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道ＥＴＣ收費頻頻出錯，消費者不滿情緒升高；主管部門一開始歸咎當初ＢＯＴ合約不當，近日終於轉為強硬，要邀請民間專家組「稽核委員會」逐日考核重罰，並揚言五月為解約最後通牒日。在這種情況下，遠通的態度近日已轉趨低調，徐旭東並承諾提撥一千萬元設立「ＥＴＣ公益送暖基金」，以彌補形象。 這些動作，不論消不消除得了用路人的怒氣，都凸顯了政府處理ＥＴＣ的過猶不及，僅以轉移輿論焦點為要務，而非想要確實解決問題本身。計程收費新制上路，明顯準備未盡完善，因而狀況百出；交通部本應針對設計和執行上的疏失盡快改善，卻演出各種節外生枝的風波，使事態延宕。高公局態度轉為強硬是對的，但用「恐嚇解約」向民眾表態，卻是作勢成分居多。若真解約而花三年重新建置系統，並花五十億元價購現有設施，這種社會成本政府承擔得起嗎？業者方面，則只想用公關手段改善形象，在減低系統錯誤率上則迄未提出具體作為。 事實上，近年來公共工程ＢＯＴ案問題連連，政府焦頭爛額，卻完全未學到教訓。以「史上最失敗的ＢＯＴ」之高鐵案為例，在首任董事長殷琪下台後，至今累積巨額虧損懸而未決，政府對於「接管」只敢說、不敢做，只能換上官派董事長勉力撐持。這些局面，都能一味推給ＢＯＴ嗎？ 從高鐵、高捷到ＥＴＣ，政府對ＢＯＴ案應有刻骨銘心的教訓。教訓一：政府和企業界合作ＢＯＴ，首須「慎始」，從招標、審議、到簽約，每一環都需謹慎布局。政府是掌握公共資源的一方，而且是在「施政一貫性」原則下負有監督責任的一方，何以這幾個大型ＢＯＴ案，都只見官員怪罪前任「合約簽得不好」？高鐵案最著名的「政府應買回」條款（原本設計是「政府得買回」），外界指責是因殷琪與民進黨關係良好而導致政府節節退讓；事實上，高鐵得標和簽約都是在國民黨執政期間。馬政府任內成立「高鐵應變處理小組」，毛治國也說高鐵是「半吊子ＢＯＴ」；但這筆爛帳要算到誰頭上？ ＥＴＣ的情況亦然，前交通部長林陵三的機要秘書宋乃午因收賄、洩密被重判十一年徒刑，遠通也曾被判決喪失最優申請人資格，但在政治介入下仍能一路闖關至今。如今，又傳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前年審核ＥＴＣ使用頻率時，即因意見分歧，有委員具名留下不同意見書，並「預告」可能產生干擾４Ｇ頻道的後遺症。這一路下來，諸多參與官員不時流露「都怪當年」之怨，卻不問為何業者與政府討價還價的功力得寸進尺，其律師團保障合約利益滴水不漏，而政府總落為收爛攤子的一方？ 教訓之二：不論合約訂得好不好，政府總有監督及要求執行的權力，並握有《民營公用事業監督管理條例》的尚方寶劍。高公局近日宣布將訂定「關鍵積效指標」作為開罰依據，並強調是為使用路人安心而在合約之外作出額外要求；這種說法，不可思議。事實上，政府連合約內的條件都未能嚴格要求業者；例如，啟用前的抽查測試，證實是敷衍了事；例如ＮＣＣ當初通過頻率審核時，即附有嚴格的附帶條款。又如，據傳遠通當初能擊敗中華電信、宏碁等對手而得標，優勢即在其對收費站人員的安置計畫；如今為何卻未履行，交通部豈能不追究原委？ 國道收費本質上是公用事業，本來就是應受監理的產業，哪會因為是ＢＯＴ，就僅受《促參法》規範？再說，政府要規範ＥＴＣ，大可運用《民營公用事業監督管理條例》所授與的權力，何需推諉合約訂得不好，何需強調「超越合約的要求」？反觀業者，遠東集團之下亦有銀行，徐旭東敢對存款戶說出「喜歡退就退」嗎？當然不敢，因為一來會擔心擠兌，二來知道有「金管會」監管。遠東集團之下亦有電信業務，難道不知《電信法》之嚴苛？遠通今天對ＥＴＣ如此有恃無恐，實在是政府與業者雙方都錯估了ＢＯＴ。 非不能也，實不為也，與其高公局邀民間技術專家組「稽核委員會」，不如由政府立即邀財經法律專家來重新認識對ＢＯＴ之所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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