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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時事討論] 鄺健銘: 論香港媒體的「新加坡想像」 [打印本頁]

作者: felicity2010 時間: 2014-4-19 11:46 PM 標題: 鄺健銘: 論香港媒體的「新加坡想像」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2010 於 2014-4-19 11:48 PM 編輯

鄺健銘: 論香港媒體的「新加坡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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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ONVERSATION - Hong Lim Park 片段截圖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_, C$ t" C) E/ d

今年新加坡比香港早近一週發表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對此香港媒體只作了簡單報導，沒有講預算案發表之前數月，執政黨歷史性地通過以「民主社會主義」為執政目標的新決議；沒有講預算案增加對「建國一代」的支援，既聰明地為明年五十週年國慶做準備，也與以往執政黨「實用主義」的治國理念極為不同，遠比以往重視「價值」，回應了社會對執政黨只講實利的批評；也沒有講有新加坡人擔心政府對「建國一代」的支援所需的新增開支，會「羊毛出在羊身上」、藉由增加銷售稅來補貼。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A3 r,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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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向北望的港媒對新加坡動態欠缺深入細緻報導的現象，似乎因新加坡不是香港的近鄰與腹地而變得合理；但當發現香港社會「學習新加坡」輿論出現的頻率，其實與港媒對新加坡發展細節的興趣不成正比，就不免令人好奇，港媒常掛在口邊、「香港發展因政治內耗而落後於新加坡」的結論，究竟從何而來。

事實上，新加坡媒體關注香港的程度，令不時比較星港的港媒相形見絀。去年新加坡《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的記者實地考察香港的中學、了解教改的成效；另一報章《Today》介紹香港教育的「一條龍」與學生分流政策；新傳媒的電視時事節目＜焦點＞，派出製作隊伍到香港台灣，探討去年總理李顯龍的群眾大會演說，何以會在兩地引起熱烈回響；《聯合早報》也曾介紹香港新成立的灣仔動漫屋、分析動漫屋對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性，以及在今年二月報導港澳武俠小說興衰時，提到觀塘輔仁街的凌記書店。5 @, q) K7 z; Z. h* I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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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不像星媒般有駐地記者緊貼城市脈搏，其關注點也相當狹隘，大都不外乎政府言行，或現居於獅城的香港移民觀點，而鮮見香港記者深入社區、與民眾互動、閱讀他們的網絡媒體、了解他們的各種觀點與感受、各種政策的執行細節。星媒記者可以連灣仔動漫屋開張一類的生活故事都不放過，卻難以想像香港記者會留意並報導近年新加坡咖啡山(Bukit Brown)墳場與綠色長廊(Green Corridor)的民間保育運動，或像BBC近月那樣報導新加坡富裕經濟下的貧窮問題。甚至有些時候，港媒有關新加坡的新聞，也只是引述台灣的相關報導。5.39.217.764 T* |0 o$ l5 q' ]; b- E

港媒呈現的「新加坡故事」蒼白單薄，其上述「新加坡想像」，也有幾點值得商榷：一.港媒的星港施政速度比較，有沒有盲點?;　二. 具體而言，香港在哪些方面落後於新加坡？；三.更為根本的問題是，施政者應該與能夠視「速度」為單一首要管治目標嗎？

港媒很少提到，新加坡與香港間的重要差異，是前者為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後者只是「權在中央」、國家之內的「特別行政區」。這個政治結構差異可從三方面影響兩地施政速度的可比性：第一,兩個地方的政府權力範圍與大小難以相提並論。以人口政策為例，新加坡政府在控制外來人口方面的自主度顯然比香港強得多，例如外地人在新加坡生下的小孩需經政府審批，不會一出生便自動成為新加坡公民；香港既沒有單程證審批權，在港出生的雙非小孩亦能自動成為香港人。又或在土地運用方面，新加坡政府遠比特區政府容易釋放軍事用地以作城市發展。第二，新加坡至少有普選，能夠體現「主權在民」(People Sovereign)，讓國民選出執政黨。香港沒有這樣的政治環境，現今普選進程仍然寸步難行，新加坡政府因而較特區政府更易取信於民，施政阻力相對較小。第三，香港奉行「一國兩制」，政治灰色地帶遠比新加坡多，例如何謂「中國干預香港事務」、「高度自治」，中港各派都有不同定義，亦因此，香港的政治矛盾遠比新加坡複雜與激烈。這都令香港難以實現港媒所期盼的「新加坡式強政勵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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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二個問題，若仔細看數據，「香港發展落後新加坡愈來愈多」的說法其實不太有說服力。例如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排名，香港去年連續第三年排名高於新加坡；且在政治紛擾的2011與2012年，香港也能連續兩年蟬聯全球第一。又，在去年七月著名商學院INSEAD所公布的全球創新指數中，香港位列亞洲第一，在新加坡之上。似乎更值得令人擔憂的，不是政治內耗，而是近年愈來愈低的政治氣壓，正在損害香港賴以成功的企業家文化。

港媒「速度大於一切」的管治觀，同樣值得質疑，特別是當香港與新加坡同時面對同一個大課題 ── 在社會問政意識快速提升的情況下，怎樣才能理順政府與社會的關係？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的杜拉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早年已在著作指，社會問政治意識增強，是知識經濟的自然產物。因為教育普及與資訊流通，民眾訴求不再限於私利，對各種道德理念有更多重視與追求，這令政策議題變得複雜；為政者需要更多官民溝通、涉獵更多方面的知識(特別是人文知識)，才能有效處理爭議。tvb now,tvbnow,bttvb; ]" c7 E9 Y& I, }# n8 k$ u; s; b

若真要比較，以處理新形勢下政府－社會關係而言，新加坡政府明顯比特區政府更具適應力。前者在2012年推出「全國對話」，著力先與民眾商討確定國家未來發展的目標與願景，才進入各項政策細節；特區政府則本末倒置，沒有讓民眾參與制定發展願景，就急推與社會想法脫節的發展方案，更明言要與社會打輿論戰，結果激化各種矛盾。愛比較星港的港媒，卻不曾提過這一點。tvb now,tvbnow,bttvb$ N9 C' j6 _2 T9 f+ a" G: H& ^& u

(原文刊於《亞洲週刊》海洋中國專欄 )7 L+ n$ |: D2 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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