再北上，採訪八九民運，目睹學生聚集天安門。鎮壓前夕，另有同事接班，他就回了香港。這個時期的亞視新聞，大概是光環最亮的時候，記者留守在天安門直至最後一刻，為人讚許，及後又有六君子為了一齣被禁播的六四紀錄片而辭職。辭職後，潘sir到過商台工作幾個月，然後轉投有線新聞，一做便是十年。二○○五年，他正式退休，從此少涉獵傳媒事，連新聞也少看，因為不喜歡現在的傳媒生態，「老實說，我家唔鍾意睇報紙。根本無嘢可睇」。說話從一個在傳媒工作二十五年的記者口中吐出，格外讓人感到可悲。潘sir說，看發展，香港的肌理被內地侵蝕是遲早的事，但要談論現在的新聞，他覺得無從說起，因為新聞機構本質也變了，做新聞的原則失卻了，或甚至根本「不是在做『新聞』」。

採訪手法有沒有改變？他說他不知道實况，「但出來的product，和以前真的好大分別」。「做新聞，要balance（平衡），要 impartial（持平），對嗎？現在做不做到？我真係覺得做唔到。最暢銷的報紙，非常bias。」潘sir說起一直信守的原則，心痛現在的新聞面目全非，愈說愈氣，「唔係報紙來的，唔係新聞來的，是propaganda（宣傳），所謂的新聞都由propaganda而來，他們認同一件事，就去鼓吹、去push」。他說，他並不是讀新聞學出身，算是半途出家，但當年邊做邊學，還是記住了好多記者要緊守的原則。「老細教落，記者寫一篇嘢，對一個人有指控的話，你一定要畀機會他辯解。但這些最基本的原則，看來現在都出現了問題。你覺得是否這樣？」我當記者兩年，此前做過幾年編輯，有時候比較不同報紙的呈現手法，看到的是，煽情標題愈來愈多，「標題似乎已判斷了事情的對錯」。潘sir很同意，「那些標題不是陳述事實，事實只佔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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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與運動的距離該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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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讓他看不過眼的，是預演佔中的報道。當日警察拘捕511人後，有報紙把一張示威者手繞手等候被抬走的照片刊登，標題是「歷史將判他們無罪」，潘sir不明白報紙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呈現，「第一，他們都未有罪，未正式起訴，未經過courtproceeding，何來有罪？事實已出錯。第二，就是它把事情講得很悲壯，很激昂，做法很煽情。他們怎形容警察？警狼，豺狼的『狼』」。他說，他也認同民主，但記者不應該把自己融入新聞裏，甚至成為社會運動裏的一部分。「你即使支持佔中，佔中當天也不該坐進去，下了班也不應該。」現在社會狀態比往時更複雜更紛亂，社會運動成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若記者的使命是要捍衛公義，我們與運動的距離該有多遠？「就是公義的問題。誰有權判斷什麼是公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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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看不下去，潘sir覺得電視新聞好像還守得住，「電視新聞的做法比較clear cut，報紙尚且有社評，但電視不能直接評論，即使有看法，也要訴諸別人的口」。他說，當年在麗的電視，總編輯是英國人，「執得好嚴，不准有記者站在鏡頭前現身說法，說的講稿，不可有『I』和『me』。雖然聽上去，現在或許已過時，但記者與新聞的距離，就是這樣大，要好抽離，才能客觀」。但我不大認同，尤其近年兩個免費電視台，新聞質素不是也開始被人詬病嗎？「那肯定係啦！我直情無睇，回家開電視，都沒有開那兩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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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辭職表態還是死守反抗？

傳媒一間接一間變質，在這個年頭、這種社會氛圍，前線記者遇到管理層干預新聞自由，該死守反抗，抑或像他當年一樣，辭職表態？重提六君子的事，潘 sir笑說當年，「我唔想㗎，我個人一向都好低調，是不情願地讓自己成為了新聞一部分。但第一，管理層干預了新聞自主。一直以來，未曾遇過有管理層指示某單新聞如何報道，或者要求你不要對事件批判得太苛刻。第二，公眾知情權很重要。我們聽過不少解放軍開槍殺人、坦克輾過帳篷、即場燒屍等說法，但聽埋咁多，都證實唔到。而事實上，這片裏看不到那些畫面。既然已買下紀錄片，片段香港人未看過，又能令天安門廣場上學生撤離時的情景有一個新的角度、看法，為什麼不播？管理層的意思是，議題太敏感了，let it rest，別觸碰它」。他說，以前做新聞，一樣常遇到干預，「政府新聞處、警察公共關係科也時不時打電話來，說﹕哎吔，你咁寫好似錯咗啲喎，唔係幾啱喎，我哋意思係咁咁咁……」記者當然可以不理他們，但也會怕影響往後的合作，有料爆時不預你的份兒。/ G% q% A4 b8 G' r1 j( v, A3 `! m
潘sir其實也經歷過公司突然易主的日子，八二年九月，戴卓爾夫人訪華後，潘sir回香港那天，在機場看到接他的採訪車，車身上的「RTV」字樣，被臨時蓋上一張海報，上面是一個大錢幣，那是遠東集團的標誌。潘sir當時很愕然，沒想到去時RTV（麗的），回來已變ATV（亞視）。「嘩，幾唔習慣！我有抗拒過的，始終是個新聞機構，卻用個錢幣做代表。」起初，他在工作上還未感到有什麼改變，後來就很明顯了。我以為，潘sir會說風氣如何大變、新聞自由如何失據，沒想到他最深刻的，是公司變得很節儉。「廁紙都是配給的，唔係成日有廁紙㗎，阿嬸推車仔經過，人人就在車上拿一卷放在自己櫃桶，用晒就要問人借，或者自己帶回來；收外電用的感熱紙，公司有時未向供應商找數，我們就要去附近的商台借兩卷頂住先……還有，新聞部不夠櫈坐，同事每天返工，首先是要去搵櫈。我好在住得近，就在屋企拿張私家櫈回公司，係我嘅！」tvb now,tvbnow,bttvb( Y( c' F4 c- Z/ I
何不捐錢辦報當買旗？

潘sir其實沒有正面回應我的問題，今時今日的記者，該如何面對正在收窄的空間。他反而提出一個他覺得是妙想天開的想法，而這概念其實在「主場新聞」關閉後，也有不少人提出，「既然香港人這樣怕新聞自由消失，為什麼不捐錢搞一份香港人的報紙？我們就當是每星期買旗。我們的議員，應該支持啦？記者也可以支持，別說義務報道，收平一點做新聞也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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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福炎，亞視六君子之首，八二年曾在北京採訪中英會談，六四後，因為亞視拒播一齣紀錄片而辭職。從事新聞二十五年，○五年退休後轉行做生意，覺得現在的新聞不堪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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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文，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之時，才剛出世。當記者兩年，經驗不及潘sir十分之一，為訪問大人物，失眠了半晚。5.39.217.76+ i6 m2 H0 y' M% p" W1 h: s9 @2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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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福炎（右）與有線電視攝製隊重訪北京當年首次中英會談會場拍攝。圖左為有線電視新聞副總裁馮德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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