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過二○一三，二○一四年有可能成為兩岸關係發展關鍵年。馬習會能否在二月王張會後，於北京ＡＰＥＣ峰會實現，將成為人們關注焦點。 儘管王張會與馬習會層次不同，但兩者之間仍會有微妙的有機聯繫。王張會是兩岸「雖互不承認主權，但又互不否認治權」的體現，這其實是兩岸關係的重大進展。為了鞏固得之不易的進展，兩岸不妨思考：一、陸委會與國台辦可建立常態性的交流機制，通過包括備忘錄在內的可能方式，讓雙方交流制度化；二、以這種制度化為基礎，建構兩岸未來可能的政治對話的平台；三、以此平台為槓桿，協商馬習會相關事宜；四、擴及兩岸其他治權機構的制度化交流；五、面對中華民國存在的現實，確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依九二共識及一國兩區框架延伸而成的「一個中國」架構下兩個並存的治權認知。 兩岸可通過王張會形成某種形式的共識聲明，確立北京ＡＰＥＣ峰會期間的馬習會，是依九二共識及一國兩區框架延伸而來的「一個中國」架構舉行的原則。這或許可以創造落實馬習會的必要條件。 不過，馬習會要能落實的充分條件是大陸心態的改變。ＡＰＥＣ峰會所以採取經濟體領袖參與的方式進行，原本就已將兩岸關係的因素納入考慮，因此，大陸若顧慮在北京峰會期間舉行馬習會會造成所謂「兩個中國」，實屬不必要。而一九九二年的西雅圖模式規定，我們只能派經濟相關首長代表最高領導人參加ＡＰＥＣ峰會，實屬多餘，而且，這個模式只是反映當時的兩岸關係，大陸應與時俱進，創造一個能反映兩岸目前關係的新的北京模式，讓馬總統能以台澎金馬（中華台北）經濟體領袖身分參加北京ＡＰＥＣ峰會，同時以台灣地區領導人身分，和習近平正式會面。而在峰會場內外，馬總統則以經濟體領袖身分，和習近平禮貌性的會晤。 此外，大陸可能會希望，藉著馬習會推展兩岸的政治協商，甚至可能要求馬習會要形成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共識聲明，因此，在邁向馬習會的過程或馬習會本身，其中的政治氛圍將會悄然出現，兩岸經政並行的格局也將確立。為了因應這種形勢的發展，我們似乎應該考慮成立，由政府主導的跨黨派「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藉以凝聚共識。 兩岸應抓住得之不易的契機，擺脫西雅圖模式及相關路徑依賴的束縛，實現馬習會，促進兩岸關係更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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