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o* }6 o; |8 u6 ^' W 3 w: @5 V* o, r9 ^# O1 l6 g/ x* E回歸後官方五四紀念活動的要點，發揚「民主」、「科學」的精神還在其次，首要目標是宣揚愛國、增強國民身分與民族認同——用陳氏的話說，「強調愛國成為回歸以來『五四』場域裏的主流話語……它受到了政府和親建制的民間機構重視。當局藉着『五四青年節』這個平台，先後上演了諸如『青年心繫家國，共創和諧香港』（2005）、『慶回歸十周年』（2007）、『迎奧運』（2008）、『慶祝建國六十週年』（2009）、『心繫家國』（2010）等等的大型紀念活動」。（頁301-302）. x }3 A/ s/ n+ K, L( I' A" _
% |3 a. r6 B) R$ W
5.39.217.76& Y* T9 M9 f( k9 J/ K
不過，雖然陳氏以香港本位來看待五四在香港的歷史，進而思考陸港關係、對以愛國史觀書寫香港歷史加以相當的批判，但他卻不太認同台灣學者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的治史方法，其理據是70年代之前有相當部分的香港居民皆為等待時機回鄉的中國移民，沒有強烈的本土意識，「香港人之香港史」因而無從談起；這種本土歷史觀，亦有「去中國化」、忽略中國因素對香港的影響、「有去歷史化的簡單化」之嫌。（頁3-7）公仔箱論壇3 U+ k8 a2 \ }( P+ s2 ?
1 W# J' H0 f+ I- S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 F5 h; j) v8 A. [: u「70年代之前香港人之香港史無從提起」的評斷其實值得商榷。首先，如果五四運動在胡適眼中就如中國的文藝復興、從毛澤東角度看則是反帝國封建、繼1911年革命之後中國一等一的大事，那該如何理解港人不如愛國史觀所指有着「與內地民眾休戚與共的愛國熱誠」的狀態呢？其次，徐承恩在其近著《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就曾提出港式愛國主義的概念。例如何啟相信中國要強大，便需要引入與香港殖民地制度類同的西方制度，更斥責清廷盲目抗拒西方事物。事實上蔡榮芳同樣注意到早期香港精英港式愛國主義的存在，他稱之為「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何東是個好例子。在1899年舉行的香港華商公會大眾聚會，他便曾慷慨激昂地主張中國必須聯英抗俄，更建議英國應操控中國的軍隊——「試觀英國與埃及兩國所操練各軍，其成效不卓然可睹耶？」早前李祖喬、袁瑋熙、鍾樂偉刊在明報星期日生活的文章〈香港的「中國」觀念〉也有提及這種港式愛國情意結；其三，徐承恩與蔡榮芳皆指出基層更在意在地生計利益問題，而非國事。香港史家JohnM. Carroll也在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記述，1884年中法衝突中，有很多在港工人因為受到廣東官員威迫，擔心住在廣東的家人的安全，才參與騷亂。蔡榮芳亦引述了1930年代南來文人對港人不關心國事之不滿——「港僑醉心歐化，喜用洋裝……中間或吸煙，或食物，或喚歌童，或戲舞女，彼等殆不覺中國今日有何可憂，有何國難！」 9 A1 m3 J, S) T3 T' Z9 M% ]1 R1 \6 I. X. s2 W
公仔箱論壇5 Q8 f4 [0 X- [$ |- D
「中國性」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3 ?+ ]7 L: Y- h$ x
5 t8 F& b. E1 c ?( z6 X5.39.217.76當年與香港一樣同受五四運動影響、同為港口城市的新加坡，能夠映照地方性格如何重新演繹新文化運動，以及定義「中國性」（Chineseness）。學者David L.Kenley 在著作 New Culture in a New Worl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ingapore 1919-1932，透過當時獅城海外華人社群的報刊與文學，研究「中國性」之複雜以及什麼是「中國人」。他發現當時的新加坡知識分子以在地文化、充滿南洋文化氣息的方式，演繹新文化運動。地方因素的存在，令人想起著名歷史學家王賡武研究離散中國人（Chinese diaspoara）時，曾提出「中國性的文化光譜」（cultural spectrum of Chineseness）的概念。他舉例，在香港的華裔人士於「歷史上」更中國一點，儘管「並不像他們在上海的同胞那樣完全中國」，然而在舊金山與新加坡的華裔人士則有更多「複雜的非中國變因」。tvb now,tvbnow,bttvb' i& _1 {2 f8 F S
tvb now,tvbnow,bttvb1 a7 y4 @1 h! [- n( _.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